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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旧制度的法国领土广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一直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它的实力又不够充实，管理国家的效率也不够高。它在大陆上受到限制，在海上又被牵制，因而不可能战胜由于它自己的野心必然激起的敌国联盟。法国的所作所为，加强了而不是打乱了欧洲列强的多极体系。只有当大革命改变了它的国力，而后被雄才伟略的拿破仑恰当地动用起来以后，法国才得以让欧洲大陆在一段时间里对它俯首帖耳。但即使如此，它的成功也只是暂时的。任何军事天才都无法保证法国对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的永久控制，更不用说俄国和英国了。
在几条战线上同时面对几个潜在的劲敌，这个地理战略上的问题并非只困扰着法国。不同的只是因为法国自己反复的侵略和长期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使这个问题更为严重罢了。这一时期的两个德意志大国，哈布斯堡帝国和勃兰登堡…普鲁士也因为其地理位置，注定要处理同样棘手的问题。对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来说，这并非什么新鲜事务。他们管辖的形状极不规则的领土联合体（奥地利、波希米亚、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匈牙利、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以及1714年以后的尼德兰南部，参看地图5），再加上其他强国同这些领土所处的地理位置，都迫使哈布斯堡王室要想保住帝国的遗产，就不得不在外交上和军事上使尽浑身解数。若要扩大这份遗产就需要更多的聪明才智或者还需要吉星高照，也许两者都不可缺少。
这样，虽然同土耳其的几次战争（1663—1664年，1683—1699年，1716—1718年，1737—1739年，1788—1791年），显示出哈布斯堡的军队全面加强了在巴尔干的地位，但同日趋没落的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也耗尽了维也纳在这些时期的大部分精力。比如说，当1683年土耳其人兵临帝国首都城下时，利奥波德一世不得不对法国保持中立，虽然就在同一年发生了路易十四“重新合并”阿尔萨斯和卢森堡的挑衅事件。在九年战争（1689—1697年）和稍后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2—1713年）时期，由于维也纳在此以前已经成为强大反法联盟的一员，它此时顾此失彼的矛盾才不那么显著。但即使在这一时期，这个矛盾也并未完全消失。哈布斯堡王室对外既要在欧洲保护其总体利益，在普鲁士崛起之后又要在德意志内部特别加以防范。18世纪晚期的许多战争对哈布斯堡王朝来说都更加变幻莫测。至少从1740年普鲁士夺走西里西亚省之后，维也纳在制定其外交和军事政策时总得用一只眼睛牢牢地盯住柏林。这必然使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变得空前复杂：要在德意志内部阻止普鲁士的崛起，奥地利人需要在西方求得法国的援助，并更经常地在东方请求俄国的帮助。但是法国本身也是靠不住的，还时常需要英奥联盟加以钳制（例如1744—1748年间）。此外，俄国的步步崛起也是一个新的麻烦，特别是当沙皇的扩张威胁到立足于巴尔干领土的奥斯曼人的时候，因为维也纳也觊觎着这片土地。最后，当拿破仑帝国的挑衅威胁到欧洲所有其他列强的生存时，哈布斯堡帝国为了同法国霸权作斗争，除了参加任何可以利用的强大同盟以外，别无其他选择。
奥地利的弱点，在18世纪初反对路易十四的同盟战争和18世纪末反对波拿巴的同盟战争中，也许反而不如在这之间的那些战争冲突中暴露得更充分。特别是1740年以后针对普鲁士的长期战争最能说明问题，它向人们表明：虽然这一时期在哈布斯堡领土上进行了军事、财政和行政管理改革，维也纳仍不能战胜另一个比它小的德意志国家，后者在军队、收入筹集和官僚机构管理效率等方面都要有效得多。此外，非日耳曼国家，法国、英国和俄国的意图也越来越清楚，它们既不希望奥地利消灭普鲁士，也不希望普鲁士吞并奥地利。从更大的欧洲范围来讲，哈布斯堡帝国已降为准一流大国，这种地位一直保持到1918年。它当然还没有跌落到西班牙和瑞典之类国家的地位，并且避免了落在波兰头上的命运。但是，由于它权力分散，民族众多，经济落后，维也纳历届政府要把它变成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宏伟蓝图一次次地成为泡影。然而，要说奥地利已进入穷途末路还为时过早。正如奥尔温·赫夫顿所说，“奥地利帝国坚持拒绝趁机解散（对一些人来说简直是违反常理）。”这说明它仍然具有潜在力量。每一次灾难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又一轮改革，即所谓“重建”。尽管维也纳在着手进行改革时总是困难重重，但帝国仍然拥有相当可观的潜力。每一个研究哈布斯堡王朝衰落的历史学者，对于1792—1815年近24年间面对法兰西帝国势不可挡的大军时，奥地利的军事抵抗所显示出的顽强，都会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解释。
