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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想来想去，总觉得出国没把握，而继续呆在北大读研究生似乎也不坏。于是就做了决定。可这个决定也许就是我大学生活中最糟糕的一个事情，事实上，英文基础比我差的同学，后来GRE考到了2300分；专业书念得很少的同学，也请到了最出名的教授给他写推荐信。假如我早下了决心，未必就如愿以偿，但是不会让自己回想起来后悔。
反省自己，真是一个胆子太小，惰性太大的庸人。而到大四那年的冬天，我还接到了社科院那位老师从美国打来的越洋电话——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电话里她仍然鼓励我说，在国内念完三年研究生之后，一定要争取出去！
当然，我并不是说出国就真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海龟”未必就强于“土鳖”，留学生不学无术欺世盗名的也多了去了。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个人的竞争早已超越了国家的疆界。你要想把自己锻造成世界第一流的人物，那你起码先要去看一看所谓的“世界一流”是何面目。而对于想做学问的人来说，更必须开阔眼界，以期学贯中西。所以我建议每一个大学生都要有一个国际化的视野，争取有一天出去走走看看——这当然也是对我自己的期望。
（一）大三是关键（2）
张锐/任羽中
在很多关键的时刻，我们应该做出一个大胆而且有想像力的决定，挑战自己能力的极限，这样才可能有脱胎换骨般的进步。
（二）主动做社会调查（1）
张锐/任羽中
既然已经拿定了继续念研究生的主意，那么我也要开始着手准备。北大本科生保送读研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不过具体到我们国际政治系还不一样，97级一共70多个毕业生，保送的名额只有5个。系里的政策是按学习成绩排队，学生干部可以有一点点的加分，不过很少，但如果在正式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则可以有很多加分。所以我从新学期一开始就在准备论文——不过还是要说明，写论文、发论文都很可能是为了功利的目的，但是真要写出好的文章，却完全是因为你对研究对象本身抱有纯粹的好奇心。没有一段时期的积累和思考，肯定写不出什么东西。
对自己的专业——国际政治——我一直没有特别强烈的兴趣，在更多的时候我愿意读国际关系史或者中国外交史方面的文献。在大二上学期的时候我就修了《近代国际关系史》，这在很多同学看来可能是比较麻烦的一门课，因为所谓的“近代国际关系”，实际上就是欧洲大国之间的恩怨纠葛。自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之后，欧洲的事情就像是一团乱麻，有各种各样的王朝战争和分赃会议，也有一大群做外交的天才人物涌现出来。仅仅是各个大国王室的世系图，或者有关战争涉及的地名，就需要一个“puter一样的大脑”才能记清楚了。不过我学得比较认真，而且也发现了一些“兴趣点”。比如说所谓的“东方问题”——也就是列强如何瓜分土耳其的问题，这是一个时期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它的牵涉面太广了，几乎把所有的大国关系都包括了进去。所以我决心认真做一点分析。
相关的文献当然很多，通过图书馆的几种检索工具，我和我的一个朋友一起，把近十年来国内发表的重要论文都找来梳理了一遍，并且做了这么一个示意图：
简单地说，我把牵扯进来的六个主要国家都用线连起来，省略掉次要的俄—埃连线和奥—埃连线，于是就得出了十三对关系函数（Function）。然后再逐一分析，到底哪些关系是冲突型的，哪些是相互利用型的，这样六个国家可以分为三类：力图破坏现状的俄、奥，希望维持现状并且抵制俄国的英、法，还有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国土耳其。这三类追求不同目标的行为体，也就构成了一个国际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中，每一对函数的变化，都可能导致其他12对函数的相应变化。
有了这样一个框架，我可以比较清楚地解释几次俄土战争中各个国家的外交行为，也可以说明“东方问题”最终如何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尽管这个题目已经被反反复复地做过，但是我舍得下工夫，做得比较细致，对相关问题的解释又借用了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一些术语和模型，所以这个文章不久就发表出来了。后来我还用这个办法来分析了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边疆问题，梳理了唐、回纥、吐蕃、南诏以及河北割据集团之间的关系，结果也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论。
（二）主动做社会调查（2）
张锐/任羽中
我想，这可能是本科学生写文章的一种办法。由于我们积累还太有限，要发现一个前人很少涉足同时自己的能力又可以胜任的问题并不容易，所以不必回避那些老问题。在资料搜集方面总是后来居上的，你可以比前人更仔细、更全面，也可以尝试着从一些新的角度，用一些新的模式去说明问题。这样的文章，尽管学术价值不大，但对本科生来说，不失为一种训练自己的方式。
