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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5月间，驻天津日本司令部官兵强奸中国妇女80名，然后送往河南的漯河、郾城一带，强行为前线日军“慰安”，受到了日军的性虐待，命运凄惨。这些被强制送到河南的80名妇女的名单现在还保存着。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列举了日本侵略者大量践踏国际法的滔天罪行，令世人震惊，难以忘却。虽然对一些战争罪魁进行了审判，但日本国对违反战争法规所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和痛苦的赔偿，却丝毫没有进行。
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暴行，最起码违反了《国际法》中如下的条约：
1。 军事行动不得攻击和伤害平民。这是最古老的战争法规之一。根据国际法原则，个人如果不直接或间接属于交战国的武装部队，就不应加以杀伤或俘虏，财产不应被剥夺。而被现代史上称之为最黑暗一页的南京大屠杀，粗暴地破坏了这一国际法原则，严重违背了1899年海牙第二公约和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的第二编和第三编包括的保护平民的条文。
日军攻占南京后，不分青红皂白地沿街杀戮中国男女老幼。顷刻间，广场、街道和胡同到处血肉狼藉、尸体纵横。日军的杀人手段残酷绝伦，有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割生殖器、砍去四肢、刺穿阴户和肛门等等。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两个日本军官为取乐举行的“杀人比赛”——各自提着极其锋利的钢刀，分头走向大街小巷，遇见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少便是当头一刀，劈成两半。最后，其中一个日本军官接连砍杀了106名中国人而被宣布为这场“杀人比赛”的胜利者。
根据国际受害赔偿惯例和按照1952年的价值计算，日本国理应赔偿南京死难者家属和幸存者50亿美元以上。而类似南京大屠杀这样的血腥罪行，在中国的土地上屡见不鲜，数百万无辜的中国人惨死在日军之手，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在战场上被杀害的人数。
《犁与刀》 第一部分“菊与刀”的国度（3）
2。 给予战俘以人道待遇。这是国际法的普遍原则。战俘是战争和武装冲突中落入敌方权力之下的合法交战者。综合1899年的海牙第二公约附件和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约附件以及1929年的日内瓦外交会议公约，合法交战国参加战斗不是以个人身份，而是以武装部队成员的身份。
战后，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把“对战俘的谋杀和虐待”归入战争罪。然而，使人不堪回首的二战期间，日军抓获中国战俘和伤员，不是本着人道主义和对待战俘的原则，给予中国战俘适当的待遇，而是明目张胆地违背国际公约，非人道地、残暴地虐待和枪杀中国战俘。更触目惊心的是，日寇把杀死的俘虏身上的肉和用这种肉所做的汤，拿来供给日本兵当膳食。
澳大利亚乔治·史蒂文森控诉说：二战中他作为驾驶兵被日军俘虏，1943年2月，他运送过300箱人肉给关押美军战俘的集中营。
3。 强迫占领地的平民为奴隶而进行劳役，是一种战争罪行。1934年到1945年的近12年间，日本为了在“满洲国”边境修补要塞，迫使大量中国人参加，其中大约有10万人遭到杀害，仅1942年在辽宁省就有3000名中国人被抓去构筑军事设施。事后为了保密，竟把这些人全部杀死。
太平洋战争后不久，被强行掠到日本去的中国人，大约有4万人，年龄最大的有78岁，最小的有11岁的孩子。他们被分在日本135个企业从事名为劳工、实为奴隶的死亡劳动。
“中国人难以忍受饥饿折磨，以至于出现了拣拾路边别人呕吐的饭粒及拔食杂草的惨况。日本监工将扔掉的橘子皮撒上尿，让中国苦力争相食之。有个叫李担子的青年，甚至将焚烧后的人肉带回宿舍偷吃。负责直接监督中国人劳动的日本劳工，多为具有在中国大陆杀人经验的日本伤残军人和退役军人，他们对中国人所施酷刑可谓五花八门，有将铁棍烧红烙大腿者，有以烟头烧脖筋者，有将鞋上钉上铁刺而踢人者，更有将人吊起向体内注射冷水，然后置于地下，以脚踩其腹使其鼻眼冒水者。中国人不堪忍受灭绝人性的虐待，终于发动震惊整个日本的花冈暴动。暴动失败之后，每两个中国人被反手绑在一起，三天三夜不给饮食，很多人被迫喝自己便出的带血的尿。两人中如果有一人死亡，另外一个人上厕所也要拖着死尸走。”这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场面，无论从道义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无论从国际法看，还是从日本国内立法看，日本军国主义对于残害中国人都犯下了无法推诿的罪行。