普鲁士的情形，在地理战略上同奥地利十分类似，尽管他们国内情形大不相同。普鲁士的迅速崛起并成为北部德意志最强大王国的原因是尽人皆知的，这里只需要列举一下：大选帝侯（1640—1688年在位）、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年在位）和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等三位领袖的组织和军事天才；由容克贵族充当军官、花掉国家赋税收入4/5的一支英勇善战的普鲁士大军；建立在规模广大的王室产业以及政府对工商业的鼓励基础上的相对的财政稳定；雇佣外籍士兵，任用外国企业家；以及在军需总监领导下闻名于世的普鲁士官僚机构。而且，普鲁士生逢其时，正赶上瑞典的崩溃和动乱不安，混乱而衰微的波兰被瓜分豆剖，而维也纳在18世纪初的几十年中又被一场场战争和哈布斯堡帝国王位继承问题搅得狼狈不堪，这些都是的的确确的。因此，如果普鲁士国王们能抓住良机的话，实际上有许多绝妙机会在等着他们。不仅如此，在填补1770年后北欧出现的“权力真空”时，普鲁士还从它与其他大国所处的相对地理位置上获益匪浅。俄国本身的崛起，有助于牵制（或削弱）瑞典、波兰和奥斯曼帝国。而法国又远在西方，通常构不成致命的威胁。事实上，法国有时还可以作为普鲁士反对奥地利的同盟。另一方面，如果法国大举入侵德意志的话，法国就很有可能遭到哈布斯堡、汉诺威（因而还有英国），可能还有荷兰以及普鲁士的反抗。最后，如果这一联盟失败，普鲁士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同法国握手言和。对于柏林来说，反法联盟有时是有用的，但并非必须参加。
普鲁士的早期国王们拥有外交和地理上的种种有利条件，他们纵横捭阖，得心应手。夺取被一些人称之为东部工业区的西里西亚，极大地增强了普鲁士的军事经济实力。但是当外交关系不再那么有利时，当腓特烈大帝强大的邻国决心对他的狡诈进行惩罚时，普鲁士在欧洲事务中实际力量的不足，它有限的版图和人口的弱点在七年战争中就暴露出来了。仅仅由于普鲁士国王及其训练有素的军队不屈不挠的努力，加上他的敌人之间缺乏合作精神，才使腓特烈面对可怕的“包围”得以侥幸逃脱覆灭的危险。但是这场战争使普鲁士在人力物力上都损失惨重，加上18世纪70年代以后它的军队固步自封，逐渐僵化，柏林根本无力抵抗以后来自俄国的外交压力，更不用说抵抗1806年拿破仑的大胆攻击了。即使晚些时候由沙恩霍尔斯特、格奈森瑙和其他军事改革家领导的重建工作，也无法掩盖其1813—1815年间仍然虚弱的国力。军事上，它那时已经处在俄国的下风。经济上严重依赖来自盟国供款者英国的津贴。它独自还是对付不了法国。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年在位）的王国像奥地利一样，在一流大国的行列间排在末席，并且一直到18世纪60年代工业和军事变革以前都是如此。
与上述国家比较起来，两个遥远的大国，俄国和美国，相对说来固若金汤。它们没有18世纪困扰中欧国家的战略上两面临敌的困难。的确，这两个未来的超级大国都有一条“支离破碎的疆界”要防守，但无论美国穿越阿勒格尼山脉和大平原的扩张，还是俄国跨过亚细亚平原的扩张，都没有遇到军事上发达的国家对其后方基地造成威胁。它们各自在同西欧打交道时，都享有相对单一“战线”这样一个优势。它们谁都可以向一些已确立其地位的大国挑战或者至少造成一种牵制。同时两国由于远离欧洲战场，仍可以安享免遭攻击的地位。
当然，谈到1660年到1815年这样漫长的一段时期，应该强调美国和俄国的影响在这一时期末比这一时期初更加明显。实际上，在17世纪60和70年代，欧洲人的“美洲”不过是一些孤立的沿海定居点。而彼得大帝统治（1689—1725年）之前的莫斯科公国，几乎是同样遥远，甚至更加落后。在贸易上，两者都是“不发达”国家，是木材、大麻和其他原料的生产国，都是从英国和联合省采购工业品的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与其说美洲大陆是一个实力因素，毋宁说它自己是列国角逐的对象。是英国在七年战争结束时（1763年）压倒一切的胜利改变了这种情况。这次战争的结果使法国被赶出新斯科舍和加拿大，西班牙被赶出新佛罗里达。一旦消除了以前促使他们效忠于威斯敏斯特的外国威胁，美洲的殖民者们这时就可以坚持认为，他们同英国仅仅是一种名义上的联系，如果哪个帝国政府以某种原因否认这一点，就会招致叛乱。更何况到1776年北美殖民地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这以前，它的200万人口每30年翻一番；它们向西扩展，经济上欣欣向荣，而且有自给自足的粮食和其他许多商品。正像英国人在以后7年付出大量代价才发现的那样，这意味着叛乱各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