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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战争，只要一开枪便会跟上来。”
二战前，美国外交家席勒预言，日本有一天将崩溃，日本民族将受到重大惩罚。甚至包括李鸿章，都断言日本将以巨大的惯性不可避免地走向不断的军事冒险之路。当一次次冒险都成功后，它最终又蜕化成一个赤裸裸的政治落后的野蛮的民族。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人赫尔对送来文件的日本大使野村的话就是个注脚：“在我整个五十年的公职生活中，我从未看见过任何文件充满了这样无耻的谎言和歪曲。我想不出，在这个星球上还有什么政府能说得出这些话。”
二战时期日本的国家体制和整个民族心态，决定了日本本身的正义力量销声匿迹，也决定了它出现不了像德国的奥斯卡·辛德勒那样伟大的人道主义卫士。在冲绳“姬百合”女护士队纪念馆里，幸存下来的女护士向大家讲解战斗的惨烈，有一句话令人难忘：“我们当年被教育要爱这个国家，可是谁也没有教育我们要爱护自己的生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美国要向日本投放原子弹，但此时的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却很是疑虑，因为以他的本性看来，投放原子弹是完全不道德的；但是，如果不投原子弹，又难以使具有浓厚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好战精神的日本人投降。因而，他便去问埃德温·莱顿教授，这是一位毕生从事日本人心理学研究的教授。
这位教授说了这样一席话：“将军阁下，在当今的日本，只有天皇有权使日本人停止战争，但即使对他来说，停战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他让日本所有的妇女都剪去头发，或者叫国民们倒立起来，用手走路，他们都将照办不误。甚至如果他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割去睾丸，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从命。但是命令军队放下武器，却又是另一回事。”教授的话让尼米兹将军豁然开朗：天皇尽管在日本人心中是“现人神”，在战时的日本是至高无上的，但即使是他下令，仍难以让好战的日本人低下头来缴械投降。如果没有足够强有力的军事打击，即使天皇被迫下诏投降，军国主义分子及其数以百万计的效忠者也会为雪“天皇之辱”而奋力还击，后果将更加严重。
所以，对于一个极其容易陷入狂热的民族，对于一个极其推崇强权和武力的国度，正义人士的任何警惕和疑虑都不是过分的。因为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达并不足以遏制他们国民心理中潜伏的恶魔，反而恰恰会被其心理恶魔所利用。早在1868年，西方作家看到日本的面包房和电影院之先进，便忍不住大加赞赏。而就在这个时候，日本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却正在忙着“恢复”天皇的神圣地位，以此来塑造自己的“日本精神”。他们所谓的“日本精神”，是一种融入了多种糟粕思想的混合体，其中包括德国的人种优劣论、欧洲为殖民主义寻找的借口以及它从基督教身上得出的结论——推出天皇，塑造一个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神化人物，比日本神道教所信奉的任何神灵都更能激发士兵的斗志。
因为日本是一个等级十分森严的社会。在近代明治维新以前，绝大多数日本人连姓名都不能随意拥有，只有贵族有姓名，这是权势的象征。明治三年（1870年），为了和国际接轨，日本政府规定所有的日本国民都可以为自己取姓。可是受制于多年的习惯心理，许多日本人根本不敢给自己取姓。明治八年，政府出台法律，强制全体国民都必须有姓。但是，由于日本一般老百姓无祖姓可继承，于是日本人便大张旗鼓地“发明”姓氏——田中、山田、井上、上野、中岛、稻田、广濑、吴藤、牛头、犬养、佐佐喜……五花八门，这样在1981年版的《日本姓名辞典》就收入姓氏8万条，成为世界上有名的“万姓之国”。
而在战争中的日本国内，不要说反对战争，就是对战争采取消极态度也是不允许的。针对国民批评或反对政府的言行，日本制定了周密的“禁止大纲”，违反它便构成犯罪，成为取缔和处罚的对象。通常，如果要想批评政府，反对现行政策，大都需要成立组织和团体。在二战前以及战时的日本，公民的结社权利受到1900年制定的《治安警察法》的法律限制。结社的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组织成立以后的三天之内，向辖区警察署申报社名和社规。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许多法律条文都照搬欧洲，特别是德国。天皇制下的资本主义日本具有类似西方的法律条文，但整个社会却缺乏西方的法制精神。它的内务大臣在“有必要维护安定秩序的情况下”，是有权力禁止任何性质的结社的（不论是否属于政治性的），而秘密结社更是被严厉禁止。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面对复杂的战争局势，为了防止国内响起反战舆论，日本颁布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使组织结社的条件更加苛刻。所以，要想在政治上出现反对派，在这个时候的日本，已经完全不可能。
