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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雅德类的班子在整个1939年里不断扩张。那年共有200多个学员接受了培训，重庆的黑室截收了发往日本军队的2000多万条秘密的广播和电报通讯。其中约有两万条得到专门的研究和估价。最大的突破是在1939年年终，雅德类和魏大铭破译了日本空军的密码，向羽翼未丰的中国空军和陈纳德的飞虎队提供了日本一次重大空袭的情报。
在这些成绩面前，雅德类感到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识，而且工资也太低。他开始想家，时而大量喝酒，时而滴酒不沾。他开始想办法挣钱，打算要么把钱送到美国，要么直接支付艾德娜·冉瑟娅的开支。与此同时，驻重庆的美国副武官大卫·白锐特上校获悉了关于雅德类在战时首都活动的小道消息。战争部G…2的负责人E·R·W·麦克勃上校证实了这些消息，但他告诫白锐特，在接触雅德类时要谨慎，因为军队已经建立了一个秘密侦收部门，来破译日本的军事和外交密码。而雅德类同样地谨慎，因为戴笠警告他别同他本部以外的外国人或中国人搭档。
白锐特和雅德类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40年2月22日。雅德类告诉这位美国武官，他准备在中国待下去，很有可能被派去领导一个新的全国性的中国黑室。他也谈了向美国战争部秘密提供日本军事动向的可能性。白锐特从麦克勃上校那儿得到了谨慎的批准后，在3月8日又与雅德类见了面。雅德类答应提供关于破译日本密码的全部技术信息，以换取每年6000美元的报酬支付给艾德娜·冉瑟娅，冉瑟娅扣下2000美元留给自己，其余的再转交给雅德类。
虽然雅德类把他写给戴笠的一份列有19套日本密码的备忘录交给了另一位美国武官威廉·马叶少校，战争部还是拒绝了这位侨居国外的密码专家的提议。那时，美国的情报官员已经肯定，而且后来也得到证实，戴笠是知道这些秘密会面的。事实上，马叶少校应戴笠本人邀请来面谈雅德类的工作。当戴笠自己提出向美国提供破译密码的结果时，马叶少校对此感到意外。但在1940年6月，关于这方面的进一步合作开始之前，雅德类表示想离开中国。由于健康状况日下，加上为了他收藏的伦敦杜松子酒在日本人的一次空袭中遭毁而沮丧，雅德类决定回家了。瘦了40磅并因空袭而缺乏睡眠的雅德类于7月13日离开重庆，他没有想到美国的信号情报局已经开始在翻译日本最机密的外交密码“紫码”上有了突破，而且戴笠也已经开始实现他集通讯情报于一个办公室的计划，而雅德类在这个新的机构里已经没有太多用场了。
雅德类回到了华盛顿，与艾德娜·冉瑟娅团聚，并在信号部临时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加入了加拿大监察站的密码分析家的工作。他在那里呆得不长，后来他又回到华盛顿，在13街和H街之间的拐角上开了家叫“贺德”（Le Rideau）的法国餐馆，接着又当了物价管理局的一名配给执行员。1945年他与人合写了一本小说《天下乌鸦一般黑》（CrowsAre Black Everywhere），是关于一个女记者在重庆的历险记。12年之后，又出了一本叫《一个扑克牌手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Poker Player）的畅销书。他在1958年8月7日去世，并作为荣誉军人被礼葬于艾灵顿国家公墓。
雅德类给戴笠带来了密码术，但尽管他才华横溢，他还是无法向军统提供那些从欧美训练出来的通讯专家所具有的先进设备和全面的技术。戴笠想用建立一个专门的军统黑室来战胜自己在中国情报界对手的努力暂告失败。
第十九章 密码战争密码战争
1940年初春，戴笠向蒋介石建议将密码破译集中管理，蒋同意了。1940年4月1日，一个叫做“特种技术研究室”的全国密码中心成立了。但是，使戴笠失望的是，温毓庆被提拔为这个研究室的主任，并由魏大铭和毛庆祥（蒋的机要秘书）做他的副手。在魏和温之间立即展开了一场控制研究室的斗争。1940年6月初，温毓庆为体检去了香港，从此一去不复返，为密码中心代理主任魏大铭调进他自己由雅德类训练的密码分析人员敞开了大门。
在温毓庆途经香港去澳大利亚的路上，发生了戴笠一生中最耻辱的一段经历：他被香港的英国警察逮捕并被当做一名普通的囚犯监禁过夜。在温离开重庆去香港后，戴笠将军立刻随之跟踪而去，欲把他召回来。戴笠一到启德机场，便看见乘客们正穿过机场，准备乘泛美公司的飞机去马尼拉。他一眼认出了其中的温毓庆，温正在与美国驻重庆的海军武官麦考上校握手。片刻以后，恼怒之极的戴笠却被机场的英国警察扣住了，警察们是从一张由戴笠手下一名特务的妻子提供的照片上认出戴笠的。戴立刻被抓了起来，扔进了坐落在九龙的警察总监狱。
