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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銮三于浙，祝厘两入京。
唱和称最多，颂中规亦行。
林下唯恂谨，文外无他营。
优游登大台，生贤殁亦荣。
诚如乾隆帝所说，钱氏享年89岁，荣宠逾常，但他遵守一条规则：“文外无他营”，即休致后不预政事，小心地与皇帝唱和，大约这也是得享大年的秘诀（《清史列传》本传、《文端公年谱》）。
福建长乐人梁章钜（1775～1849），官至江苏巡抚，道光二十二年（1842）68岁休致，并未居于故里，而寄居福建浦城四年余，出版《退庵所藏金石书画题跋》、《藤花吟馆诗钞》。当其所造的北东园“草木日长，半亩塘中游鱼亦渐大，甚可闭户自娱”的时候，认为“浦中风俗日偷，省中时局亦顿异，所闻所见多非意料所期”，颇感不适。儿子们劝他远游避乱，友人约他游览杭州，遂举家出游江浙。因有有家而不能归之意，自云为“浪游”。自道光二十六年（1846）至二十九年，遍历太湖水域和长江下游的南北各地，观赏名胜古迹，访问旧友新朋。
官绅写照第1节 清代官绅的晚年生活（3）
他每去一处，绝非走到为止，而是考订掌故，满足求知的愿望。在与友人的聚会中，必有唱和，因而记录成《浪迹丛谈》，刊于道光二十七年，次年刻出《续谈》，辞世之年刻印《三谈》和《巧对录》。梁氏到苏州，朋友约他观光嘉庆朝湖广总督、《续资治通鉴》主编毕沅经营的灵岩山馆，他曾经去过，但是以前来去匆匆，这次为“考悉其颠末”，欣然前往。细细欣赏，一面感叹毕沅花重金而未能有赏盛的机会，一面将过往没有留意的楹联抄录下来，以备补入《楹联三话》一书中，因此感到“此游亦不虚矣”。到扬州，笔记写了一卷多，拜访其师、致仕乡居的大学士阮元，呈上《师友集》，阮元为之作序，誉为“他日必传之作”。游小玲珑山馆，请主人告知其来历，令后世读者亦能明了此园的建筑特色、名称由来和主家的更易（《浪迹丛谈》、《续谈》）。阮元的林泉生活，本书有关于阮元的专文涉及，这里不叙。
优游林下者与前述醉心写作者有所不同：一种是生活享受为主，著作为辅；另一种则反之，几乎是一心钻研学问，生活享乐放在相当次要的地位。然而两者亦有共同地方，即都有追求。优游林下者并非醉生梦死，他们的游山逛水、享受人生，有着求知的欲望，希望能把看到的事物弄明白，获知其原委，即懂得事理，求得新知识。此乃较高层次的精神享受，与纯粹的追逐物欲有明显的区别。
致力族务家政
老年官绅中有一批人热中于家族的事务，倡办或兴办家族公共事业，修家谱，建祠堂，祭祖坟，开族会，办义塾，训子弟，以此为务，而不知疲倦。这同样是一种追求，在南方人中又较多出现。
浙江海宁人查慎行（1650～1727），54岁才中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得康熙帝赏识。64岁引疾乞休。旋里后，应族兄之召入五老会，又举行真率会，“与宗兄弟劝酬齿序，杖履肩随，校农桑，量晴雨，间与田父野老咏歌盛世。且举家课，集子弟之能文者试之，有志者期以上进，自弃者勉其改行”。他以教训子弟为己责，“待子弟严而有恩，有过虽成人不少贷”。教育之外，修祠堂，兴祭田。陈敬璋在所撰《查他山先生年谱》的康熙六十年（1721）谱主72岁条写道：
（查氏）一切世故不与闻，至关祖宗祠墓事，则存贮公产，嫌怨不避，经理出入，劳苦不辞，赎祭田，修祠宇，家虽贫，必竭力捐助，恒比丰厚者倍之。有时独立举行，虽困甚，弗顾也。为什么这么认真？原因在于他认为子孙的功名财富，都是祖宗功德福泽所给予的，只有追远报本，才能保持家族的兴旺（《查慎行年谱》）。
安徽定远人方士淦（1787～1849），在知府任上被遣戍新疆，42岁东归，48岁建立家族支祠，“以奉祭祀”。50岁率领三弟校定宗祠所藏家谱，用聚珍版刷印成书，计印60部。次年，到徽州休宁祖坟上祭，原来有个族人在其祖墓旁立坟，听说他要回来，忙着将坟迁走。他到后，大会族人，祭宗祠，并写出此行的《纪略》一卷。看来，他把祭祖修谱作为晚年的人生要务，并坚持不懈。他辞世前一年，自撰楹联云：
时至即行，再休恋身外浮云、天边朗月；
知足不辱，问谁似殿前作赋、塞上从军。
是把一切都看开了（《啖蔗轩自订年谱》）。
