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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彼斯莫特尼克在１９９３年举行的普林斯顿大学会议上提出“战略防御计划使我们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危险境地。”他认为这项决议无疑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１９９８年，吉姆·贝克谈到里根时说：“我认为总统是把战略防御计划看成施加给苏方的无法承受的压力，看来他完全正确。”玛格丽特·撒切尔用更强有力的语气说：“战略防御计划的出台使军备竞赛最终结束，因为苏联是无力与之抗衡的。”在她看来，实施战略防御计划是里根最突出的政绩。
我怀疑换了里根之外任何一位总统，战略防御计划还是否有可能出台，其他总统一定会事先在政府内就该计划进行讨论，这无疑会遭到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实施它开销之大，结果注定是秘密被泄露，有关专家将对其批得体无完肤。里根的国内事务高级顾问，像麦克法兰和科学顾问杰伊·基沃思是明白这一切的，而且帮助策划它的出台并将秘密保守到最后一分钟。里根总统是幸运的。
政府内部是否也有人因为没有事先得到通知而受刺激呢？当然，我就是其中之一。其实政府每一次政策出台之前都要经过反复讨论和验证，这一原则至今仍是制定政策的最佳途径。那么里根这一次的行事方式对我们更有利吗？现在回想起来，答案自然是肯定的，若不是消息被封锁得滴水不漏，战略防御计划这枚炸弹对莫斯科的威慑力就会大打折扣。冷战也许还要再持续几年。
战略防御计划一事反映出里根总统对其直觉和美国才智的信赖，赫德里克·史密斯曾在其所著的《权力游戏：华盛顿的运转》中写道：１９７９年里根和他的内务顾问马丁·安德森参加了在科罗拉多北美国防司令部召开的一次短会，其间他似乎获得了某种领悟：如果苏联发射导弹进攻，作为总统的他只有两种让人无法接受的选择：一是导弹对抗，二是坐以待毙，幸好核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为他指出了第三条路——建立导弹防御体系。接下来里根便忙于一系列秘密会议，研究此事并最终下定决心实施战略防御计划。他深知自己是在凭直觉行事，但常识告诉他战略防御计划也许可行，冒险是值得的。争议仍在继续。即使有一天（我们盼望着它早日到来），美国能建立起有限的导弹防御体系，专家们也还会对其可行性、稳定性和巨额花费产生质疑。虽然作为军事武器的战略防御计划有诸多的缺陷，但是作为外交武器的战略防御计划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对直觉的依赖以及冒险的精神构成了里根的领导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给了他足够的信心去实现大胆的设想，同时使整个国家团结在他身后。有时他在这种冒险的赌博中也会失手。这一点在他早年的经济计划中表现出来过。他曾希望通过更大幅度地削减赋税，而非削减开支以达到经济增长，从而为联邦政府带来更多的额外收入以平衡账目。这个计划被后来成为他的办公厅主任的参议员霍华德·贝克称为“河船赌博”。经济的确增长了，但赤字也增加了。里根、布什与克林顿政府都曾被迫提高赋税，尽管其比率比里根刚刚接管政权时要低得多。在里根的两届任期内，联邦债务由１万亿美元跃升到４万亿美元。１９９９年，华盛顿在债务部门偿还了３千亿美元，一个令人瞠目震惊的数字。我们这些曾在里根政府工作过的人应把责任归咎于自己。我在政府部门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没能更努力地去对抗赤字的增长。
有两点需要补充：由于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拒绝控制在政府津贴计划上的支出，所以他们也应对８０年代的赤字负有责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里根时期的经济学家劳伦期·库德罗指出里根的经济计划对于８０年代与９０年代的经济繁荣起到了帮助作用，这样看来，在短时期内没能奏效的这一赌注，却在长期内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
对于学习领导艺术的学生来说，有一训诫同样重要：提出宏大设想的领导们通常都在与未来进行着一次赌博。当然不可避免有些设想会失败。但是，最好的领袖不会因为害怕失误而裹足不前。在新政的实施上，罗斯福就是一位赌博的高手。在他的第一届任期期间，他不断地尝试着一个又一个的设想，直至它们中的某些发挥作用。他的两个最大的提议：国家复兴法案与农业调整法都失败了。“我并不期望自己的每一次出击都会得手。”他在第二次炉边谈话中这样说道。同样，他也在左右摇摆的尝试中摸索到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他知道人民总会把希望寄托于未来。有时候，领袖并不能解决危机，而是帮助他的拥戴者们渡过危机。林肯知道他别无选择，只有在内战上一赌输赢。他不断地临时确定军事战略，最后找到了格兰特与谢尔曼两位拥护他思想的将军，赢得了绝对的胜利。
