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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这样的对手是值得尊重与重视的。同样可以作为中国人的好学榜样的，是一位被称为“霹雳小子”的、脾气火暴、放荡不羁的修车仔，名叫本田宗一郎。这家伙胜在好学，钻研汽车机械技术通宵达旦，总是满身混杂着机油味和汗味。而且不怕别人笑，已过而立之年，还挤在技术学院的教室外旁听，听课的目的竟然是为了要自己制造“合格的”活塞环，连讲课的教授听了都觉得好笑。但就是这个不怕人笑的好学的乡下小子，以“本田”这个名字，最终改变了整个世界汽车工业的格局。
其次，需要学习日本人的认真态度。某人并不是什么车迷，甚至对机械类的东西有天生的排斥，却发现国产某品牌的小汽车和进口日本的同一款汽车开起来感觉差别很大，其实是相同的发动机，相同的零部件，相同的设备和流程，但质量却相差了一个档次，实际相差的就是工人的制造工艺水平，相差的只是细节，点点滴滴的细节。据反映，另一款广告打得很响的国产轿车也有类似通病，方向盘旁边的一只水杯托都安装得不好，消费者花了数十万元钱买来的车，出现这样的问题，岂能使人对国货增加信心呢？实际上，把水杯托认真装好点既不多花力气，又不增加公司成本，却偏偏在这些细节上就做不到。我们往往有最出色的“战略家”、“策划家”，讲“宏观”，讲“大局”，讲“大势”，“侃”起来头头是道，就是缺乏从小处做起，把细节完善和执行得滴水不漏的重视细节的认真态度。
久居日本，并且对中国国民性提出振聋发聩声音的中国文豪鲁迅，临终前留下这样的话：我怀念日本。② 1932年，轮训在北京辅仁大学的讲演中谈到中日两国国民性时这样说：“日本人太认真，中国人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做戏似的……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到一起，倒霉是必然的。”丰子恺也曾经由衷地说道：“日本学生的勤学苦干的精神，真是可以使人佩服的。”
斥日本非“妾”即“贼”的戴季陶也在《日本论》中这样说：“我确信日本具有一种热烈的‘信仰力’。这‘信仰力’的作用，足以使他无论对于甚么事都能够百折不回，能够忍耐一切艰难困苦，能够为主义而牺牲一切，能够把整个民族打成一片。保守的人，他能够顽固到用性命去维持他所要保守的目的。革命的人，他真能够把生命财产一切丢开，努力作前进的斗争。”胡适是一个猛烈抨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但他也不由得这样赞叹日本国民所取得的成就：“日本国民在过去60年中的伟大成绩，不仅是日本民族的伟大光荣，无疑地也是人类史上的一幢灵迹。任何人读日本国维新60年的光荣历史，无不感觉惊叹兴奋的。”
美国人赖肖尔在《当代日本人》一书里这样写道：“一个世纪以前，日本人表现出伟大的社会纪律性，完成了从封建制度和孤立状态到中央集权统治和国际交流的根本性转变；现在，他们以同样伟大的社会纪律性，经受了悲惨的战争和军事占领。——起初，他们（盟军统治者——编者注）在日本为革命大开方便之门，差不多希望爆发一场革命，但革命从未发生过。虽然日本的局势出现过动荡，但法律和秩序从未崩溃。不管什么时候，当较为激进的人企图发动暴动时，大部分日本人都会退避三舍。政府官员继续尽量好地履行具体的责任，教师继续执教，学生继续读书。每个人都想方设法适应新的环境。虽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正如过去的几个世纪一样，日本社会依然秩序井然地延续着。”而《日本沉没》一书的作者，就不无自豪地借书中人物之口说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经历一次地震和战争的灾难，特别是大灾大难，日本的面目就为之焕然一新，从而大踏步地前进一步。
注释：
①原载《联合报》，作者：黎建南，《编译参考》转载，1992年6月。
②见鲁迅著《集外集拾遗》中《今春的两种感想》。
《犁与刀》 第四部分中国的潜力有多大？（1）
3。 中国的潜力有多大？
2001年，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吉隆坡的“亚洲领袖及策略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谈及中国的发展潜力，他明确指出：“倘若中国不因台湾问题而与美国开战，中国未来绝对会富强，日本可以做到的事情，中国都可以做到；而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和中国香港所做的东西，中国大陆都能做到。”李光耀说，若中国在教育、研究及发展上有所改进，未来的成就将等于10个日本，不过，由于中国大陆内部的发展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迎头赶上，所以中国可能会是5个日本。
