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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女宣传队员给女人穿上衣服，送回大镇子她自己的家中。至于那个男人（经审讯查明是一土匪），士兵则坚决要求部队把那男人带走，他说这土匪必须改过自新，走上一条光明大道。当然，小分队答应了他的要求。
于是土匪便跟着部队走了，确切地说是被部队押解着走了，他就在士兵担任连长的那个连队中。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一次冲锋中，这个外表极其凶悍的土匪竟然趴在地上，然后掉头逃跑，被后面的执法队伍补上了很不光彩的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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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在两年以后才又路过大镇子，这时他已经是一名营长，即将带领自己的队伍，开赴抗日前线。在一个傍晚，他按着记忆中的地址去找那个女人。走过那青石板的小路，他想起很久以前的那个清晨，他站在路边，等候一个送青稞的姑娘。那时的光线和此刻竟然有着同样的清冷和寂静，他的心头涌上了同样的激动不安。他想，如果一切顺利，那女人应该已经平安生产了吧。一个已经做了母亲的女人，该是什么样子呢？他的肩头依稀感到了一种重量和温暖，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林中的清晨，女人正将头依偎在他身上。
那扇暗红色的大漆门悄然无声地打开了，一切都如他所料，气派、堂皇而殷实。雪白的影壁，砌花甬道，树影幢幢，花草繁密……现在他到了那闺房，那摆放着精美的案几、油灯、线装书的闺房。士兵打量着。一切都如同他所料，但又分明不同。没有鲜艳跳动的颜色，没有做女儿该有的丝线和花朵，也没有做母亲该有的婴儿衣物和被褥。确切地说，这房间，这整个宅院，没有居家住所那温暖的气息，却有一种冷清孤寂的异样。那寂静，那空旷，那黑色的窗棂、素净的白墙以及垂放各处的布幔，让他想到了灵堂。但这里没有香烛和灵位。那么为什么他有这种感觉呢？
他注意到书案上的线装书整齐地放着，有一册显然被翻阅过。那是一本《烈女传》。一根黑红间杂的线绳在书缝中半隐半露，如同带着血迹的头发。他心情忐忑地取出了书。打开那夹着线绳的一页，有什么东西掉落下来。那是一只婴儿穿的小鞋。刚刚做了一半，却被拦腰剪碎。
士兵的心不由得抽紧了。与此同时，一个声音在他身后响起。他回头，一位满头白发的驼背老人正站在他身后。你找谁？老人问。士兵说他找原先住在这里的小姐。老人说这里从来没有住过小姐。士兵说有，肯定有，两年前自己和几个女宣传队员护送那小姐就是回到这里的。那小姐，曾经被土匪劫持，失踪了几个月。
当他说到“土匪”和“失踪”这样的字眼时，老人的目光闪烁了一下。老人仔细打量士兵，问他是小姐的什么人。士兵说他就是那个从土匪手里把小姐救出来的人。老人的目光深深地望着士兵，半晌，神情幽幽地说：有些人，还是不要回来的好。
士兵不解地问是什么意思。
老人淡淡地说他只是个佣人，什么都不知道。而这幢房子的主人，早在一年前就搬走了。因为家里出的这桩百年不遇的丑事和伤心事，主人无法在这里呆下去了。不过，如果他确实想找那个小姐的话，可以到院子后面的河滩上去，在河滩上，也许能得到这小姐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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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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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怀着一种模糊的预感走出了大院。他没有问那桩“丑事和伤心事”到底是什么。出了院落，沿着街道，就到了一片河滩。天色已晚，风声渐起，雪白的芦苇在暮色中摇曳。他无限哀伤地想，上次送女子回来时，这芦荻花也在开着，而如今，女子竟然不在了，真是物是人非啊！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座土堆。确切地说是一个坟墓。士兵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拽着向下一沉。他清晰地看到了上面已经变色的字迹：
不肖女柳水红之墓民国三年——二十四年
他想起来了，民国二十四年正是两年前，是他在洞穴里遇见并解救那女子的时候。可那女子是叫柳水红吗？他不知道。他无限遗憾地想，他和那女子在洞穴中身临险境生死相依的那些日子里，在那些极其珍贵的日日夜夜里，他们交谈了那么多，却唯独忘记了一件事：询问彼此的名字……因此这坟墓中究竟是不是他要找的那个人，竟然永远是个谜了！士兵长叹一声，惆怅地转身。他刚走了几步，便听到了一只小鸟的鸣叫声。那叫声是他熟悉的：清脆、轻灵，水滴般穿透了时间。他回头，向那孤寂的墓穴望了最后一眼——却见芦花摇曳，天地苍茫。
