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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的作家，在尼克松执政时期，他就有出色的表现，是一个纯粹的保守派。为了取悦于上司，阿拉姆雇用了其他一些保守派作家，多兰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撰稿人小组通过吉姆·贝克向里根递交报告，后来通过我递交。
贝克并不是顽固的保守主义分子，我也不是。由于我们吸收了许多激进分子为总统讲演撰稿，所以不时地遭致中间派的非议。激进分子起草的稿子措辞激烈，火药味常常弥漫在政府周围。国家安全局和国务院一直都为里根总统一旦采纳这样的讲稿而忧心忡忡。我和贝克及达曼都认为，里根能拥有与其观点一致的撰稿人写作队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从多种政治选择中找出最好的，然后再给总统审阅。总统却说，如果他能够用一种风格的文章就能实施有效的管理，他就不请这么多作家为其撰稿了。
在１９８３年３月，里根想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的福音论坛上发表有关苏联的威胁实质的演说。托尼·多兰起草了一份措辞犀利的讲稿攻击苏维埃体制，其言辞的激烈程度足以使门窗吱嘎作响。托尼因揭露康涅狄格州的有组织犯罪而获普利策奖。如果他的材料经正常渠道被阻，他就会溜向后门。他有时很冷酷。有时我认为里根总统也会将他视作一个眼中钉。但是由于他的耿耿忠心我们只好给他的工作打高分。
托尼为奥兰多起草的讲稿也许会令福音教徒感到宽慰，但是我们总是担心它与里根的对苏政策背道而驰，我们建议他把措辞改得缓和些。当托尼上交修改过的草稿时，已经没剩下多少时间了，但是措辞仍旧十分激烈。于是我不得不找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安全顾问巴德·麦克法兰，他当时正在与总统一起开一个安全会议，我对他说：“巴德，你得看一看这个稿子。”然后我们又修改了几个句子，使措辞缓和了许多。
最后我们把修改后的稿子交给里根，当然托尼对我们的修改勃然大怒，里根在我们修改的基础上又减缓了语气。里根对事物的度把握得相当好。但是改过的稿子还是措辞有些激烈，我一直在想：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是否妥当？这样会不会影响美国的外交？可托尼坚持这样做，我虽不情愿，也只好作罢。
我不得不承认，历史证明托尼·多兰是正确的，而我错了。邪恶帝国这个名称，使里根可以对极权主义据实直言。后来，托尼称之为“语义渗透”，“秘诀在于向世界人民说出一句老话，对其进行语义渗透。“邪恶帝国”是西方语义学为数不多的硕果之一。……历史就是这样，邱吉尔讲话中的修辞在二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人们对真理发出了回应，对于“邪恶帝国”这个字眼，人们会说：“对，别说假话了，皇帝根本没穿衣服。”
回过头来看，我很高兴托尼赢了。保守派的作者很了解他主人的脾气，而且把他侍候得舒舒服服。
罗纳德·里根7 伟大沟通者的秘诀（9）
象征手法与戏剧特征
批评家们总是猛烈攻击里根把好莱坞气带到了白宫，然而他们却忘记了历史。历史认为表演一开始就是领导的核心部分。
历史学家约翰·基根曾写过一本研究伟大军事领袖的作品《指挥的面具》，谈到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后，把战利品送给雅典人而不是斯巴达人，这震惊了整个希腊。斯巴达人看起来更像亚历山大大帝在马其顿的盟友，因为他们一直都在反抗波斯以捍卫希腊人民的自由。然而亚历山大认为雅典是希腊最强盛的组成部分，他们会成为更好的盟友。与雅典人而不是斯巴达人结盟就是“公共关系的战略性手段，……是一个完美的戏剧性的”举动。
基根认为“戏剧性是亚历山大领导风格的实质，也许也是其他领导风格的实质。浏览一下亚历山大的生平，几乎记满了戏剧场面。”亚历山大的入城仪式是极具舞台效果的，他举行了精心设计的能引起公众注意的入城仪式。他拿起利剑斩开戈尔迪之结（也称戈德斯结，弗利吉亚王国的戈德斯国王打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有个预言说谁能打开这个结，谁就是亚洲的下一个国王，亚历山大听到了这个预言后用剑把这个结砍开了。——译者注）就是其中极具戏剧性的场面之一。还有一次，在一个庆祝典礼上，一位将军赠给亚历山大的父亲菲利浦一匹叫做布塞弗勒斯的战马。这匹马精神抖擞，高大威猛，但却桀骜不驯，根本不听菲利浦的指挥，只要一靠近它，它就会惊跳，并在地上狠狠地跺脚。那时亚历山大还是个少年“他宣称一定骑上这匹烈马，他抓住笼头，掉转马头，飞身上了马鞍，赢得了朝臣的一阵欢呼贺彩声，他的父亲也流出了激动的泪水。这孩子的办法是他观察到布塞弗勒斯面对自己的影子时便惊恐不安，于是他把马头朝向有光的地方。”亚历山大，“可以说是最具表现力的戏剧表演家。”
