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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即使别人在掠夺和驱逐商人的时候，欧洲总有一些王公和地方贵族愿意容忍商人及其行为方式，而且如文献所载，受压迫的犹太商人、破了产的佛兰芒纺织工人和受迫害的胡格诺教徒，迁移时都随身带着他们的专门技艺。一个莱茵兰的男爵因对商旅过度征税而发现，商路改到别的地方，他的收益不翼而飞了。一位赖债的君主，在面临下一次战争威胁并急需资金去装备他的陆军和舰队时，很难再借到一笔贷款。银行家、军火商人和手工工匠都是社会的重要成员，而不是敲边鼓的。大部分欧洲政权逐渐地、不平衡地与市场经济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国内秩序和非独断专行的法律制度（甚至也对外国人提供），并以税收形式得到日益增长的商业利润的一部分。在亚当·斯密创造出准确词句以前很久，西欧某些社会的统治者就已默认，“为了把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的野蛮状态发展到最大限度的繁盛，除了和平、轻税和宽容公正的政府以外，就不再需要什么了……”有时那些较少洞察力的领导者，如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君主或法国一个偶尔上台的波旁国王，企图杀掉下金蛋的鹅，但结果便是财富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实力的衰退。
可能导致政权中央集权化的唯一因素，是一个国家的火器技术取得非常重大的突破，以致所有敌人都被压垮或慑服。在15世纪欧洲经济和技术发展速度加快的同时，大陆的人口从黑死病的打击下刚刚恢复过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正在欣欣向荣，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如前所述，正是在从1450年至1600年这一相当长的时期内，“火药帝国”在其他地方确立起来。俄罗斯、德川时期的日本和莫卧儿的印度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它们说明大国领袖一旦掌握了火器和大炮，就能迫使所有的对手臣服，这样的一些领袖的确能使大国改变形象。
此外，因为新的作战技术较多地发生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而不是在别的地方，一项这样的突破可能帮助某一个国家压倒其竞争对手，这并非难以置信。已有迹象说明军事实力在日益集中。在意大利，使用弩手队（必要时由矛兵保护）结束了骑士以及随其出征的训练不良的封建民兵时代；但同样清楚的是，只有像威尼斯和米兰这样比较富裕的国家才能养得起由有名的雇佣兵队长指挥的新式军队。其次，到大约1500年，法国和英国的国王已经在国内获得大炮垄断权，因而如有必要，能够粉碎特别强大的臣属，即便后者躲到城堡高墙后面也在所难免。但是这种趋势是否最终会导致更大的、横跨欧洲的超国家的垄断呢？这必定是1550年前后许多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当时看到在皇帝查理五世统治下发生了领土和军队的广泛集中。
对哈布斯堡称霸欧洲这一特别企图及其失败的详细论述将在下一章进行。但这里将它不可能把统一强加给整个欧洲大陆的较一般性原因，做一简单说明。多个经济和军事实力中心的存在再次成为基本原因。没有一个意大利城邦可以在不受他国为维持均势而进行干预的情况下加强自己；没有一个“新君主政体”可以在不刺激竞争对手寻求补偿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领地。到宗教改革顺利地、确实地进行时，在传统的均势竞争之外又增加了宗教对抗，这就使政治集权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然而，真正的解释要深一步，毕竟竞争者和交战集团之间存在着恶感这一简单的事实，在日本、印度和其他地方都能见到，但并没有妨碍最终的统一。欧洲的不同之处在于，每一支竞争力量都可以接触新的军事技术，所以没有一个政权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例如，瑞士军队和其他雇佣兵都准备为任何能够付款的人效力。没有独一无二的生产弩机的中心或生产炮的中心，不管是早期的铜炮或晚期较便宜的铸铁炮。这些武器可以在接近森林地带矿床的地方，如中欧、马拉加、米兰、列日，后来在瑞典生产。同样，造船技术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各个港口的传播，使一个国家极难垄断海上实力，这必然有助于防止征服和消灭坐落在海那边的武器生产竞争中心。
