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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听到“哟”的一声。安德雷说他小时候喝汽水就是用这种瓶子，现在没有了。现在的工业品中找不到这种手工情趣了。
下午和米塔去理论出版社谈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和我的下一本小说的事。我想以中国世俗精神为线索编这本小说选。中国小说古来就是跟着世俗走的，包括现在认为地位最高的《红楼梦》，也是世俗小说。小的时候，院子里的妇女们没事时会聚到一起，一个识字的人念，大家听和插嘴，所以常常停下来，我还记得有人说林姑娘就是命苦，可是这样的人也是娶不得，老是话里藏针，三百六十五天可怎么过？我长大后发现“知识分子”都欣赏林黛玉。
中国小说在“五四”以后被拔得很高，用来改造“国民性”，性质转成反世俗，变得太有为。八十年代末，中国内地的小说开始回返世俗。这大概是命运？“性格即命运”，中国小说的性格是世俗。当今最红的王朔，写的就是切近的世俗，嘻笑嗔骂，皆踊动鲜活，受欢迎是当然的，遗憾他没有短篇小说。
电视报导芝加哥市在公牛赢得冠军后狂欢引发暴动，警方拘捕三百人。乔丹在电视上劝民众勿躁。
十六日晚上与Sisci和漫画家Carpenteri在一个小馆子的街边吃披萨。我嗜漫画，年初在罗马搜购了不少漫画集漫画杂志，其中就有Carpenteri的。
我亦收有法国的，美国的，台湾的CoCo、老琼、朱德庸，老琼原来是女性。
有的时候我一整天都在看漫画。我还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在课桌底下看德国卜劳恩的漫画《父与子》，被一脸杀气的女老师没收。我猜她一定拿回家去看了，一直没有还给我《父与子》，不还就不还吧，脸上的杀气总该化解一点吧？
一九八四年我买到再版的《父与子》，翻来覆去看了一个月，终于将童年洗干净。
Carpenteri开车带我们去他的工作室，他在画大画，准备一个展览，桌上放了一些从前的漫画原稿，极其精致，居然送了一张给Sisci！不过他们是老朋友。
夜已深了，又到Carpenteri的家去，意大利人是越晚越有精神，与我不谋而合。路上在西瓜摊上买了一只巨大的西瓜，到了家里，摆开桌子，准备痛聊，将西瓜切好，刚吃了三四口，突然停电，于是在朦胧的月光下把西瓜吃完。
十七日在罗马游荡。下午开车去罗马西南远方一个古罗马时代的Ostia Anticha遗址。
这个地方非常像北京的圆明园，处在麦田的包围中。这里原来是靠海的港口城市，地上有很多黑白石子镶嵌的画，应该是当时各个航海公司的招牌或广告。
安德雷一直在感叹古时候的人会生活。阳光和新鲜的空气、朴素壮观的屋舍、露天剧院、公共浴场，我同意安德雷说的。
走到麦田里，用手搓开麦粒，浆已经灌饱，再有几天，就可以“开镰”了。
远处传来雷声。
麦田里杂有鲜红的罂粟花，看久了，闭上眼睛，有许多绿色的斑点在眼前。
米塔和安德雷在路边采了许多芝麻菜，用这种野菜做沙拉，吃起来苦，之后变辣，有些麻，容易上瘾。
Einaudi出版社发电传来，请任选“困惑”或“暧昧”为题写一本四十页的书。我选“暧昧”。生活是种过程，感受每一分每一秒，实实在在，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历代学者都在解释孔子的这句话，以为大有深意。我看没有，非常朴素，一种直观的感叹。
所以，“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确实，想两次足够了。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最高境界即随便怎么做，其实都在规律里面。孔子以后的儒们讨厌在“不逾矩”，又不能从心所欲，于是偷着逾矩，是为伪。
晚上十一点的火车回威尼斯。
十八日早上六点半到威尼斯的陆地部分Mestre，之后坐通勤火车到威尼斯。
去铺子里问有没有猪肉卖，“没有。”
十九日与制片人Roberto Cicutto先生联系好，明天到北部山上去看奥米（Ermanno Olmi）先生。
奥米正在山上拍一部新电影。年初的时候奥米邀请我和米塔去过一次，那时他还在选景，山上的雪很厚，奥米滑了一跤，六十岁的人，哈哈大笑。
我只看过奥米的第一部电影《I fidanzat》和他一九七八年获得坎城影展奖的《木鞋树》（L'aldreo degli zoccoli）（一九七八年我还在乡下打赤脚，那里不做木鞋，其实在乡下砍了十年树，真应该做些木鞋，也算对得起那些树）。我非常喜欢《木鞋树》，而奥米在他的第一部电影中就是成熟的了。《木鞋树》的摄影非常朴素，是凝视。中国电影里只有台湾侯孝贤的电影是这样的，内地的电影摄影总有一种摄影腔。我特别记得问奥米《木鞋树》的摄影是谁，奥米的脸一下红了，说，是我。
