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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追摹着他。我用“老村”这一笔名，即出于这一原因。不过在日常的生活里，我倒觉得老村原该是另外一个什么人，压根儿与我无关。作为文人的老村，他身上应该有千辛万苦的苦难经历，有对生活的切肤体验，他甚至应该时时激励我、约束我，成为我的样板，并且能够在历史上最优秀的文人那里，追寻并找到他的影子。他是当代的陶潜。
那一位活得贫酸的老者的声音，韵味若老木临风，嘶厉而久远。听着它，一种朴拙、苍凉的美感会一直震撼到人的神经末梢，甚至会让你错误地以为，受罪也是一种美感。
“文革”期间，几乎绝大多数文人都下放到农场蹲了牛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段相当贫寒的生命体验。我敢说，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带着负罪者的感情，迫不得已地去过流囚般的生活，但直到今天，他们中的许多人仍不能坦言这一点。在他们的作品里，不是装扮成任人宰割的可怜虫，便是逆流而动的英雄。总之，这一代人是严重的感觉丧失。对他们，我们几乎再不必多说什么。受罪的确不能构成美感，而对受罪坦诚的揭示和评判过程，却无疑是一种思想的壮美。最近出版的以《洗澡》为代表的几部作品，我以为，它们大多还都局限于一种浅层次的揭示，还没有构成较高一级的文化品位，即将个体的独到体验，引入到整个民族生存的文化背景中。按道理，在他们之中应该产生像俄国十二月党人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以及后来的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那样的撼世大作，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他们还没人写出反映当时那种生状况的有分量的作品来。
不知为什么，他们这一代人的作品，在历史视角和文本构成上，都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亦或许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感觉吧。人们都明白，对于他们中的任何个人，比如汪曾祺等人，我们都给予了很多敬重。我们曾是那样深情地仰望着他们的背影，那样浪漫地幻想着真正的艺术巨匠、大家，或许将产生在他们这一代痛定思痛的文人之中，但是他们让人失望了！虽然他们为文学做出了牺牲，并在后来的解放思想中功不可没。如真要从中数出几个让人因为本质意义的文学而去对他感恩戴德，则何其寥寥！因而我强烈地觉得，像陶潜那种孤傲自许的文人精神，似乎更应该被所有的现代文人从骨子里去接受。
孤傲自许不是对社会现实的不介入。恰恰相反，孤傲是一种高层意义上的介入。自“五四”以来，文化运动有其成功的一面，但与之伴随的另一面，却是瞎起哄，是一帮人与另一帮人聚在一个城市里吵吵，然后便命之为这个潮流那个运动。在我的感觉里，从那以后，作为独立性很强的文人，似乎就意味着一种危险。这一点是很可怕的。“五四”或许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发扬光大，或许还是我们民族一场无形的文化灾难。我有这样的感觉，在当代的文人中，独立意识很强的的确不多，他们似乎一来就是一批人，而且面孔都特别接近，生来就打着某帮某派的印记，他们必须靠相互依赖或某种特殊的氛围才能生存。中国近代以来，稍有“成就”的文人，无一幸免地扮演了带领潮流的英雄或领袖，说穿了还是官本位意识，而被人美其名曰“圈子”，不进入这个“圈子”，似乎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文人。
再回到我的话题。我从学校里出来，不愿去父亲的木工棚里学木匠，只好跟随农村的伙伴们下田种地。当时正好水利工地上需要人，我于是兴高采烈地去了。在工地上，每人每天四五方土的工作量，从山坡上拉到沟底。像我一米六三低矮的身体，拉着装载得满满当当的一车土，从山坡上滑行着下来，的确是够玄的。因为此前，的确有车子滑坡时，不慎将人卷进车轮底下而出人命的事情发生。但是在那时，广播里天天喊叫着要大干快上，人命似乎算不得什么，真落到哪个头上，活该倒霉就是。说也奇怪，尽管如此，我却并没有感到过恐惧，反而觉得很好玩儿。每天，我穿着破旧的背心，将裤腿挽到膝盖上，和同村的伙伴们一道挣命一起流汗，到了晚上，人累得像死猪，临入睡前还不忘讲些下流笑话，伴着疯疯癫癫的笑声入梦。不过与伙伴们有所不同的是，我的被卷里夹着一部《唐诗三百首》，也就是这部《唐诗三百首》，时不时滋润一下我干渴的精神，呼唤起内心的欲望，使我在累死累活的劳作过后，仍能怀念起自己还曾有过一个关于文学的壮阔梦想。
第二部分《吾命如此》六（2）