那么，如果说欧洲分散的国家体系是集权化的巨大障碍，那就不是同义语的重复了。因为存在着许多竞争的政治实体，它们大多具有或能够购买维护自己独立的军事手段，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称霸大陆方面取得突破。虽然欧洲国家间这种相互竞争的作用，似乎可以说明缺乏统一的“火药帝国”的原因，但乍看起来不能说明欧洲稳步兴起而占全球领先地位的原因。如果把1500年新君主国家掌握的军队，用来同苏丹的庞大军队和明帝国的众多军队作战，究竟是否会显得太弱了呢？在16世纪早期甚至17世纪，在某些方面是这样的；但在这后一时期，军事实力的均势迅速地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变化。为解释这种变化，必须再次说明欧洲权力的分散。首先在城邦和随后在较大王国之间进行的原始形式的军备竞赛产生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将要产生什么。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有社会经济根源。既然意大利交战的军队不再由封建骑士及其侍从组成，而是由商人支付和特定城市的行政长官监督的长矛兵、弩手和（侧翼）骑兵组成，因此该城市会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求实现所付金钱的价值，尽管雇佣兵队长们耍尽花招，以免自己成为冗员；换句话说，城市需要能迅速取胜的那种武器和战术，以使军费降下来。同样，既然法国15世纪末期的君主有了一支自己直接控制和支付的“全国性”军队，他们就急于看到这支力量产生决定性的结果。
根据同样的理由，这种自由市场制度不仅迫使大量雇佣兵队长为签订合同而进行竞争，也促进手工工匠和发明者改进他们的产品，以争取新的订货。虽然武器的这种螺旋上升在15世纪早期的弩机和盔甲片生产中已经可以见到，但在以后50年该原则又扩大到火药武器的实验。这里回顾一下以下事实是重要的：当最初使用大炮时，西方和亚洲在大炮的设计和效力方面都没有多大差别。发射石球和产生轰然巨响的巨大炮管显然看起来很了不起，并曾起过作用，就是土耳其人曾用于轰击君士坦丁堡城墙的那种炮。然而，似乎只有欧洲才存在不断在技术上进行改进的动力：在火药粒方面，在用铜和锡合金铸造小得多（但火力同样强大）的大炮方面，在炮管和炮弹的形状及结构方面，在炮架和炮车方面。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大炮的火力和机动性，给了这种武器的所有者摧毁最坚固堡垒的手段，用强大铜炮装备起来的法军1494年入侵意大利时，意大利城邦惊恐地领教了它们的威力。所以毫不奇怪，发明家和有学问的人都被怂恿去设计某种能抵消这种大炮威力的东西（同样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时期列奥那多［7］的笔记里就有一种机关枪、原始坦克和蒸汽动力炮的草图）。
这并不是说其他文明没有改进他们早期的、构造简单的武器。它们经常通过模仿欧洲样式或说服欧洲来访者（如在中国的耶稣会会员）出让他们的专长，来进行改进。但因为明朝政府享有大炮的垄断权，而且俄国、日本和莫卧儿印度不久也取得了这种垄断权，既然它们的政权已经确立起来，改进这种垄断权的诱因就要小得多。中国人和日本人转向闭关自守以后，就忽视了发展武器生产。伊斯兰兵因固守传统的作战方式，对大炮的兴趣比较冷淡，直到后来为时已晚，难以赶上欧洲的领先地位。面对不太发达的民族，俄国和莫卧儿军队的指挥官们没有改进武器的迫切需要，因为他们已经拥有压倒敌人的军队。正像在一般经济领域一样，欧洲在军事技术这个特别领域受到繁荣武器贸易的刺激，取得了对其他文明和实力中心的决定性领先地位。
这种武器螺旋上升的两个进一步后果需要在这里提一下，一个后果是确保了欧洲政治的多元化，另一个后果是它最终获得了海上霸权。第一个后果很简单，可以简单叙述。在1494年法国入侵后的1/4世纪以内，甚至在此之前，意大利人就已发现，城墙以内突起的土木工事可以大大地减少大炮轰击的效果；当炮弹射进坚实的土堆时便失去对外墙的那种破坏作用。如果在各种这类土木工事前面再有一条深壕（后来又有一系列构造复杂的设防棱堡，滑膛枪和大炮可以从这里发射交叉火力），它们就会形成围城步兵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恢复了意大利城邦的安全，或者至少是那些未落入外国征服者之手的，以及那些拥有建造和守卫这种综合防御体系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的城邦之安全。这也给了那些参与防御土耳其人的军队一种优越性，如马耳他和匈牙利北部的基督教守卫部队很快发现的那样。首先它阻碍了欧洲一个傲慢强国对叛乱者和竞争者的轻易征服，这就像伴随尼德兰起义的持久包围战所证实的那样。如果敌人有可以退守的坚固设防基地，在开阔战场获得的胜利就不能成为决定性的。德川幕府或印度的阿克巴通过火药所取得的权威，在西方没有被模仿，西方的特点仍旧是政治的多元化及伴随发生的、你死我活的武器竞赛。
海上“火药革命”的影响甚至更为广泛。以前，北欧、伊斯兰世界和远东在中世纪末期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