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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到白宫时，曾要求麦克·麦克拉蒂简要地叙述一下白宫的管理机构。他画了一个草图，在上方和下方各有一个方盒子，在下方的方盒子下面有一条水平线，水平线的下方悬垂着许多的方盒子。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们的对话是这样：
“我的位置是在下方的方盒子，”麦克说“你看，所有的高级官员通过我向上级汇报事务。”
“麦克，这图表上第一夫人及副总统的位置在哪里？”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你知道，每届白宫主人都有其各自特点，这届白宫政府，在最高层的盒子里包括三个人，他们是总统，第一夫人及副总统。他们三人一同签署重大决定，你逐渐去适应吧。”
“好吧，虽然我没有把握能习惯，但我会试着这样做。”我懒洋洋地笑着说。私下里我想起了那首用来哄孩子的老歌：“咚咚咚，洗澡盆里三个人，屠夫、面包师和做蜡烛架的，把他们赶出来，三个都是恶棍。”
事实上，工作班子中的任何人都不容易，白宫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强大的政府，它是世界的核心机构。每天，成千上万的电报传到这里要求明智的审核；每天，成千上万的电报从白宫发出，告知其他人该怎样去做事，或试图去劝说他们如何去做事。来访者四面八方，有来自国会的；有来自外国政府的；有来自州及当地政府的；还有来自大型企业，大学，宗教团体和其他权力中心的人士。来访的记者们会问成千上万的问题。
在纷繁的活动中，白宫的工作人员应该能做到目的明确、行动迅速。办公厅主任、国家安全顾问、总统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必须懂得哪些决定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做出，哪些决定应由总统做出。每小时都会有一批一批的文件送到椭圆形办公室，总统可以把他们带回家连夜批阅，第二天他要批阅完毕，有时他要等待一些时间让问题变得更成熟以找到更多的信息，但这种时候并不多。有时他不得不把文件转送出去，使其在高层传阅。出点问题是正常的，但不能经常出问题。他必须使大多数的问题在第一次就做到正确处理，因此个人的经验、心儿的诚笃、哲学理念和政治第六感非常重要。总统需要有一个个人行为准则。
总统不能优柔寡断。他必须独立地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像哈里·杜鲁门那样，在决定投掷原子弹之后还能回家睡上一夜安稳觉。总统在维护宪法尊严上应该具有至高无上的责任。
为了确保总统获得完整及时的信息以使他的决定立即得以执行、使他的领导能力受到保护，白宫工作人员必须对总统全力奉献，不应有一丝疏忽，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应问问自己：“今天我能帮总统做些什么？＂当然他也应该为公众及自己的道德良心负责任，但是他的第一本能应是为那个被选出来做总统的人服务。一切就是如此。
克林顿打破了这一模式，他把妻子及副总统安排在白宫西翼办公，这是前所未有的。副总统和第一夫人的工作人员也成为总统的助手，这也是第一次。这些工作人员常置身于白宫高层之中，参加一些重要会议。
白宫应该成为井然有序的白宫，但是克林顿在决策时形成了“三巨头”体制，我认为这导致了非良性循环。造成数不清的延误、迷惑及分裂等负面影响，一名内阁成员或官员也许会认为总统在周二做出的决定在周三的时候已完全改变，因为总统又与他的妻子和副总统谈过此事。一名觉得自己的观点可能不被总统接受的行政官员，会首先去向第一夫人或副总统游说以取得支持，使自己的观点能影响总统办公室所做出的决定；或者反过来，如果总统办公室拒绝了他的观点，他可以转向第一夫人以取得转机。只要你足够聪明懂得去钻这种体制的空子，几乎一切还可从头开始。
在历届白宫的运作中，有时候副总统、第一夫人或其他家庭成员对一些棘手事务的参与调节很有帮助。艾森豪威尔用尼克松的话告诉白宫办公厅主任谢尔曼·亚当斯？押“你该做的是装好皮箱，别忘了那件驼马绒毛外套。”南希·里根精心安排了办公厅主任唐·瑞根的退休事务；乔治·Ｗ·布什亲自前往华盛顿监督办公厅主任约翰·撒奴努的离任。有些总统还认为在助手中引进竞争性等级制度和职权重叠制很有益处。我们都曾目睹过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随员之间的冲突事件，还有里根政府时期的三人小组，然而克林顿政府却将这两种做法发展到了极点。
撰稿工作的复杂棘手尽人皆知。１９９３年２月，几位前白宫撰稿人在比尔·萨费尔家聚会，召开两年一度的贾德森·韦尔利弗协会会议。这个协会的名字来自白宫的第一任撰稿人（他是哈丁和柯立芝总统的助手）。在互相交换了新闻趣事之后，我们注视着克林顿向全国播放他的就职演说，电视中他看起来是那样年轻和矮小，这可能是因为坐在椅子上的缘故。当乔治·斯蒂芬波洛斯顺便来访透露说总统的演讲稿在直播前２０分钟才定稿，这一消息真令人吃惊，总统的演练时间竟然不到２０分钟！克林顿在华盛顿的名声——这比他的领导能力更重要，竟被这些传闻糟蹋到这个地步。
