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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沙，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的灰！
在毛泽东和王洪文谈话时，毛泽东秘书张玉凤在侧。张玉凤的回忆，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一九七四年十月，王洪文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主席驻地，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王洪文把周总理等同志比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一伙要抢班夺权，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别有用心的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总理，向毛主席要权。并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在这次长沙谈话中，毛泽东称江青那个“四人小宗派”为“上海帮”。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警告王洪文：“你们不要搞上海帮！”
兴冲冲而去，灰溜溜而归。王洪文在夜色苍茫中，飞回北京。一脸愁容，他钻进乌亮的红旗牌轿车。
当他的轿车驶入钓鱼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早已伸长脖子在那里等待着他。
毛泽东的警告犹在他的耳际回响，他却已回到“上海帮”之中。他明知与江、张、姚搞在一起的后果将是什么，但“上海帮”是他的靠山，“四人小宗派”是他的力量所在。他，还是搞“上海帮”！
王洪文败北而归，江青心不甘。趁着外交部部长助理唐闻生、王海容要陪外宾去长沙，江青召见了这两个年轻人，托她们向毛泽东转达：如果让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那么她提议，让王洪文出任人大副委员长。
唐闻生和王海容把江青的意见带到了长沙。
毛泽东听罢，面露温色，说道；“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毛泽东一言点穿了江青的真正用意，已经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权力，对于阴谋家的诱惑，如同利润对于资本家的诱惑。四届人大的召开，在阴谋家们看来，是一次夺权的好机会，正因为这样，尽管林彪为了在四届人大时当上国家主席而机毁人亡，江青却仍踏上林彪覆辙。
四届人大，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产的大会：一九五四年九月，一届人大顺利召开，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届人大召开，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委员长，周恩来为总理；一九六四年底，三届人大召开，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与二届人大的选举结果相同。前三届人大，都是五年一届，都是“顺产”。唯有四届人大，遭受“文革”折腾，一拖再拖，拖到一九七四年已是十年了，不能再拖了！
江青夺权心切。派王洪文去长沙告状挨了批，托唐闻生、王海容捎话到长沙又遭毛泽东严词斥责，不得已，她亲自出马了
……
毛泽东责令检查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六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去信，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周恩来在信中明确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的信中，提及了召开四届人大的具体时间。他考虑到三届人大是一九六四年底召开的，因此四届人大最好在一九七四年底召开，相隔整整十年，不要拖到来年。周恩来写道：
“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口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周恩来已意识到江青会闹事，在信中用婉转的语气写道。
“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在，才能领导好。”
周恩来的信，使江青心急似火。六天之后——十一月十二日，江青也给毛泽东写信，再一次提出自己的“组阁”名单。
毛泽东在长沙看罢江青来信，提笔写下份量颇重的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写毕，毛泽东意未犹尽，又补写一句：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收到毛泽东的复函，江青算是略微收敛了一点。她在十一月十九日又给毛泽东去信，半是“检讨”，半是牢骚，话语之中充满怨气：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等，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惊然惊悟。
……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江青 一九七四、十一、十九”
“闲人”不闲，江青其实是个“大忙人”。她忙着“组阁”，才一次次给毛泽东捎话，去信。
毛泽东又一次以严肃的口气，批评了她：
“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两度自己出面要权，毛泽东寸步不让。江青自知再给毛泽东写信，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权力的诱惑，毕竟是太大的。她又寄希望于王洪文。在“上海帮”之中，唯有王洪文能够再去长沙——他的借口是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因为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他主持的。
又一次坐上专机，飞往长沙。这一回，王洪文捏了一把汗，再不象上一次飞往长沙那样趾高气扬。
那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两架专机飞离北京，向湖南长沙前进。
一架是王洪文的专机，他的身边坐着秘书廖祖康。上一次偷偷摸摸飞往长沙时，他连秘书廖祖康也未敢带去。
另一架则是周恩来的专机。周恩来清癯瘦弱，忍受着病痛，踏上旅途。癌症正在剧烈地折磨着他。从年初起，周恩来每天出血量达一百多毫升，每隔两、三天，他就得输一次血。中国正处于关键的时刻，他无法在病榻上安卧。在病魔猖撅的这一年，他工作时间超过十八小时的有三十八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工作的有六天！
为着完成四届人大的最后准备工作，周恩来决定抱病前往长沙，向毛泽东请示。
周恩来要王洪文同行，为的是王洪文主持日常工作，应当参加这次中国政治核心的会谈。
毛泽东住在湖南省委接待处已经两个多月了。在北京担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每隔几天，便给湖南省委挂一次电话，精心安排毛泽东在湖南的生活。华国锋长期担任湖南省委领导，关照湖南省委把接待毛泽东作为头等大事。听说毛泽东喜欢看电视，华国锋从北京为毛泽东专门调来了电视车……喜欢游泳的毛泽东，五次到湖南省游泳馆游泳，还冒着寒风跃入湘江，到中流击水。
自从七月十七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与毛泽东见过面之后，两位老战友已经五个多月没有见面了。对于周恩来的到来，毛泽东显得很高兴。两位老人互相询问彼此的健康状况。
周恩来重疴在身，原本计划在长沙逗留三天，于二十五日返回北京。
二十五日，当周恩来前往毛泽东住处辞行时，毛泽东却劝他再小住几日。
翌日清晨，毛泽东的客厅里，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气氛：桌子上放着一盘湘潭灯芯糕，一盘交切，一盘寸金糖，一盘麻花条，桌子正中的花瓶里插着飘着清香的腊梅和纯白茶花。
毛泽东步入客厅，见到招待所工作人员如此布置，微微一笑，不说什么。他拿起一条灯芯糕，高高兴兴地当早餐。
哦，十二月二十六日—一毛泽东八十一寿辰！
这天，王洪文被毛泽东打发到韶山参观去了。
中午，毛泽东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面条，喝下一杯深红色的芙蓉酒。
晚上，周恩来在自己住处请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方面接待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一起吃面。
入夜，毛泽东邀周恩来到他的卧室，两位老人长谈到夜深。就在这个历史性的夜晚，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对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作了最后的决定。
也就在这个夜晚，毛泽东的谈话中一些意见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并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如下的话：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后来，毛泽东的这些话，被奉为“三项指示”，以至被奉为“以三项指示为纲”。
且不论毛泽东的第一项指示如何，他的第二项指示和第三项指示对于克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毕竟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周恩来在长沙的心境是愉快的。王洪文呢，受到了毛泽东的冷落。
根据有案可查的记录，十二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刚到长沙，毛泽东就对他说：
“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有。”
十二月二十四日，借汇报工作的机会，王洪文支支吾吾，还是说出了江青要他说的话。
毛泽东极度不悦，他把“上海帮”称之为“四人帮”。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王洪文道：“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