我们把戏剧场面从两千年前转移到另外一位将军，乔治·华盛顿。那是在美国独立战争刚刚结束、和平正在酝酿之中的时候，华盛顿正和他的部队驻守在纽约的牛堡，军饷迟迟不到位，他的部队已经开始有不满的情绪。他请求大陆会议提供军饷，但始终没有回复。他属下的一些军官开始组织叛乱，并商量着进军政府所在地费城。形势岌岌可危，华盛顿突然出现在那些军官面前，他首先对军官们的耿耿忠心表示感谢，然后从兜里面掏出了一份要宣读的讲演稿。可是他说话时显得吃力，最后不得不掏出了一幅眼镜，他的大部分下属从来都未见过他戴眼镜。“我已为我的祖国鞠躬尽粹，现在我精疲力竭，几乎快要瞎了。”
历史学家理查德·诺顿·史密斯写道：“瞬间，叛乱被感化成泪水。那是一个振奋的时刻，是一出戏里最精彩的一幕，也是使共和国转危为安的解决办法。我们且不谈华盛顿多年来都是戴上眼镜阅读这个事实。……当涉及国家利益时，他是不会为做出煽动听众情感的表演而忸怩害羞的。”
自华盛顿以来，每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了解，戏剧性的表演对于领导一个民主国家该有多么的重要。华盛顿经常把生活比作舞台，并且热爱舞台上的每出戏。林肯也喜欢看戏，并且从戏中汲取经验。也许最成功的演员还得说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与小儿麻痹症斗争了７年，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然而在公众面前他却尽量给大家留下一个健康的印象。休·格雷格里·加拉格尔曾就此事写过一本书叫《富兰克林·Ｄ·罗斯福的高超技巧》。罗斯福高昂着头，满脸笑容，他想让观众相信他是在走过讲台，可事实上，他的腿是靠钢架来支撑的，而且当他转向讲台时，他必须紧抓住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以保持平衡。格雷格尔写道：“他曾对演员奥森·韦尔斯说他们两个是全美国最好的演员，这话千真万确，无可厚非。”
里根在好莱坞的演艺事业几乎同他在圣克莱门蒂８年的经历，与准备入主华盛顿同等重要，两者皆为他成为一名领导者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舞台形象给倾听他电视演说的观众带来了戏剧力量。他曾对迈克·迪弗说：“镜头是不会说谎的。”但是他知道如何利用它，通过音调的抑扬，眼神的闪烁而进行交流。如果我们使用电子提示机，要为公众讲他刚刚收到的一封信时，他有时会自动拿起手中的讲演稿，照直往下读，就像真的在读那封信一样。如果他的讲演有让人动容的结尾，那么他的声音就会变得低沉、眼里也常常是泪花闪烁，这并不是说他在做戏，而是因为作为一名演员，他知道怎样表现自己，他的内心感情与外在表现相统一，他并不怕把这一切展示给观众。
当里根在电台做星期六讲演时，他总会在开始之前说几句俏皮话，因为没有人通知他话筒是开着的，所以偶尔会有一两次通过电波传到听众耳朵里。有一次他是这样说的：“我亲爱的美国同胞们，很荣幸向大家宣布我已签署法令宣布苏联为非法。５分钟后我们就对其进行猛烈轰炸。”他的这番话立即在媒体引起一阵骚动，我们解释说是总统在开玩笑，没有意识到已经开始直播了。从那以后为避免类似的事件发生，我便在桌上置放了一盏红灯，如果扩音器是开着的，红灯就会一直闪烁不停。可是当我发现他还继续重演类似的“错误”时，我才意识到他有多么狡猾。我终于明白他的那些话是特意为保守党内的强硬派发出的暗示，他想让他们知道虽然他在处理国家事务时不得不摆出一幅“总统”的样子，但是实际上他内心也是一个强硬派。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里根会想象摄相机的另一端就坐着他的观众，他通过记者与观众交流。在好莱坞时他就知道摄相机怎样从不同的角度拍摄出他走路时的一举一动。从到白宫的第一天起，他踏出的每一步都像个总司令，他有意识地挺直腰板，昂首阔步。他喜欢这么做，因为他认为这个角色由他来演非常合适。
演员出身的里根知道象征性的举止在交流中的重要性，那些令人难忘的领导者都有自己颇具代表性的动作：邱吉尔经常使用Ｖ这个手势表示胜利；甘地，系着缠腰布走向大海；麦克阿瑟总坐在吉普车后部，帽沿拉得很低；罗斯福喜欢歪着头。通过这些动作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他们的内在力量。里根并没有很明显的动作标志，但是他也经常使用一些小手势帮助他传递他的内心世界。在骑马的时候，如果叼上香烟的话，他俨然就是万宝路香烟广告里的那个人；他向穿军装的人敬礼；在去等直升飞机的路上，他会把手做成喇叭状扣在耳朵上，以迅速通过那些记者；他还坚持在他工作的任何时候都穿外套、系领带。这是在向人们昭示，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稳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