晚年为家族而死的是享誉北方的桐城学者吴汝纶（1840～1903）。他做过幕客，多年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去日本作过考察，学部大臣欲用其主持京师大学堂而不就。光绪二十八年（1902）到安庆筹办桐城县学堂，因二十余年没有在除夕回乡祭祖，非要在腊月二十九日从安庆起程回乡间，次日黄昏到族人家（本身无家属及兄弟在农村）。这两日风雪交加，受了寒气，元旦上午祭祖过后，感到不舒服，还要到外庄探视本家，然因身体不能支持，遂将族人请到他住处议事，为其兄商定嗣子。事后，有族人说闲话，起纷争，吴氏极为生气，病情加剧，数日而亡，享年六十有四（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如若不是祭祖立嗣，不受风寒，不生闲气，吴氏应不会迅速辞世，而会给当地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家族成员的出处进退、身体状况，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老人的健康，乃至死亡。湘军将领刘长佑（1818～1887），官至云贵总督，光绪七年（1881）休致。他的家法，“朔望必谒墓下”。他因在外从军，拜扫时日少，回籍后虔诚履行。当他67岁时，本在病中，而每拜墓必恸，因而病情加重。辞世那一年，他三弟的在四川候补知府的儿子病逝，家人不敢告诉他，他总问侄儿为什么不来信。及至其灵柩返里，家人无法再瞒，他因三弟已丧二子，再走一个，极度悲痛，头目眩晕，诸症复发，经诊治虽有好转，数月后亡故（邓辅纶等《刘慎武公年谱》）。
官绅写照第1节 清代官绅的晚年生活（4）
坚持修身养性
每一个有所成就的人，必定有一种理念，并以较强的自律能力去促成其实现，否则其成功是难于想像的。事情是有的人不能坚持，或不能全面地持之以恒，半途而废，放任自遂；而有的人却能一以贯之，任何时候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坚定人生目标，愈有成就，愈加反省，老而弥笃。遗民、隐士可以说是后一种人的典型，在清代，这一类的人相当多，下面举两个人物的言行，以见其一斑。
明清之际的山西阳曲人傅山（1607～1684），诗文、书法、医学样样精通，成就卓著。青年时代向往清明政治，明朝灭亡，甘愿隐逸，不做清朝的官，也不合作。顺治前期不幸吃了官司，事毕仍不改初衷。康熙十八年（1679）举行博学鸿词特科，要求官员推荐人才与试，给事中李宗孔等人荐举傅山。73岁的傅氏深知应试就是合作，就要做官，与己愿相违，故而称病拒绝。但是官府不放过他，催逼他起程进京赴考。县令戴梦熊派夫役强行抬着他上路，待到离北京城30里的地方，他拼死不让再走。这次特科，本为联络人才，收买人心，故而官员重视其事。见傅山不上圈套，不给皇帝面子，怎么得了。一个个为在皇帝面前买好，纷纷出动劝驾。首先是大学士冯溥屈尊拜访，百官跟进，傅山半躺在床上，声称有病，不能起床答所以史书云：“是时海内名士云集，高征君名，进谒者骈填户外，征君卧床蓐不起。”他的山西同乡、刑部尚书魏象枢，见这样僵持令朝廷下不了台，出面打圆场，奏称他实在老病，请求免予考试。康熙帝允准。冯溥又密奏，傅山虽然未试，给予一官，以收人望，遂命为中书舍人。冯溥强要傅山到庙堂谢恩，傅氏坚决不答应，官方就报告他已病危，难于正式行礼，把他抬来，到了望见午门的地方，他伤心得泪流满面。冯溥怕出事，就地强行扶他下拜，他则趁势倒在地上，魏象枢赶紧说好了好了，已经谢恩了。冯溥、魏象枢等人演了一出戏，圆了皇帝的面子，而傅山始终没有妥协。事后他感叹地说，从今以后再不会有逼我做官的麻烦事了，又说元朝的刘因，以贤孝闻名，被征召就出来做官，后来以母病辞职，希望别人不要把他看作和刘因一样的人，否则死也不瞑目，表示他并未接受清朝的官职。听到这话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丁宝铨《傅青主先生年谱》）。总之，傅山在威逼利诱的情况下，竭力自持，坚守初衷，不与清廷合作，保持了晚节。
颜李学派的首要人物以卓越的修养传名后世。他们生活在农村，亲自耕作，讲求实学，注重践履。李塨（1659～1733）是学派的集大成者兼发展者。冯辰等人给他作的年谱——《李恕谷先生年谱》，反复记载他的“一岁常仪功”，强调他的严于自律，悔过迁善。从年谱的写作讲，不免招来内容重复的批评，但在保存史料上则令人知晓李氏的自持精神。《年谱》云，康熙四十六年（1707）谱主49岁，“仪功如常。去琐碎，戒暴怒，勿听人是非，待人以和，日必习恭一次。思吾心不精而粗，不一而杂，年已将衰而德不立，惭哉！同年，皇三子诚亲王允祉派陈梦雷征聘他。他以草野之人，不足供奉贵人辞谢。而前三年，朋友阎若璩应皇四子、贝勒胤禛之召进京。得病，李氏前往探视，劝他“老当自重”，即作为平民学者，或者说是隐逸，不应当与贵胄交游。李氏53岁时，惧怕倚老卖老，与友人书云：
我兄弟年亦老大矣，衰至而骄，何常之有。望彼此共策，益拓度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