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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方法，把企业办好；（2）他们本身有资本；（3）他们凭借同乡的关系，能联络上富有的在沪乃至在其他地方的广东商人到上海投资。唐廷枢刚就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京记洋行的费伦预言：招商局“不难找到为数众多的股东，只要他们知道这个公司是由唐景星（廷枢）在妥善地加以办理”（郝延平书，录自《唐廷枢研究》）。事实也正是这样，粤商踊跃认股，徐润敢于收买美商旗昌洋行的轮船，使悬挂清朝龙旗的船只在伦敦与英人见面。
在沪的广东人经营中小企业的亦颇不乏人。方赞举在沪充当工匠，孙英德原在广东老家打制农具，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初创建发昌机器船厂，维修船只，十几年过后，具有造船能力。香山人林文开始在发昌机器厂当工人，几年后自办建昌机器厂，20年间发展到相当规模。1866年潮阳、惠来商人75家共建潮惠会馆，德盛号捐银6420两，另有两家捐助5000两以上，21家捐1000两以上（《上海碑刻资料选辑》）。能捐这么多银两，都是不小的商家。
在上海经营对南洋华侨贸易的，主要是闽粤商人。19世纪60年代至甲午战争期间，广帮协泰和、潮帮花德盛，甲午战后，潮帮仁诚、谢璧记、春华等商号主要从事南洋华侨所需要商品的交易（李伯祥、蔡永贵《近代上海与洋庄和南洋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广东人在沪经营工商业，特别是新式企业，对于当地和中国经济的发展、经营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有积极意义：
（1）所创办的近代工商企业，主要有造船、航运、电报、纱布、造纸、保险等业，其中有旧行业，有过去所没有的新行业，但都采用新式生产和经营管理方式，突破了旧行业的管理办法。
（2）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原来买办在洋行搭股，是买办资本，从中分化出来，开办民族工商企业，成为民族资本，扩大了民族资本队伍，对发展近代生产有利。
（3）保护中华利益，与外国经济势力进行商战。以航运业为例，轮船招商局设立以前，由美国上海轮船公司、英国大英轮船公司控制长江航运，所以法国人梅朋、傅立德在《上海法租界史》一书中说，轮船招商局的出现，“是令人注目的”。它与英、美
轮船公司竞争，挽回部分航运权利，其主管人之一郑观应说它“实为中国振兴商务之权舆”（《郑观应集》上册），也不算过分。郑观应还说他自己先做买办，后来经营民族企业，是“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欲挽利权以塞漏卮”（《洋务运动》，第8册），用外国人的办法与外国人竞争，争取中华民族的权利。
（4）出现近代生产关系。在新式企业建立的同时，出现新的生产关系，即民族企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5）影响改良主义思想的产生。新式企业出现必然影响思想界，提出适合于它生存、发展的要求，郑观应就成为改良主义思想家，提出工艺救国的主张：“工艺一道为国家致富之基，工艺既兴，物产即因之饶裕。欲救中国之贫，莫如大兴工艺”（《郑观应集》上册）。这成为后来问世的工业救国论的先声，同时他主张政治改良，要求设议院。
总之，在沪粤人对于发展上海经济，尤其是建设近代企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他们，就没有上海的近代企业和发达的经济。这种作用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江、浙籍人在沪势力没有超越粤人之时，更加显著；洋务运动以后，上海成为近代化趋势明显的城市，经济枢纽的作用与日俱增，促进全国的微弱的变化。同时，粤人又是以上海为据点，四处经营工商业，所以他们不仅有对上海的作用，而且影响及于全国。
世态剪影（四）第23节 广东人在上海的政治活动（1）
广东人领头发动上海小刀会起义；维新运动时，上海是康、梁制造舆论的中心。在清代后期上海的这两大政治事件中，广东人都作出了杰出贡献。
小刀会首领刘丽川布告前文述晏玛太说小刀会起义之前上海有八万广东人是不确切的，但其时广东人甚多，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还不在人多，广东的移民同时还把在广东流行的民间结社天地会带到上海，正是这一组织，作为基本力量发动了小刀会起义。这个团体的首领是刘丽川。刘是广东香山人，1845年参加天地会，1849年只身到沪，当过丝茶栈伙计、商场经纪人、洋行通事，失业后运用民间验方为人治病，遇到贫穷的病人不收诊费，获得好声誉。他发展天地会成员，使之散布于上海及邻县青浦的城乡。当时上海民间会党很多，有福建移民组织的小刀会，土著居民建立的罗汉党等。1853年3月太平军到达南京后，上海民众谋图响应，刘丽川联合其他会党，并大度地以福建人组织的小刀会为联合团体的名称，于当年9月发动起义，担任总首领，起义基干队伍由粤人、闽人和青浦农民组成，内有七个帮派，为闽人的建帮和兴化帮，浙人宁波帮，当地人上海帮，粤人的广帮、潮帮、嘉应帮。粤人七居其三，可知其为起义中的基干力量。由于起义队伍中粤、闽不能团结等原因，起义坚持一年多，于1855年1月失败。小刀会起义是上海近代史上第一次民众运动，反对清朝统治，并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表现出民众的愤慨。粤人充当了领袖的作用，处于骨干的地位，给上海的历史留下了粤人的重重一笔。