随之导致出一系列的活动：军统情报人员纷纷向重庆报告，说英国人在日本人的威慑下逮捕了戴笠；蒋介石政府因此动用了所有的外交手段。次日早晨，香港警察署长亲自确保了戴笠的释放，并转达了香港总督邀请他去府上做客的信息。然而，戴笠将军坚决拒绝在没有中国高级官员在场的情况下出狱。鉴于这个情况，国防部的一位将军从重庆飞来，目睹了戴的释放，并陪同他返回国统区。这段遭遇使戴笠对英国及其情报部门深恶痛绝，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未来几个月里同美国间谍机构的联系。
在重庆仍有雅德类的学生。魏大铭使用这些专业人员再加上日本的战俘，破译出日本空军的一些密码，在通讯战线再传捷报。通过对这些军事信号的监听得出的情报表明，日本正在准备偷袭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据说，戴笠命令他在华盛顿的军统头目肖勃少校通过中国首席武官郑得权向美国海军情报处传达这一信息。据后来中国方面的说法，美国人显然把它看做是个奇怪的念头而感到可笑，他们不相信魏大铭的特种技术研究室具有获得这种重要情报的能力，于是对此信息未加理睬。
在中国国民党人的记忆里，1941年12月7日对珍珠港的偷袭震惊了美国战争部。美国信号情报界，尤其是海军情报署突然对戴笠刮目相看。为了解日本的军事密码，他们立即开始争取中国的合作，而美国海军也开始积极亲近起肖勃少校来。
美国人在珍珠港事件后倾向戴笠时，正值这位中国特务机构头子本人在国民党内部的低潮期。在这之前的1941年3月，一组反军统情报机构的官员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申诉状，指责戴笠在管理上为所欲为。被军统的放肆所激怒的蒋撤销了魏大铭的职务，并任命他的前秘书毛庆祥领导特种技术研究室。
作为一个缺乏理工或电子技术背景的政治人选，毛庆祥带了一批在欧洲受过教育的律师和文科人员来。这引起了特种技术研究室专家们的不满，他们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公开对毛及其下属表示蔑视。但当戴笠企图利用这种不满而对毛进行公开挑衅时，蒋介石站到了他的秘书一边。1942年1月，蒋介石下谕：“命令所有来自调查统计局（即军统）的人员于（1942年）2月底之前离开（特种）技术研究室。”
这是对戴笠沉重的打击，他比以往更加意识到，若要在向蒋介石汇报的军政情报方面战胜自己的对手，就必须获得美国的电台技术。当时的局势，就像一个亲共产党的观点所表示的那样：
戴笠除希望美帝方面多供应一些当时军统所急需的无线电通讯器材外，更希望美帝能把它专搞密电码翻译的一个叫做“黑室”的机构与设备，分一部到重庆来，以便偷学到美帝的那一套东西，而把自己所懂得的侦译日本空军一点经验保留起来作为本钱不让美帝特务学过去。
总而言之，中美双方均感到在获得信号情报方面进行秘密而谨慎的合作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即将诞生的中美合作所的舞台渐渐成形了。
第二十章 戴笠、梅乐斯及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海军的关注
沈醉急于把戴笠描绘成一个对美国顺从的人，但他对他的前上司、军统头子和美国海军官员“玛丽”·梅乐斯之间关系的形容并不准确。梅乐斯从一开始就对戴笠作为中美合作情报业务的无可争议的领导表示坚决支持。这种支持不仅意在对战时合作中的中方利益的认可，而且也确认了他自己作为海军官员在中国舞台上的关键角色。美国军方尤其是情报局和美国陆军的确曾极力表明，在戴笠的军统和美国之间的共谋，首先一个就是海军事务：
珍珠港事件之前，肖勃少校向美国信号团建议提供信号通讯方面的帮助。这个建议被束之高阁。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有人找到陆军G…2，但谈判没有成果。这以后又有人与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和海军情报局（ONI）联系。但结果不了了之，因为OSS和ONI都各有自己的打算。与海军准将梅乐斯有八年交往的肖少校与梅乐斯准将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谈论了关于在中国沿海组织海上袭击的事。梅乐斯准将向莱希上将报告了这些建议，后者立刻予以准许。总司令也批准了。
其次，根据梅乐斯准将接受的、美国政府批准的条件，包括情报局在内的中美合作所几乎完全服从于中国秘密特务头子的领导。正如邓诺文（Donovan）将军对总统罗斯福说的那样：“根据中美合作所的规定，我们于1942年4月到中国，但只作为戴笠将军的中国情报机构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