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内阁中有一个人引起过我的注意，他就是威廉·西蒙，１９７３年，他如飓风般旋入华盛顿，担任尼克松的首任能源部部长。那时ＯＰＥＣ正开始紧缩世界石油供给，之后，当危机减弱时，他在１９７４年５月成为财政部长。我在一个严厉、武断又充满爱心的严父身边长大，因此崇拜那些能够驾驭强大权力的人，比尔就是这样的人，很多人都害怕他。经济上下起伏不定，但他是弄潮儿，年青人就喜欢这样。我被免职那天，我打电话给他，说我在攀他这个高枝儿。傍晚，我们达成了协议：我到他那儿，为他起草公文并担任政治顾问，他和他的手下教我经济。对我来说这是一桩好买卖，财政部的同仁教会了我所有关于自由市场和财政的规则。
与比尔·西蒙合作的一年里，让我坚信：年青人在从政的早期必须受雇于一个聪明能干适合做其良师益友的人，换言之就是做别人风筝上的一翼；或者加入一个专业水准高、充满活力的组织，使自己在其中受到磨炼。在西蒙手下和财政部里，我幸运地鱼和熊掌兼而得之。他是一个特别严厉的执行官，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整天都在不停地工作。他来自纽约投资公司中的所罗门兄弟公司，所以习惯于冒险，只要掌握到别人所了解信息的百分之二十就做出决定。在投资界，只要你能打出油，打两个干井是没关系的，西蒙的第六感官特别灵敏，他知道钱能从哪儿流出来。在公共政策竞技场里，靠第六感做出判断非常危险，但他能及时自我修正，在任期间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在那段日子里，比尔的脾气相当暴躁，就像上了膛的子弹。他爱向人发火，爱掰断铅笔，这都是出了名的。我有一个女助手，非常害怕他。一天下午，他的办公室里打来电话说要一篇演讲稿，我那助手跑下楼去送，结果在大理石地上滑了一跤，扭断了脚腕，要不是她平时表现不错，她就麻烦了。但比尔也有仁慈的一面，他对我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财政部长在任职期间至少要做一次环球旅行，当比尔打算远访前苏联、印度和斯里兰卡时，我都紧随他和他的妻子卡罗尔，旅程长达十天之久。现在一些领导人认为自己很忙，也很害怕反对派指责他们去用公款旅游，因此，他们也就没有时间去了解他国文化。更可悲的是，他们知识极为贫乏。西蒙是惟数不多的知道怎么旅行的人，我把他看作是与众不同的老板。他总是高期望，高标准，他是团队的核心。在现在的领导中，这样的人物不多见。任何一个年青人在这么艰辛的一年里都会受益匪浅。
我认为自己彻底离开了白宫，可我却没有。西蒙从白宫开会回来说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以前在为福特工作时的一个同事秘密打来电话，让我暗中帮助他撰写稿件。
福特正艰难地想促成一个平稳的管理队伍。他从国会山带来的那批人经营白宫显然人手不够，再者，尼克松的人也已走得差不多了。福特别无选择，只有吸收新人，只能靠他在国会山中的广泛交情，结果自然是很复杂的。新招募的人中最知名的是唐·拉姆斯费尔德，他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节的位置上调来任非正式白宫办公厅主任，还有他的副手迪克·切尼，两人不久便与哈特曼和他日渐增多的部下水火不容了。
哈特曼认为拉米和切尼二人尼克松气味太浓，而且拉米和切尼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声望，他们曾在尼克松下属的行政部门工作过，这也使哈特曼把他们划出圈外。哈特曼视他们为御卫队的新叛党首领，并尽可能排挤他们，尤其是在给福特撰稿方面，哈特曼认为这是他的领地。对于拉姆斯费尔德和切尼来讲，与哈特曼合作也是相当困难的，他所用的人都是摆设，在大学球队里二流都算不上的，就更别说在国家足球联盟了。
有一件事很快证明了哈特曼的新成员乃龌龊之徒。在老办公楼的一个办公室里，他安排了一个撰稿人，这家伙看上去好像每天都穿一身制服来上班，然后换上旧裤子，他声称这是“我的写作裤”。在午饭前，他换上制服，午饭后，再换上他的写作裤，下班前再换回来。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这个癖好，直到有一天下午的晚些时间，一个打扫卫生的女服务员走进他的办公室清扫房间，他跳起来公然在她面前换裤子，女服务员冲出房间。第二天下午，女服务员小心翼翼地又来到他办公室清扫房间，他又起身想非礼，“我告诉你，”她跟他说，“这儿的人都是绅士。”他冲出房间，再也没回来。我不知道后来这家伙怎么了，不过，谢天谢地，他很快从白宫消失了。