至于群众性的集会，则更是不可能。政府规定，在“有必要维护安定秩序”时，无论室内、室外的任何集会，警察官都应果断加以限制、禁止或解散。群众举行集会时，发起人必须向警察官提供“警察官吏所要求的座位”，在这个座位必须能够清楚地听到讲演人的声音，能够充分地观察群众的状态。对于人们平时的说话，政府也防备甚严。１９０８年，日本颁布的《警察犯罪处罚令》中第2条第26项规定：对“散布骗人的流言或谣传的人”，处以“不满３０日的拘留”。这样，谈论中日战场上的失利，谈论国内粮食的短缺等等，都是犯禁的行为。
《犁与刀》 第一部分被愚弄的日本国民（2）
二战时期在日本和歌县志贺村的理发店，村民岩越平松说了一句话：“……不应该进行战争，我讨厌战争，搞战争是愚蠢的。”结果被处以１０日元的罚款。肖像画家川崎义夫在香川县白鸟车站的办公室说：“其实去打仗而战死的，只是像我们这种下层人。这次事变是因为日本有领土野心而发生的。”因此他被捕，以违反《陆军刑法》的罪名被送交检察厅。
在战时，不要说谈论战争的实际情况，就是谈论日本国内外的其他事情，而使周围的人惊讶、绝望，就算是“扰乱人心”。据说“在三人以上的地方说话，就会往往被告密给宪兵队”。国民只能“不看”、“不问”、“不说”，只能沉默寡言。就连显贵们呼吁和平，也犯了“散布谣言蛊惑人心”罪，首相吉田茂就曾经以这种理由而被宪兵队逮捕。
当然，大众传媒也无力反对战争。二战时期没有电视台，日本国内的广播电台也只有半官方的日本广播协会一家，所以言论的最主要载体是报纸和刊物。实际上，从明治时代日本就开始镇压自由民权，出台了《报纸条例》和《诽谤法》严厉禁止言论。日本昭和初期，1909年又施行了《报纸法》。这些法律法规成为套在日本国民身上的层层枷锁。那么，如果报刊登载了企图“冒渎皇室的尊严，改变政体或扰乱国宪的事项”，不光是发行人、编辑，就连印刷者也要受到监禁。
随着战争的进行，日本对报刊的管制不断加强。在“卢沟桥事变”开始的1937年7月，由内务大臣发布了禁止刊载报道的告示，列举的事项长达数页，极为详细周全。例如：要强调“这次日中两军的冲突并不是由日本方面的错误引起的”，“日本军队绝不是好战的”；不得撰写“会给国民以反战、反军印象的报道”；不得发表“关于现役期满的一部分士兵近期服役的消息”，等等。此外，审查官们还经常对报刊、杂志的编辑进行“指导与恳谈”。审查官们不仅仅指使作者执笔写稿，而且要求刊载“上面指派的高见”——无疑是一些歌颂天皇、美化侵略的御用文人的稿件。
到了战争后期，日本政府直接禁止报刊发售，管制程度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到了战争末期，日本只剩下两种报刊了：一种是根据大本营发表的虚假战报与情报局指导的充满谎言的所谓报纸；另一种是煽动战争的很难理解其意思的所谓“杂志”。①
在战争中，日本的广播更为极端，甚至说是在战斗中，精神竟然可以战胜死亡。电台曾播送过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以三四架的小编队飞回机场。一个大尉在最先回来的一批之中。他从自己的飞机上下来后，站在地上，用双筒望远镜注视着天空。当他的部下返回时，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脸色有些苍白，但却十分镇定。看到最后一架飞机返回，他写了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到了司令部，他向司令官作了汇报。然而，刚汇报完，他就倒在地下。在场的军官们急忙跑上前去帮忙，但他已经断气了。经过检查，发现躯体已经冰凉，他的胸口上有弹伤，是致命的弹伤。
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冰冷的。而大尉的身体却凉得像冰块一样。大尉肯定是早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持他作了这次汇报。可以肯定，是已逝的大尉所怀抱的强烈责任感创造了这样的奇迹。”②
而这样的故事竟被广泛传颂。
所以，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动所有的社会机器，在近代天皇制的“教育敕语”下培养出一批迷信天皇、崇尚强权、忠心追随军国主义的国民。
首先，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惨败，让日本从精神上尝到了胜利的快感。在过去的一千年中，日本对中国这个大陆国家一直抱着崇仰的姿态，即使在近期，魏源的《海国图志》也在日本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③ 当时的清朝水师号称亚洲第一，打败了一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