那么我们的教育出现了什么问题？在海外有“当代鲁迅”之称的鲍河扬，在其《谁是民族灾难的罪人？——抗日战争的反思》一文中有过这样的描述：
费城的纳尔逊中学，是美国最古老的一所中学，校门口有两尊雕塑，左边的是一只苍鹰，右边的是一匹奔马，中国人定会以为是鹏程万里和马到成功。其实那只苍鹰代表的是一只饿死的鹰，它为了实现飞遍世界的伟大理想，苦练各种飞行本领，结果忘了学习觅食，在征途的第四天饿死了。那匹马也不是千里马，是一匹被剥了皮的马，它嫌第一位主人 ——一位磨坊主给的活多，乞求上帝把它换到农夫家，又嫌农夫给的饲料少，最后到了一位皮匠家，在那儿不干活，饲料也多，可是没几天，它的皮就被剥了下来。
这就是文化的区别，西方教孩子学会生存，我们教孩子如何做人。
美国汉学家威尔费雷德博士，在网上写文章指出，中国人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学会生存”，译成了“学会做人”。我相信不是笔误，而是有意篡改，是怕“邪恶”的西方文化“毒害”了我们的孩子。若几十年后真有了战争，不知是会生存的击败会做人的，还是会做人的击败会生存的。
写小说的、拍电影的都会说是性格导致事件，而不是用事件去写性格，爱情片、喜剧片、武侠片，都说得合情合理，可一写到鬼子给我们民族带来的悲剧时，我们的悲剧性格就全没了。不彻底清算民族悲剧性格，以及育成这种性格的文化，将来依旧是无尽的悲剧。
在中国最好混充算命先生，只要你捏起那人的手掌，或装模作样地看他的五官，或用指甲掐几下那人的八字，然后说：“哎呀，你周围的小人太多了。”你马上就得到了信赖，那人肯定惊叹：“太准了，太准了，都是小人挡我的道，快往下说。”混充的先生在这点上，定能取悦对方。
一个只会谴责而不会自责的民族怎么前进？这就是民族的悲剧性格其中之一。
国内教育的教条化同样不可忽视，仍以台湾同胞在日本的体会为例说明。
有一个台湾同胞，他在台湾读到的历史考题和祖国大陆的基本一样：甲午战争是公元哪一年爆发的？签订的叫什么条约？割让多少土地？赔偿多少银两？
后来他到了日本大阪，才知道他们考这道题目是另外一种考法：19世纪90年代，我们和中国发生了日清战争，结果中国战败，割地赔款。如果21世纪日本跟中国再开火，你认为大概是什么时候？可能的远因和近因在哪里？如果日本赢了，是赢在什么地方？输了是输在什么条件上？试分析。
我们不能说人家把孩子培养得多好，只能说在关注现实方面我们慢了对方一拍。这样的考试方法，没有教条式的枯燥，但是可以培养学生关注现实、关注民族的责任心。
从战争结束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街上的公共浴池生意兴隆，当时的英文报纸曾刊登过这样的故事：“一个外国人出于对日本文化和日本生活方式的好奇，来到了公共澡堂。在浴池里和冲洗处光着身子的浴客们的异国情调使他惊讶，但对他来说，印象最深的是，当一个小孩在冲洗处滑倒时，其家长训斥的那句话。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不慎摔倒，哭了起来，在一旁洗着身子的父亲厉声喝斥道：‘别哭，你是日本人！’小孩为父亲的威严所慑，止住了哭泣。”
这就是说，在大多数的普通市民中间国家观念是很强的，他们认为：“日本是个了不起的国家，身为日本人是一种幸福。”而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这样的一个民族是绝对不会轻易向对手折服的，因为这是一个国家观念很强的民族。
比较而言，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则显得有些淡薄，而乡党意识却十分浓厚。比如，在蒋介石坐天下的时候，蒋介石的贴身卫队全都是浙江出身的军人。再比如，在旧中国，由于中国南方的福州和北方的威海卫有舰队基地，所以中国海军高级军官一直都由福州人和山东人所占据；而从事铁路事务的几乎都是客家人，从事海运业的都是宁波财阀，革命派军人多出自湖南、湖北，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人乡党意识异常强烈的结果。①
这难道不是我们民族的一大弱点吗？然而，正当北京人把河南人、四川人作为嘲笑的对象编入黄段子的时候，正当上海人觉得北京人也不过如此的时候，正当外省人蔑称老北京的祖先不过是满人的奴才时，正当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嘲笑上海之所以发达不过是因为最早被洋人蹂躏时……不但是普通的中国人，就连电影明星、新闻名人都在日本受到莫大的侮辱。我们不要忘记，在有些日本人心目中，我们都是“支那”人！一个国家的实力，无法通过“大跃进”的方式在短时期内得到更大的改观，我们也无法在短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