如今，在包括日本国内正义人士的多方努力下，日本国鹿岛建设公司已向“花冈事件”幸存者承认责任并首次道歉，而关于受害赔偿问题留待今后继续协商解决。这是日本履行国际法义务，反思侵华战争责任的良好表现，这对预防战争犯罪和维护世界和平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4。 禁止有毒、化学和细菌武器的制造和以其作为交战手段和方法。最古老的战争法规之一，就是在战争中禁止使用人类深恶痛绝的毒物和有毒武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曾使用窒息性和各类有毒化学武器，造成1万人的死亡，127万人受伤，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严厉谴责。战后，在缔结凡尔赛条约时，曾认真讨论过如何禁止使用毒气，日本也是该条约的签署国。并且，关于禁止使用毒气的国际协定，分别还有1899年7月缔结的禁止使用毒气的海牙宣言，以及1925年6月签署的禁止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意大利都未在战场上使用过毒气，而只有日本人在中国使用了毒气。日本在我国东北秘密研制和实验细菌武器，于1931年和1936年先后建立了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专门从事细菌战的准备，以活人做试验。
1937年到1945年八年期间，日寇在中国战场上进行毒气战总计1312次，直接伤害中国军人36968人，其中死亡2086人，而无辜的老百姓伤亡数字无法统计。
5。 日寇对中国城镇的狂轰滥炸，践踏了战争法规和惯例。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第25条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攻击和炮击不设防的城镇、乡村和住宅。”第27条规定：“围攻及炮击时，凡关于宗教、技艺、学术及慈善事业建筑物，医院及收容所等，不得作为目标。”并且有关条约还规定：“禁止以对平民造成恐怖，破坏或损害非军事性质的私人财产，或伤害非战斗人员为目的的空中轰炸。”而日寇公然违背这些规定，使用恐怖手段，轰炸和平城镇，掠地飞行，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向城镇市区投掷燃烧弹造成巨大火灾。特别是落在茅房鳞次栉比的贫民区，使住宅和居民化为灰烬。中国所有重要的城市，几乎都受到空袭的威胁。
在重庆，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连续大轰炸，整个重庆城区浓烟滚滚，一片火海，到处死尸枕藉，甚至树枝上也挂着断臂残肢，英法使馆和美国教堂也遭到炸弹袭击。最为悲痛的是，日寇炸弹造成重庆大隧道窒息挤压而惨死的市民近万人。惨案发生后几天，重庆城区不少店铺、居民住宅久久没有人开门，原因是全家都已惨死，成了绝户。
今天，我们从国际法的角度重提日寇的累累罪行，一方面旨在居安思危、勿忘国难，另一方面为加强日本国对侵华战争历史责任的认识和反思；同时，敦促日本国根据战后的国际惯例，向遭受巨大生命财产损失的中国人民履行其受害赔偿的国际义务。
美国社会学家卡雷尔·冯在他的《日本的权力构造之谜》一书中，曾对日本人绝对信奉实力的民族性作过深刻的分析。他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日本人都能非常迅速地觉察力的所在，而且一旦判明力的所在之后，他便会将之表现在行动上。不论情况如何，也不论目的如何，日本人都会唯力是从。”对于日本人，尤其是战争体制下的日本民族来说，力就是“正义”！在这样的前提下，尽管它披上了文明世界的外衣，但它仍然难以吸收本民族所罕有的人道主义精神；尽管它曾经学法中国，并且二战期间中国国力处于弱势，是其凌辱对象，但是它的民族胸怀和人性关爱的层次一直落后于中国，这是不争的历史和现实事实。
二战前后，中日两个民族对犹太人的不同“礼遇”就是明显的例子。在犹太人的《圣经》中，有一个著名的关于世界末日人们逃入方舟逃避滔天洪水的故事。二战期间，法西斯势力就是现实版的犹太人的洪水猛兽，犹太人的先知无论如何也猜想不到，远东的中国上海竟是他们的救命“方舟”。
2000年1月26日至28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一次反思20世纪大屠杀的国际会议。会议期间，世界犹太人组织举行了一个展览，名叫“生命签证”，介绍二战期间救助犹太人的各国外交官。名列榜首的是已故的中国外交官何凤山博士，他是最早帮助犹太难民逃脱纳粹大屠杀的外交官。
《犁与刀》 第一部分“菊与刀”的国度（4）
1938年，当时的奥地利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聚居地，总人数近20万。纳粹德国欲将这里的犹太人赶尽杀绝，规定集中营的犹太人只要能离开奥地利就可以释放，走不掉的则在集中营里成批屠杀。因此，对奥地利的犹太人来说，离开就是生存，不能离开就等于死亡。于是，犹太人纷纷想方设法离开奥地利。
离开首先要有目的地国家的签证。但是当时世界许多“先进”国家都奉行“绥靖政策”，生怕得罪气焰嚣张的纳粹德国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