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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福利，当然，后来还有源源不断的粮食、肉和棉花到来。但要理解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发现在几十年内对增强大陆西部的繁荣和实力的巨大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人们无需过早谈论后来19世纪的全球性世界经济。像渔业这种大宗贸易在捕鱼和销售方面都需要雇佣大量人手，这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经济。而这一切对欧洲造船工业造成了最大的刺激，把大量手工工匠、供应厂商、商人和承保人等都吸引到伦敦、布里斯托尔、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及其他许多港口周围。其直接效果是使很大一部分西欧居民、而不仅是少数上层代表人物，对海外贸易成果发生了一种持续的物质兴趣。
如果在这一个商品单子上再加上俄国向大陆发展的贸易，即从俄国运到西欧的毛皮、皮革、木材、麻、盐和粮食，那么学者就有理由把这描绘为一种“现代世界体系”的发端。开始时是许多单独的扩张，它们确定不移地汇合为一个连锁体：几内亚沿岸的黄金和秘鲁的白银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用于支付从东方来的香料和丝绸；俄国的冷杉和木材帮助它从英国采购铁炮；粮食从波罗的海途经阿姆斯特丹运到地中海。这一切造成一种持续的相互作用——欧洲的进一步扩张，带来新的发现，因而带来贸易机会，结果是额外的收获，这又刺激了更大的扩张。这不一定就是一帆风顺的，欧洲的大战或内乱会急剧减少海外活动。但殖民强国几乎从不放弃自己的囊中物，而且在短期内新的扩张浪潮和探险又会开始。如果已经确立起来的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开发它们占有的阵地，毕竟还有别的国家想取而代之。
最后，这是为什么这个机制如同以前一样继续起作用的最大原因：欧洲国家已经很尖锐的多重竞争，更发展到大洋彼岸的领域。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虽曾极力保住罗马教皇分配给它们的对外部世界的垄断地位，但它们简直就不可能保住，特别是当人们认识到并不存在从欧洲通向中国的东北通道或西北通道以后。还在1560年以前，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船只已冒险穿越大西洋，稍后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英国呢绒业的衰落和尼德兰起义加快了这一过程。在国王和贵族的庇护下，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大商人的资助下，以及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造成的一切宗教和民族主义狂热的推动下，新的商业和掠夺性远征从西北欧出发，以获取一份赃物。既然有获得荣耀和财富、打击竞争者和增进本国资源，以及把新的精神变成真诚信仰的前景，还可能有什么相反的论据提出来反对进行这种冒险呢？
这种日益加剧的商业和殖民竞争的比较合理方面，是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平行发展。无疑这一时期的许多进步都是军备竞赛和争夺海外贸易的副产品，但其最终的好处却超越了它们不光彩的起源。改进了的制图学、航海图、望远镜、气压计、海面高度仪和装有平衡架的罗盘等新仪器，以及更好的造船方法，都有助于使海上旅行成为风险较少的旅行方式。新的庄稼和植物不仅带来了更好的营养，也是对植物学和农业科学的一种促进。冶金技术以及实际上整个炼铁工业取得迅速进展，深层采矿技术取得同样进展。天文、医学、物理和工程学也得益于日益加快的经济步伐和科学价值的提高。富于探索精神的理性头脑进行着更多的观察、更多的实验；而印刷业除了印制本国语的圣经和政治论文外，还传播着这些发现。这种知识爆炸的积累性作用，支撑着欧洲技术优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优势的进一步增强。甚至强有力的奥斯曼人，至少是他们前线的战士和海员在16世纪末以前都感受到这方面的某种影响。对其他活力更差的社会来说，其影响就更为严重。不管亚洲某些国家是否起飞进入自发的商业和工业革命，它们会完全不受干扰这一点似乎很值得怀疑；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在比较先进的欧洲国家占据了世界强权阶梯的顶上几级以后，其他社会是极难再攀登并超越其上的。
似乎可以这样说，这种困难是多方面的，因为向上攀登阶梯不仅需要获取欧洲的装备甚至欧洲的技术，而且要全面借鉴使西方社会不同于其他一切社会的那些一般特征。这意味着有一种市场经济，即便不是亚当·斯密提出的那种程度的市场经济，至少商人和企业家不会经常受到威慑、阻挠和掠夺。这同样意味着要有一种权力中心的多元化，每个中心都应尽可能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以免出现一种强加的东方式专制制度的集权化前景，而创造出进步的刺激竞争的一切可能前景，尽管会有骚动，偶尔伴有残忍。推而广之，这种削弱经济和政治的僵化会意味着同样削弱文化和思想的正统观念，这是一种探索、争论和实验的自由，是信仰改进的可能性，是关心实际而不是抽象的事物，是一种蔑视达官贵人的信条、宗教教条和传统民俗的理性主义。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牵扯许多积极因素，而是阻碍经济增长和政治多样化障碍的减少。欧洲的最大优势是它较少被其他文化所羁绊。