几个月后，在即将发起总攻的前一天晚上，士兵才知道了他想知道的一切。那是在抗日前线，在黄河彼岸的一个小村庄里，他遇见了一个曾经和他一起将女人送回家的女宣传队员。女宣传队员告诉士兵，在女人被送回家之后，她曾和游击队留在这一带活动。有一天夜晚他们化装成卖艺的戏班子坐在一辆马车上，望着昏黄的星星朝大镇子行进，远远地便听到了隆隆的鼓声。这鼓声是那么怪异那么紧迫那么沉重，女宣传队员问赶车的老汉这是怎么回事。老汉告诉他们，是又有一个女子要被沉潭了。老汉说，这一带有个习俗，谁家女子若是与人私通私奔被人发现，便要被家族判处此刑罚。鼓声越来越大了，马车正经过一大片深潭，远远的，在对面山崖的小路上，一群举着火把敲着大鼓的人，正把一个被捆绑着的女子往崖边上带。火把映照着的人群反射到水中，就好像水上和水下，有两组人群在渐渐移动着靠近。那女子白衣白裙长发披散，如同古戏中飘逸的女鬼，夜风吹拂处，那即将临盆的大肚子显露无遗。赶车的老汉叹息着，他说作孽啊，这下两条人命都完了。他说这女子命苦，她只是被土匪抢进山里怀上了土匪的种，就遭受如此下场。这时候女子已经到了崖边，嘴里的毛巾被取下来，一块大石头绑在她脚上，火把将女子的脸照得通明，女宣传队员的胸口咯噔一下，她清晰地认出这便是那个被士兵救出的女子。就在这一瞬间女子被推下水潭。从崖顶到水面大约一百米，在黝黑的水面上空，女子就像一只白色的鸟儿从天而降，与此同时，水下有一只红色的鸟儿迅速从水底升起迎着那落下的鸟儿，两只鸟儿就这样飘忽着在水面交界处拥抱着合成红色一点，猛然爆炸出一朵粲然开放的美丽水花……那水花一波波越开越大向着四周散去，轻轻抚着岸边的礁石，之后，一切都安静了。
昏黄的油灯幽幽地燃烧着，士兵和女宣传队员的脸都凝然不动。
奇怪的是我听到了歌声，好像是那女子唱的，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错觉。女宣传队员说。
当那女子落水的时候我觉得我听到了歌声，微弱的歌声。她唱着一首歌。女宣传队员又说。
她唱的是：工农工农，我们都是弟兄……
三十八营营长李强阵亡于1938年的忻口之战。当他被抬下阵地时已陷入深度昏迷。弥留之际他说了一个词，一个让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词：红鸟。
原载《芒种》2007年第1期
原刊责编王霆
本刊责编王虹艳
作者简介
钟晶晶，女。辽宁海城人。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记者、编辑多年，2001年起从事自由写作，现居北京。曾出版长篇小说《昆阳血骑》《李陵》《黄羊堡故事》，小说集《战争童谣》《你不能读懂我的梦》。小说《战争童谣》获1997－1998年度《解放军文艺》奖；《我的左手》入选200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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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陈家桥
刘自坤和我父亲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又同分到一所大学教书，他们之间的交情理应是深厚的，不过我从父亲那儿听来的印象中，他对这位老刘同志始终是有成见的。至于为何，父亲也讲不明白。当然，老刘先生我自小就认识，本来对他不曾注意，父亲的同学有一大帮，他们时常聚会，他们的小孩与我年龄相仿的，便会串着到处玩，而至于老刘，因为他先前没有孩子，所以在家庭交往方面就差了点。老刘是位大学老师，应该不愁找不到媳妇，但不知为何老刘就是没有老婆，我们年岁小时不太注意，上学之后就意识到老刘没有孩子就不用操心小孩上学的事，正好落个清闲。然而老刘终归是老刘，像他这样的人，即使你认为自己想不起他，对他倒无所谓，但说到底他可是个不容被忽视的人。就拿他不结婚这点来说，父亲每每对母亲说起，便有些生气，说这个老刘终究还是要讨个老婆的好。在我上中学时，父母以及他们那一帮朋友总是在私下里提起老刘便皱眉，老刘是个老大难了。老刘跟父亲不仅是同学，在解放前，他俩还有过短暂的革命生涯。在四九年以前，据我父亲讲，老刘跟他一起在贵州一带活动，当时他们加入了一个行动队，具体的职责由地下党负责，那时大部队还没南下，他们干的是杀土匪的事，但真正的目标是在于瓦解国民党的一些动摇人士。父亲和老刘，那时很年轻，但斗争经验丰富。父亲和老刘吃饭喝酒时倘若讲到在贵州干革命的经历，老刘多半是随声附和，父亲责怪老刘对红色记忆不珍惜。老刘跟父亲不一样，他才不管什么可贵的革命经历，他对自己的任何事情都不是特别在意。父亲是搞哲学的，老刘也是搞哲学的，父亲主攻的是实证主义，而老刘据说是搞黑格尔研究的，我直到上了大学那些年开始接触哲学，才明白老刘和父亲他们当时确实学识不浅。我听过父亲讲课，在课上很认真，我便联想到老刘讲课时的表现，每问起父亲，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