我从事写作不像许多作家那样，有一个不平常的经历，或是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奇遇。没有，我没有过奇遇，甚至连发誓赌咒申明志向一类的行为都没有。我的一切，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而来的。我自知，对我而言，这辈子如果不去写作，简直是不可想像。我可以不是作家，但我不可能不写作，这似乎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有一种恨，就像毒汁一样，服用了，心被它浸渍久了，就会像一棵树苗要长成一棵树那样，必然会成长起来。和我交往较多的人，只要听到过我对现实的真实看法，都会明白这一点。所以，我看到有的作家在描述自己成长的时候，写自己如何立志如何发誓要成为作家的话，就感到好笑。
你心里有你想像的样子，你就按你想的样子成长。
我不事张扬，在写出《骚土》之前的许多年，连一个像样的作家座谈会都没参加过。作家中认识我、以及我认识的作家都很寥寥。《骚土》（残本）出版之后，许多人还在猜老村是谁，稍微熟悉我的家乡人，却立马断定那一定是我。当然，乡亲们猜测到我，也许还有这样的原因，即对《骚土》所营造的那种特殊氛围的熟悉，以及我自己使用的关中地方方言和语感的贴合，这些都大大地缩小了他们猜测的范围。除此而外，我在家乡人的心目中，似乎老早就显示出要走向写作之路的可能。一个乡村里的孩子，假若他要干点儿文学之类的特殊事情，一定会比城里孩子暴露得明显，几乎从他立志的第一天，就像将一株植物放进骄阳燎烤的沙漠里一样。这其中，他所得到的嘲笑也一定比他得到的赞许要多。因此在那些由简单的土墙和窑洞构成的原始村庄里，要出人头地，就意味着必须承受超乎寻常的巨大压力。因此，对他来说，埋头苦干不事张扬恐怕是最佳的选择。但尽管这样，人们还会像等待犯罪分子案情败露一样默默地等待着，看你到底能不能干成事，会干成什么事。这种目不转睛的关注，不知将多少可怜的有志青年逼上了绝路。我深知面对这样的处境，将是何等尴尬。所以，我没向家乡的任何人透露过写作《骚土》的口风，直到《骚土》出版。要说透露，也只有一人，即那时在澄郊中学当语文老师的刘和平。他是我少年时的好友，不善交际，但为人办事极其严谨。事先从他那里传出什么几乎没有可能。
中学毕业，也是“文革”后头的几年里，我和刘和平一直形影不离，甭说吃饭睡觉，连上厕所都恨不能同进同出。我与他交往最初的原因是他有一套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撰的《中国文学史》。那是他从他亲戚的手里借来的，我们俩人交换着竟看了三四遍。那时因为年少，记忆力又特别好，因此两卷七八十万字几乎让我们全背了下来。我们一有空闲便坐在老槐树下或碾麦场边背诵里面的诗句，交换各自的体会。这套文学史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不仅帮我们把读过的东西进行了归纳总结，同时还告诉我们许多我们尚未了解的知识。后来，我们不知又从哪里寻找到一套社科院文研所编写的文学史，不同的写法，再一次加深巩固了我们对文学发展历史的印象。编撰者们也许并不知道，他们最认真的读者，竟是远在异地的两个农村青年，他们衣不遮体，浑身虱虮，坐在渭北地区一座不知名的土峁上，对着几卷磨破的旧书，像两条饿狗，抱着几根散发着香味的骨头，无比陶醉地啃食着。
中国文学史，这是一片多么灿烂的星空啊，你只要仰着头认真看，就会发现，每一颗星辰都镶嵌在他自己固定的坐标上，让你激动、让你敬仰。我们站立在其中任何一颗星辰的下面，都会觉得自己像暗沟里的小草一般，那样渺小。他们那精神的光芒，就这样在不经意中穿透了我们，照耀着我们憋屈的生命和卑俗的灵魂，引导我们向上跋涉。
那时，我与和平在水利工地里常常一谈就到深夜。在我的回忆里，那些夜晚的月光是那么明亮。月光撒下来，将槐树杈枝和叶片的影子清晰地投放在老墙上，随着我们忽高忽低的交谈声婆娑起舞。那一刻，文学便是我们的宗教，是我们饕餮与厮守的精神乐园。我们的衣服和鞋子越来越破，草帽也脱了边，这个样子，我们却自觉很潇洒。后来所干的活儿是从沟里往上背石头，这当然要累许多。不过，因为有文学做伴，我们还是相当愉快。那阵子，因为干体力活儿，我们每人每天能吃到三斤粮食，一顿就能吃五个大蒸馍，遇到面条能吃半脸盆子。睡觉也特别好，头一落枕便酣然入梦。这日子回忆起来真让人追慕，如今长久的室内写作，搞得人神经衰弱，还时时受慢性胃炎的折磨，这让我不禁感慨，做文人大概是肉体的沦落吧。
劳动使我以力自食，读书使我有了头脑。
一天，我照镜子，发现里面的丑孩儿，竟出落成一个神灵，始知自己并不丑陋，而是生有异相。曾国藩在他的《冰鉴》里，认为作为一个文人，最好的面相应该是开门见山。我的面相，就是那纵横交错的崇山峻岭。尽管世人有以貌取人的偏见，常伤害到灵魂深处，甚至在某一个特殊的关口，还会影响到命运，使生存步履维艰，但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