虽然不可能对此加以证明，人们会猜想，根据它固有的某种内部逻辑，这种种一般特征是相互关联的，而且都是必然的。欧洲的优势是经济自由放任、政治和军事的多元化以及智力活动自由的一种结合，这些因素在经常的相互作用中产生了“欧洲的奇迹”。因为这种奇迹在历史上是独特的，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只要模仿其全部组成部分，就可以在别的地方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在明代中国、中东和亚洲的穆斯林帝国或上面考查过的任何其他社会都不存在这种关键成分的融合，于是，当欧洲已发展为世界舞台的中心时，它们却似乎仍停滞不前。
【注】
［1］指穆罕默德。——译者
［2］休达，在摩洛哥最北端，即直布罗陀海峡东南的一个港口，属西班牙。——审校者注
［3］ 在16世纪90年代的一个短暂时期，有所恢复的中国沿海舰队曾协助高丽人抵御了日本人两次入侵的尝试。但即使明朝海军的这部分残余力量随后也衰落了。
［4］1066年10月14日，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者）在英国哈斯丁斯登陆，后自立为英国国王。
［5］马修·加尔布雷斯·培里（1794—1858），美国海军准将，1853年率舰队到达日本。1854年2月又率一支舰队到日本神奈川，强迫日本签订《日美和好条约》。
［6］普雷斯特·约翰，传说中的一位基督教徒国王和牧师，据说曾统治远东或非洲的某一王国。——审校者注
［7］列奥那多·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美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和哲学家。——审校者注
尽管科技的进步和军事的竞争推动着欧洲各国以其通常的互不相让，各显其能的方式向前发展，仍有可能有一个国家凭借充足的资源而脱颖而出，控制整个欧洲大陆。
欧洲能在经济、军事方面雄居世界之首，亦得益于16世纪欧洲内部的权力斗争。当时，在相互竞争的欧洲国家之中，谁能积累足够的资源，超过和控制其他国家，尚未形成定局。在1500年后的150多年中，哈布斯堡家族的联合体，几乎成为欧洲政治和宗教势力的主宰。这一囊括整个欧洲大陆的联合体，是由这一家族的西班牙和奥地利成员所统治的王国、公国及省份组成的。本章的中心内容为：叙述这场旷日持久的争夺，以及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联合打击之下，哈布斯堡欲为欧洲之王的野心最终破灭的历史。到1659年，即西班牙终于在《比利牛斯和约》［1］上认输之时，欧洲已出现了政治多元体，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个政治多元体，包含五六个主要国家，另有几个小国。在这些主要国家之中，哪个在大国权力体系的变动中得利最多，将在下一章中叙述。到17世纪中叶，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军事集团有能力成为欧洲之王，而在此前几十年，却有几次似乎像要出现欧洲之王。
在这一个半世纪里，为争霸欧洲而进行的战争，在错综复杂的程度和性质上均不同于1500年以前的战争。在此前100年内所发生的战争是地方性的，如意大利各国之间的冲突、英国和法国王室的争斗，以及条顿骑士对立陶宛和波兰的战争，就是有代表性的典型例证。而在16世纪开始后，这类传统的地区性争斗，已被规模大得多的、为争霸欧洲大陆而进行的战争所掩盖和替代。
第二部分 角逐的目标与纪年 一 角逐的目标与纪年
虽然任何卷入这场大规模斗争的国家都各有其特殊原因，但造成欧洲战争升级和扩大范围的普遍原因有二。其一，是宗教改革，导火线是1517年马丁·路德对教皇专权的反抗。这为传统的王朝斗争增加了凶险的新内容。由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原因，宗教改革以及它的对立面，即天主教对异教运动的反改革，都倾向于将欧洲南半部与北半部分开，把新兴的、以城市为基础的中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分开。在这一大分化及归类中，当然会有不少例外情况。但基本的一点是，基督教社会分裂了，欧洲大陆有许多人被拉入了为教义而进行的超国界的斗争。直到17世纪中叶，当宗教战争的过火行为和徒劳无益使人们消极退缩下来时，他们才普遍地或许亦是勉强地承认对欧洲教派的分裂。
使得1500年以后的战争更为广泛和复杂的第二个原因，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王朝联合体。该联合体的领土，从直布罗陀到匈牙利，从西西里到阿姆斯特丹，形成一个网络。欧洲自700年前查理大帝时代以后，再没有过如此庞大的家族王朝。哈布斯堡王室家族起源于奥地利，这些统治者不断地想方设法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