戊戌变法是在北京进行的，舆论中心却在上海。不管在哪里，最重要的人物中都有广东康有为、梁启超，而康梁在上海制造舆论的作用更大。康有为认为要变法，在于有人才；要人才，得讲求学术；讲学术，要有团体。他本着这个认识，办报纸、书局，组织社团。1895年8月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9月筹设北京强学会，11月初到达南京，动员两江总督张之洞，取得他的支持，偕同其幕僚、广东番禺人梁鼎芬到上海，设立了强学会分会，代替张之洞撰《上海强学会序》，发表在《申报》上，主张士大夫参加议政，并作《上海强学会章程》。次年1月上海《强学报》创刊，康有为令其弟子、广东人徐勤、何树龄主持笔政。但是北京、上海强学会先后被查封，《强学会》办不下去，浙江人汪康年办《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康让弟子粤人麦孟华、徐勤、欧矩甲先后来主笔政，番禺人黄延耀为该报理事，管理财务。需要指出的是嘉应人黄遵宪为参预上海强学会活动，为《时务报》的出版筹款独多，贡献甚大。《时务报》自1896年8月9日创刊，至1898年8月8日止，共出版69册，刊出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序例》、欧矩甲的《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徐勤的《中国除害议》等文，鼓吹变法，认为：若仍因循守旧，就会像印度那样灭亡，波兰那样被分割，而变法就会如同日本那样地富强；变法就要废科举，兴工艺，发展民族工商业。1897年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与梁启超在上海开办大同译书馆，出版译著《俄土战纪》、《意大利侠士传》、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等书。康广仁还同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设立戒缠足会，提倡风俗改革。
维新志士在沪的团体和出版机构，制造了变法舆论，推动了维新运动。他们的出版物大得读者青睐，尤其是《时务报》，问世数月后，售出万余份，为中国报纸所从来没有的盛况。梁启超的文章议论精彩，妙笔生花，大得阅者欢迎，通都大邑、穷乡僻壤的文化人都知道梁启超其人，把他与维新运动主将康有为相提并论，号称“康梁”。各地方的读者在当地传播康梁维新思想，陕西有位书院山长刘光刊刻康有为给京沪两地强学会写的序言，号召在陕西实行变法，还集资在陕西设立织布局，发展工商业，并主动与梁启超联系，梁向他转赠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康梁在沪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富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倡导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主张废科举，清积弊，开议院以通下情，开办近代工商业。这些思想渗透到士大夫阶层，为变法制造了舆论，把维新运动推向高潮。
世态剪影（四）第23节 广东人在上海的政治活动（2）
康有为在沪组织学会，对民间政治团体的建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清朝历来不许士人成立政治组织，北京强学会的建立破坏了这种限制，上海强学会的设立再次对限制政策加以冲击，这两个学会虽然很快被取消了，但其他学会在1897年、1898年大量出现，梁启超因而能在《康有为传》里说，“学会之风遍天下，一年之间，设会百数，学者不复以此为大戒矣”。汤志钧在《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一书中著录的团体就有50个之多。北京强学会与上海强学会开创之举，打破了清朝严禁结社的法令，以后民众组织社团已成不可遏制之势。事情还不只是在创立之功，更重要的是这些团体具有近代民主色彩，是明清之际的稍具政治色彩的复社、几社以及清代的民间秘密结社所不能比拟的。爱国者建立团体，就为推翻清朝统治作了组织准备，所以强学会的建立有着深远意义。
仁人志士在沪集会、办报、译书，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要求变法维新，在北京强学会被查封之后的1896年至1898年间，上海成为思想最活跃的地方，唱出变法的时代最强音，是宣传维新变法的舆论中心。上海的这种作用，是北京以外的城市所不能比拟的。这是上海历史上的光荣一页。随后有1890年章炳麟、唐才常、容闳、严复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就不是偶然的了。当然，上海能开风气之先，康有为选择上海结社办报也不是没根据的。戊戌以前，上海受西方文化影响，思想界比较活跃。18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