哈特曼自己也能写出很好的文章来，他起草的福特就职讲演稿就是对总统独一无二的贡献。但是他在选拔人才上缺乏眼光，雇佣了那种穿短裤写作的人，他精心地保护着他们的工作不受到御卫队员的威胁。拉姆斯费尔德、切尼和他们的同盟者失望之余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能对即将发生的事件写点稿子，他们好偷偷地给总统。不久，哈特曼就发现了，并把我也看作御卫队创办人之一。
送稿给福特也不是一帆风顺，有一次我写给总统的稿件给他惹过一堆麻烦。当时纽约市财政大幅度滑坡，纽约市官员向华盛顿求救，政府拒绝了，福特想在１９７５年１０月份以讲演的方式告诉他们。哈特曼的人急忙赶出了一篇稿子，我也暗地里写了一篇。我写的是严厉抨击的文章，希望如被采用，我将在白宫有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努力措辞，逻辑严谨，用的是典型的为总统撰稿的步骤。但我们这样秘密行事的结果却使我远离了白宫的大门，而且令我惊讶的是一些我没写的内容竟然出现在文章的最后，粗糙生硬之至。第二天《纽约新闻日报》刊登令人捧腹不止的头条新闻，题目为“福特让纽约慢慢垮掉。”这个标题使福特的政治顾问们慌恐不已，并且肯定，民主党在此基础上定会大做文章，在１９７６年竞选中以此做宣传反对福特，吉米·卡特那年秋天让纽约振奋了一把，他的选票直线上升。当然，那个题目的效果到底有多大还不清楚，但它肯定没起好作用。
１９７５年年末，福特改革其管理制度？熏把拉姆斯费尔德派到国防部，把切尼升为白宫办公厅主任。这也结束了我捉迷藏的游戏，切尼把我请回来做咨询总顾问，并建立了一个小型联络工作室，把焦点投向电视。比尔·西蒙祝福我又一次回到了白宫。那时通货膨胀的影响无所不包，甚至影响到了工作头衔，使我受宠若惊的是我竟被任命为总统特别顾问。
从那以后的２４个月是我在政府工作最开心的日子。杰里·福特的宽宏大量使每个人都愿意加入到他的团队中去。他在公众事件上的态度，即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强硬路线，紧缩财政、社会问题温和大度，与我的观点完全一致。办公厅的成员不需要在所有问题上都与总统的信仰一模一样，但最基本的默契是永远都需要的。明智地说，我在福特，实际也包括尼克松，比在里根或克林顿时期更感到得心应手。除此之外，福特周围的人也大都具有公众精神，是一些忠实可靠的人，他们努力恢复总统的凝聚力和道德权威。尽管有时也为一些事情发生内部过争吵，但福特的白宫确实是个工作的好地方。
杰拉尔德·福特4 一个有个性的人（3）
福特初任时的警世轶事
我返回白宫时，福特还在一开始就很棘手的总统位置上煎熬着。人们都说，一个演员的开场和收尾对于整个表演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开场决定着他接下来表演的好坏，收尾是人们离开剧院后头脑里留下的对于表演的印象。这一点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其他领导层面都适用。
作为总统的杰拉德·福特当然也是如此，就职讲演使他顷刻间受到了整个国家的爱戴，这个就职演说对于被丑闻、战争、经济恶化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最好的慰藉。福特的温文尔雅、毫无伪饰恰恰是人们所寻找的稳定的力量。一天早晨，隔壁的记者发现他给妻子贝蒂做早餐，与平常人别无二致。专栏作家发明了“英国松饼历史论考”，意思是说任何一个好得能给妻子做松饼早餐的男人，就一定能治理好一个国家。
美国人喜欢在他们的总统身上看到直言不讳和其他传统价值，他们在福特身上看到了。哈里·杜鲁门身上有一种气质，他坦诚地面对国民，让人们感到去白宫有回家的感觉，这在福特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两个人都正值国家危难之时上台；两个人都必须解决棘手的问题；他们都是从中西部来的平常人，热爱家庭；他们的正直诚恳和团结人心给国人以巨大的慰藉。虽然人们都怀疑他俩的能力和智慧，在上任初期两人的支持率都达到了顶点，只是后来又回落下来了。
遗憾的是，二人不能并驾齐驱了。杜鲁门赢得了１９４８年大选的胜利，福特的星光熄灭之后，他再也不能获得他昔日的光芒。其实在福特就任总统的前三个月，他就失去了连任总统的机会。他上任的头一百天是他在国内政治舞台的初次亮相，这一百天造就了他在任期间的公众形象。
福特怎么了？为什么他的总统生涯如此短暂？为什么他不能东山再起？这儿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故事，每个都为未来领导人敲响了警钟。
１．意外星期天
１９７４年９月８日，星期天早晨，也是福特上台后的第３０天，白宫召集记者说总统要举行一次秘密发布会。总统精心选择了六位亲信顾问先进行讨论，没有记者与会，所以外界对其内容全然不知。那天上午八点钟，福特在圣约翰的圣公会举行了圣餐礼拜仪式，这是总统在拉发埃特公园对面做礼拜的地方。回到白宫以后，总统召集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