但这并不是说，不顾后果的鲁莽武断与凭感觉和本能行事，对领袖而言就是一件好事。做出决定之前要慎重、深思熟虑，而且要想到不可预见的挫折。但同样重要的是，领导者应具有可靠的直觉、牢固的价值观、对未来的信念以及行动的勇气。里根在计划严谨性与政策知识都较为缺乏的情况下，凭他的直觉、价值观、信念和勇气来加以弥补。他显得像罗斯福一样稳健踏实，尽管他有时可能迷失了脚步，但每次都能跨越鸿沟，到达一个更高的境地。
罗纳德·里根6 罗斯福般的风范（4）
坚定信念
里根像大多数成功的领袖一样，在他掌握权力很久以前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核心信念。这些信念在６０年代与７０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并不广为人知，但在那段动荡时代的末期，许多美国人开始欣然接受了它们。这些看起来已经过时又简单的信念，被里根赋予了新的生命。
里根任职期间很重要的就是他始终坚持他的价值观。领袖的标志之一就在于他是否有其坚定的信念，并坚定地走下去。对领导者而言，去实现目的的方法可以很灵活，但方向必须始终不变。林肯曾经把他为拯救整个联邦所作的努力比做年轻时在密西西比河的一条小船上的领航员：他的目标总是同一个，但逆流航行时，他学会了如何“从一点到另一点”迂回前进。里根在他任期的整整八年里，始终坚定他的方向，即使是在他临时改变行动方针的时候。他的信念就是他的导向。
可以简单地总结如下：
美利坚是一个由上帝选定的负有特殊使命的国家。对里根而言，宗教的与爱国的信仰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心底并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对他来说，美国人民是被上帝“选定的”民族，为通往哈米吉多顿（《圣经·新约》中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战场——译者注）决战铺平道路的民族。如果由他来选定国歌，一定是约翰·温思罗普的那篇著名的布道词，它告诉阿贝拉号船上的那些清教徒前辈移民们，他们将建成“一座山巅之城市”。林肯多么有远见，他把美国称为“世界的顶点和希望”。里根没有像他的前任一样，带着一种救世主式的迫切心情，向其他国家传播美国的思想与文化。但他认为，美国应该树立起一个榜样，应该在其他的土地上培养民主与自由。
他的福音派新教会的信仰具有明显的宗教腔调。比利·格雷厄姆告诉我，宗教信仰实际上处于里根领导力量的核心位置上。１９８１年遇刺后，里根私下里对格雷厄姆说，他感觉到自己是被上帝所拯救，他在白宫中余下的时间将完全属于他的主。之后，他在一次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及其他的论坛上也多次述说了他的这种情感。
美国应该第一。不做第二，也不次于任何人。永远做第一。无论戈尔巴乔夫有多么开明，由共产党统治的苏联政府仍是威胁美国的邪恶帝国。因此，里根拒绝接受曾在６０年代末与７０年代，特别是在左翼中十分流行的一种观念，即与一个拥有大量武器装备的敌国保持平等共存的关系。他认为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军事、经济与政治强国，对于保护其自由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他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灭亡，以使其不再威胁任何人。“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墙吧！”他在其最具影响力的讲演辞中这样宣称。
力量至关重要。从越战时开始，里根就认为美国已降低了它的防御能力，军事力量受到了削弱，并且实际上已招致了从莫斯科到德黑兰的敌军的渐进。他愿意动用一切来重建军队，即使引起预算的赤字也在所不惜。只有美国的力量才能确保和平。
自由至关重要。如果美国能够充分释放与发挥其人民的力量与想象力，那么它自身的国力将十分强大。就在美国任其海外的敌手变得异常强大的同时，同时也使国内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不仅如此，大联邦政府的实验并没有奏效。“政府向贫困宣战，却让贫困赢了这场战争。”里根打趣地说。很明显，在他来到华盛顿很长时间以前，降低赋税、削减开支、减少国家干预就成为未来国内事务议程的中心议题。
价值观至关重要。美国的实验不仅仅依赖于个人自由的保留，还在于对老式价值观的培养。生长在中西部乡村的里根吸收了这些早期的价值观，并一直坚守着它们，甚至把它们带到了好莱坞。但是他知道，这些观念在现代生活中正在崩溃衰落。他决意要重新恢复它们。
试图概括出里根的核心思想，这未免有些尴尬，因为它们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但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在７０年代末的那种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