内部工作人员的分帮分派同样具有破坏性，人们的旧观念认为白宫的工作人员是总统的工作人员，第一夫人及副总统都是其下属成员，藏身于东厅和老办公楼里。在这个新世界里，第一夫人及副总统都拥有大量的随从，他们对各自的主子全心效力，不是在为总统工作。
朱迪·格林斯通，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性，在白宫做我的副手，我俩刚到白宫的时候就被贴上了“比尔派”的标签，每个人都断定比尔是我们的国王陛下。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我们很快就发现“希拉里派”和“戈尔派”，他们对总统的兴趣远不如他们为之服务的主人。当然也有一些人消除了这种隔阂，比如说总统对马吉·威廉斯的政治判断力很是信服，后者是第一夫人的办公室主任，她成功地为两位大人物服务，但她毕竟是少数。克林顿对麦克拉蒂的批评太苛刻，他拒绝让麦克拉蒂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却又让他协调各个派别之间的关系使大家驶向同一个方向。
建立恰当的合作关系
幸运的是在我进入白宫时，他们三位中的一位已经注意到厨房里有太多的厨师正在引退。在总统的支持下，副总统将开始负责一些他感兴趣的项目，如使政府现代化，保护环境，海外事务等等，他也将离开由第一夫人所领导的卫生健康改革的工作。除此之外，还当了总统的内部高参。总统的一些助手认为戈尔的地位对克林顿是步步紧逼：“他永远得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吗？”很明显，戈尔与希拉里都是好竞争的人，各自争权夺利。正是这种新的体制为副总统提供了最佳的发挥才能的条件。这是我所见到的任何一届白宫都没有的现象。
副总统的权力和影响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向前跃进了一步。当时沃尔特·蒙代尔在白宫西翼拥有一间办公室，其位置就在卡特总统的办公室的楼下。据说在这个“远亲不如近邻”的城市里，蒙代尔已经获得即刻接近总统的权利，而且是与总统关系亲密的顾问。从那时起，每一位副总统开始享有西翼的办公室。里根总统举行就职典礼前不久，我打电话给鲍勃·芬奇向他请教如何与里根相处，他曾在加利福尼亚做过里根的副州长。他说，“关键是每周一次的午餐会。”我把所听到的传达给吉姆·贝克和乔治·布什，果然，他们开始照办，在里根总统和布什副总统之间建立了午餐会制度。“午餐”从此成为白宫不可缺少的“主食”，为高层领导私下讨论问题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论坛，而且这些举措也增强了他们之间的联系。
在克林顿—戈尔这个新的领导组合中，办公室人员之间的关系达到了更高的水准。副总统成为总统的合伙人，但超出了侍从和顾问的身份。除了鲁宾之外，他经常向总统提出一些精明建议。大卫·Ａ·希南与沃伦·本尼斯和著的《共同领导》阐述强手联合享受共同领导的信心和乐趣的重要性，该书一再强调良好的伙伴关系对老板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这种关系就如同乔治·马歇尔对哈里·杜鲁门、周恩来对毛泽东、史蒂夫·鲍尔默对比尔·盖茨、克雷格·巴雷特对安迪·格罗夫所起的作用一样。即使是地位低的合伙人得到提升？熏也不能保证他能成功地行使自己的权利，有时还会出现其他问题。良好的关系表明总统必须通过确立一个合适的副总统，使之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更好地为自己服务。
克林顿有足够的自信，他甚至把自己潜在的对手带到自己的竞选活动的中心，带到总统工作的中心。他毫不介意与别人一同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如果他希望副总统能成为他与国会之间的有价值的纽带，那他会失望的，因为戈尔与其他要人之间摩擦很大。但是他能带着极大的热情去研究问题，在参加对外政策会议之前，他不仅阅读备忘录，还阅读来自海外的大量电报通信。在克林顿眼里，他一直是一位理智的伙伴。
我认识戈尔已有多年，在白宫里作为他的潜在的支持者与他接近。有人认为我很天真，他们说，他正在试图操纵你。但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谈话既富有成效又有启迪意义。每隔一两周，我们会在他的办公室进行一个小时的谈话，谈论克林顿总统的工作方式、体制的运转及管理情况。我们一起喝人参茶，他这时会拒绝外人打扰。
令人吃惊的是在我离开以后，戈尔深陷伦理道德的旋涡之中。他登上副总统的宝座时是一位“廉洁”先生，我在白宫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很有能耐的人”，能将工作理顺。有人告诉我大楼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