二十日Cicutto先生早上从法国到威尼斯来。我和马克去机场与他会合，之后开车上山去。
与Cicutto先生讲起我在威尼斯住的地方，Cicutto先生说他小时候就住在那里，经常在S。Stefano广场踢球。威尼斯的广场和小巷经常有孩子踢球，所以我认为威尼斯窗上的铁栏杆不是防贼的，是防球的。
下午到山里。森林的小路上远远过来一辆拉木头的拖拉机，有两个老头儿跟在后面，这是电影当中的一个镜头。
奥米在树林里。
奥米说，电影还没有开拍，但是今天因有些病树要砍，于是趁机拍其中的一个镜头。在这个镜头的结尾，需要开始下雪，于是用纸做一点假雪，等冬天再拍大雪纷飞，接在一起。
奥米说，刚才过去的那个拖拉机，是一九一八年的，电影里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树林里飞着无数的小虫子，奥米一边说，一边挥手赶开它们。助手们在用纸做雪花，效果不理想，我有这方面的经验，于是自告奋勇。让纸屑飘落的办法是先要抻松整张纸，然后再轻轻拉成小片，这样的纸屑可以透过一些空气，会像真的雪那样飘，而不是垂直落下。
我撕好纸，助手拿去镜头前抖落下来，成功了，奥米非常高兴，我亦高兴。
晚上吃饭前，旅馆所在的奥龙佐（Auronzo）市的市长Pietro De Florian先生跑来，要给我配眼镜。原来年初我来的时候，奥米听说我在找有弹性的软眼镜腿，于是记住了，这次来，奥米请市长帮忙，市长先生有一个眼镜店。市长没有薪水，中国人大概是不要做这“官”的。
奥龙佐市大概相当于中国一个镇的大小，依山傍水，随意而精致。
我的鼻子是蒙古人种的鼻子，鼻梁低，要想让眼镜固定在鼻子上，只得靠有弹性的软眼镜腿扯住耳朵，但是这种眼镜腿已经很难配到了，二次大战以前流行这种眼镜腿。欧洲人的鼻子高，因此眼镜可以很容易就架在鼻梁上，甚至有一种夹在鼻子的上眼镜，完全用不着眼镜腿。我认为欧洲人的鼻子是为了戴眼镜而事先长好的。
奥米和这个地区的人很熟。
二十一日早上和马克在小镇上游逛。此地风景好得像假的。
一个荒废的小楼的墙上有二次大战时墨索里尼的语录：意大利有悠久的文化，因此意大利在这个世界上有权力。半个世纪前的墨迹，斑驳得像中国文化大革命时的毛泽东语录。
与Cicutto先生谈《树王》的电影合同。奥米和Cicutto先生希望将《树王》拍成电影，我则认为不适合拍成电影，如果要拍，也需改动很大，几乎变成另外一个故事。你怎么砍那么多树，然后再烧掉呢？奥米说当然不能，但是有办法。
今天有宗教活动，神父领着长长的一队人在街上游行，教堂的钟声响彻山谷。
再见到奥米的时候，我提到《木鞋树》里的教堂钟声。奥米在阳光下眯起眼睛，说以前教堂的钟声就是现在的电视，钟声是一种语言，农民可以在钟声里听出天气预报，村里谁死了，谁结婚了，火警也靠钟声来传达。这种语言现在失传了。
我突然记起布纽尔在他的自传《My Last Breath》里也提到过西班牙乡下教堂的钟声，同样是奥米说的作用。两个导演，都提到钟声。
奥米带我们去因为高寒缺水不长树木的山顶，那里可以看到奥地利。山顶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军队挖的山洞，海明威曾在这里的军队中，他是在这里中的炮弹吧？
Cicutto先生去罗马，我们则随他回到威尼斯机场。
晚上刘索拉从伦敦来电话，她九月去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
二十二日威尼斯除了大运河，还有一百七十七条窄河道和两千三百条更窄的水巷，跨越这些水面的是四百二十八座大大小小的桥。
威尼斯不是数字，是个实实在在的豪华迷宫。
二十三日晚上张准立从巴黎来电话，说他在改绘画的路子。准立卖画用“毛栗子”，是他的绰号，小时候一颗头长得像毛栗子。六十年代末他画毛泽东像很有名，在他老人家脸上用些冷色，拿过一幅给我看。当年画毛泽东像只能用暖色。一九七九年我介绍他参加“星星美展”，后来他放弃画了多年而熟练的大笔触“苏联风景”，改“照像写实”，画门，画墙，画水泥地，画到现在，一直卖得很好，生活“中康”，衣食住行都有个样子了。
我喜欢的照像写实的中国画家是在纽约的夏阳，纯粹，饱满。去年在他家里看他改变画风的新作，令人震惊，纯粹，饱满，响亮。
夏阳的打油诗是一流的，比如这首：窗外雨打无芭蕉小鸟欲唱缺枝梢饭罢闲坐全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