读文献是不嫌多的，尤其要努力读外文的东西，否则自己总也摸不清楚门道，总没办法和国际学术的主流“接轨”。但同时，深入中国的社会去调查研究，那才是发现问题的最好办法。纯粹从理论、逻辑当中是不可能发现新东西的，要想写有价值的东西，对社会存在的体验至关重要。由于我所在专业的特殊性（我没办法到四川农村去调查“大国关系”），所以本科阶段也很少主动做社会调查，但是就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来讲，社会学、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凡是在本科阶段有一点学术成果的，都曾经很辛苦地到农村或者城市社区去呆了两三个月。
此外，文科的学生，无论哪一个专业，我都觉得必须读一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以及《江村经济》。这代表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准，也是我们所有后学的入门书。而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更应该是摆在案头的教科书。
（三）寻求本领域最好的导师的指导（1）
张锐/任羽中
大三我上了本科阶段最重要的几门课，也比较多地接触了几位老师。
第一门课是潘维老师的“外国政治制度比较”。潘老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的是“世界政治”专业的博士学位，早年也曾在陈翰笙先生门下读过研究生。潘老师给我们讲课，首先就讲陈翰笙那一代人的学术追求，要我们明白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又为什么做这些。
在很长一段时间，伯克利的政治学系都在全美排第一，于是潘老师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的掌握十分出色，讲课的时候放得很开，一个人在讲台上来回走动，讲各种各样的笑话，而对于各家各派的学说他都要进行批评，真是很狂的样子。当时他还做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主要是批评知识界的“民主迷信”，而我们读了以后觉得很不服气，不仅上课的时候站起来质疑他的观点，而且还写了一篇商榷文章，实际上就想说他的文章太偏颇。后来我才逐渐意识到他那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同时也后悔发表了商榷的文章——并不是说我觉得老师不能批评，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跟老师辩难是好事情，但我开始明白，要想找出人家的漏洞太容易了，难的是建设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你有时间去批评人家，倒不如好好琢磨自己能建设什么。张五常曾经讲了一段话，他说，“我的《佃农理论》发表以后，很多美国的大学学报都有批评我的内容，数之不尽，很多时候，我都不回应。现在过了三十多年，我的文章还在，而那些批评我的文章早就没有人能记得了。我告诉你，历史上从来没有批评或者是回应，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成功的，从来没有过的。”
他这个话是有道理的，所以我现在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商榷、批评性质的文章一律不写。
这一门课听下来，我感觉自己收获很大，尽管心里还是不服气，但是你要想找他的错误，首先就必须去读他读过的那些书，必须很仔细地去想有关的问题。照他的话说，你要不努力读书，就只有被他牵着走了。
第二门课是许振洲老师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许老师在法国念过博士，因此很有一些名士的风度。他讲西方的政治思想，但总是拿中国的事情来印证；他说话也特别注意精炼，因为“话多伤神”。话讲得越少，就可能越精辟，往往一个已经有定论的事情，他也能发人所未发地讲出新的意思来。我们上他的课，先从《雅典政制》读起，最后到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确实也读到了很多有趣的思想。
第三门课叫做《翻译理论与实践》，但是上课的唐士其老师一上来就让我们读《政治学》的英译本，半期考试是翻译《联邦党人文集》的一篇，期末则要翻柏克的一封信。他上课的时候，先把材料发下来，让大家看一会，然后每个人都站起来翻一段，翻完一段他再讲一段，翻不出来的同学就很尴尬。可能是他这样要求比较严格，同时大三下学期大家都忙着考外语找工作去了，所以坚持上这个课的人不多。而我意识到这个课能使我有机会去熟悉经典，所以一直上得很认真。
（三）寻求本领域最好的导师的指导（2）
张锐/任羽中
唐老师在东京大学接受过严格的训练，除了英、俄、日、德四门外语之外，他还一直在自学拉丁文，所以他写文章一般都能用第一手的材料，认真到了苛刻的地步。后来他帮我改本科毕业的论文，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
这三个老师对学生也都特别好——有一次学生问潘维，“您认为在国外教书和在国内教书有什么区别”，他说在国外教书的时候，学生也喜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