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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馨在电话里哭了十几分钟，才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们，田振峰在美国这一年里，已经另外有了一个女朋友，是和他同一个导师的同学。更糟糕的是，他们已经同居了。田振峰一把她安置好就跟她摊了牌。
“那他不早说？你可是为了他才去那个地方的呀！”我叫了起来。
“他说怕我受不了打击。”
“噢，他以为现在告诉你，你就不受打击了吗？”
“那个女人长得根本没我好看，还戴了副眼镜！”其馨一再重复这句话，好像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不是田振峰移情别恋，而是田振峰居然爱上了一个没她好看、还戴眼镜的女人。
“Son of a bitch！”郑滢用她在TSE考试里得了五十分的美国英语字正腔圆地骂起来，“这个王八蛋太不是东西了。他忘了当初出国的时候他自己是怎么说的？还有那个不要脸的女人，竟然来勾引人家的老公！哼，你告诉她，要把田振峰抢过去，先敲断一根手指头！不行，你把他电话号码给我，既然他拎不清，我现在就打过去帮他把脑子拎拎清！”
以郑滢的个性，退回几百年去绝对是个“侠女十三妹”的料子，可是，她实在不善于安慰人。
我抢过电话，“我说，你不要哭啊，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你哭也没有用的。再说，这也未必就一定是坏事……记不记得我们看过的那部电影《秋天的童话》？里面钟楚红也是一到美国就被陈百强甩了，但后来不就碰到周润发了吗？呐，陈百强要是不甩掉她，她也就不会有机会跟周润发谈恋爱，对不对？所以说呢，她被陈百强甩掉，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一件好事，要不然，她就算碰到了周润发……”好像我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张其馨只是哭得更加厉害。
“他口口声声说，要对那个女人负责。早知道，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让他对我负责好了！”我们暗暗在心里庆幸其馨那时没有干出什么浪漫而愚蠢的事情，她却竟然在后悔。
这一通电话从八点打到十点半，最后，张其馨平静下来，说：“我打算转学，越快越好。最好就是下个学期。我没办法在这里面对他们两个。”
“好啊，说不定你还能去个更好一点的学校。”
“我想去旧金山，”其馨说，“我这就联系学校。”
搁下电话，已经十一点多，但我和郑滢睡意全无。我打开录音机的小喇叭，开始放歌。那天放的，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张信哲近乎完美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
既然爱了就无怨无悔
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
我的爱如潮水
爱如潮水把我向你推
……
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买醉
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
你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这是一首伤心的情歌。不知为什么，好听的情歌十有八九都是伤心的。
郑滢说：“杜政平今天打电话来你怎么不接？”
“烦死了，几天一个电话，又没什么话说。”
她转过头来，“你对他很不好噢。”
“我有责任对他好吗？”
“你对他不好，是因为你知道他喜欢你，你却不喜欢他。女人对自己不喜欢的男人都冷酷无情。”
“他喜欢谁，关我什么事？”我突然想起张其馨，“你觉得杜政平和张其馨会不会般配？”
郑滢瞪我一眼，“少无聊。你以为你在赈灾吗？”
“我觉得她很可怜，需要一份新的感情。”
“那也不是杜政平。他对你爱如潮水，已经差不多淹没得克萨斯，要一路淹到新墨西哥来呢。你要他中途改道？做梦。”
我白她一眼，突然想起程明浩。杜政平几天一个电话，他却没有音信。难道，他的“希望”，只是客套？
第二天上完课，我给程明浩发了个电子邮件。我说有个同学打算申请旧金山加大化学系，请他帮忙打听一下春季入学有无拿奖学金的可能。我很高兴张其馨的事给了我这样一个借口。
结尾时，我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虽然我知道他很可能会回一个电子邮件，却依然暗暗盼望他打电话来。我想听听他的声音。
在按下“发送”的前一秒，我犹豫再三，终于在邮件最后加上一句“你好吗？”想了想，又改成“一切好吗？”
第二天，程明浩打电话过来，他说：“我们学校没有化学系。还有，旧金山加大几乎所有系科春季学期都不招生。”
是吗？我的脸一下热起来。我庆幸自己找了一个好借口，却没去想想它成立与否。
“噢，我那个同学目前只是有这个打算，想了解一下情况，”我慷慨地替张其馨撒了个谎，“其实你也见过她，她叫张其馨，跟我们一起来的。”
“是这样。”他的声音很温和，顿了一下，问：“关璐，你好吗？”
“好。”我一直等他问这句话，他问了，我却只说得出一个“好”字。我的气呵在话筒上，热热的。
我问他，“你们那里天气怎么样？”
他的回答出乎意料，“很凉。”
“凉？现在不是夏天吗？”我问。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季’？”
我脱口而出，“瞎说。”
“这可是马克·吐温说的。”
“怎么可能？”我很惊讶。
“就是这样的。下午一到五点，风就吹得人浑身发抖。”
“马克·吐温当时大概在失恋吧。”我说。
“你怎么知道？”轮到他惊讶。
“凭我的直觉。再凉，也只有失恋的人才会觉得夏天像冬天。”
他在电话那头笑起来，“你的直觉很有意思。”
“我考你一下。在马克·吐温出生和去世的两个年份里，也就是一八三五年和一九一〇年，都出现了一种罕见的自然现象。是什么？”
“地震？”
“不对。”
“龙卷风？”
“不对。是自然现象，不是自然灾害。”
“我真的猜不出。”他放弃了。
“什么东西每隔七十六年在地球上出现一次？”
“哈雷彗星！”他立刻叫了起来。
“孺子可教嘛。”
“我小学参加天文兴趣小组，一九八六年哈雷彗星回归，学校组织过观看。”
“看见了吗？”
“没有。大概我们的器材比较差。你呢？”
“我对星星月亮没兴趣。不过想想真可惜，一辈子才一次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不要紧，再过六十四年，它又会回来，那时候再看好了。”他的语调很轻松，好像说的不是“六十四年”，而是“六十四天”。
“再过六十四年？我都八十五岁了，”我笑了起来，“我能活那么久吗？”
“我还比你大一岁呢，我们肯定能活那么久的，”他话里的“我们”给了我一种“地老
天荒”的感觉，让我心里很温暖。
第二天，我和郑滢从学校回家。下午五点钟，正是一天里面最热的时候。我们顶着太阳骑自行车，车胎下面的柏油马路黏黏的，像嚼了一半的口香糖，散发出刺鼻的味道，路边闪过一棵棵形状各异、比人还高的巨型仙人掌。
郑滢一边擦汗一边抱怨，“这鬼地方怎么热成这样？”
“旧金山就很凉快。”
“关旧金山什么事？”
“八六年你看见哈雷彗星了吗？”
她摇摇头，“没看见，也不想看。那时候很多人瞎说世界末日快到了，我当时在暗恋我们班班长，就给他写了封信。那个男生大概从没收到过情书，少见多怪，竟然去交给老师，班主任把我一顿好骂。我的初恋就这么夭折了。”
“他叫什么名字？”
“忘了。”
“信里说什么？”
“说假如世界末日来临，我希望和他死在一起。是不是很恶心？十几年前我希望和那个男人死在一起，现在却连他的名字也想不起来。”
“如果现在就是世界末日，你会希望和谁一起死？”我问郑滢。
“反正不是你，”她嘻嘻一笑，“说正经的，假如世界末日来临，我会一个人找个角落安安静静地死。”
“为什么？”
“我怕那个说好要和我一起死的男人在最后一刻扔下我去逃命。与其那样，不如不要。”
郑滢的爱情观总是快我两拍，我永远跟不上。我宁肯相信会有人真心实意愿意和我死在一起。
她狠狠地蹬一下车，叹口气，“我要是一直跟着‘亨特’，世界末日就真的到了。”
“亨特”是我和郑滢给系副主任起的外号，因为他长得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过的一部警匪片《神探亨特》里面的“亨特”，郑滢的助研奖学金就是他给的。这位教授由于两样本事远近闻名：一，擅长拉科研基金；二，善于压榨学生的劳动力。他的实验室门上贴着一张告示：“本室所有助研上班时间为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半，上课除外”，他还叫所有学生把课程时间表贴在实验室墙上，以备监督。他本人每天早上八点风雨无阻准时查勤，生了病也会打电话来，哪个偷懒、哪个迟到，一目了然。
相比之下，我那位长得像汤姆·汉克斯的导师仁慈许多，只是布置工作，叫我定期完成而已。
郑滢坚持了一个多星期，已经怨声不断，“这种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再这样下去，我也要转学。”
郑滢相机里的胶卷冲印出来了。我看着我们在旧金山机场的合照，忍不住打电话给程明浩问他想不想要一张。
程明浩正在感冒，说起话来像拉风箱。
我有点奇怪，“不是都说中国人到了美国，两年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