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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类型的家庭结构
现代人把父母和他们的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家庭称做“核心家庭”，我们在清代的档案和家谱、方志、文集的传记中看到不少这类家庭的材料。康熙中江苏昆山人陈涵玉，有妻赵氏，子秉衡，三个女儿，计六口人（《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59页）。乾隆时湖南桃源人李盛瑞，有妻和子，三口人，有弟李庭鹤已分居另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嘉庆三年69包）。这些人家，成员包括父母和未婚的子女，子女有成年的及未成年的，以父母为主体。家庭人口不多，在三到六口之间。这些家庭大多从事农业。但经济状况不一，贫富相差悬殊。
康熙间江苏长洲人黄某，有妻，有儿子夫妇，有孙男、女各一人，六口（彭绍升《二林居集》卷二十三《黄氏家传》）。吴县王某夫妇，有子王福生夫妇，另有女孙一人（民国《吴县志》卷七十《孝友》）。这类家庭有两代夫妇，不同于前一类型的只有一对夫妻，第二、三代是第一代人的子孙，是他们的直系亲属，这种家庭叫“直系家庭”。两对夫妇以外的人口，古人叫作“余夫”，是家庭次要成员。它除了上述诸例中的第二代人的子女，还可以有第一代人的未婚子女。家庭人口在四至十人之间。
清初浙江乌程（今吴兴）人庄胤城，家富有，生三子，长廷钺，次廷（即以明史案而出名者），廷无子，其兄弟皆有子，庄胤城有三房媳妇及若干孙辈，后主持分了家产（《顾亭林诗文集·书吴潘二子事》）。嘉道时武进人张悦、张怡弟兄，都是生员，有老母，兄有四子，弟得一子，长期共同生活，后议分家，张怡为让产，提议按小五房分，而不以老二房为准，是时第三代也应有几对夫妇了（《毗陵天井里张氏圣经公支谱》卷九）。这类家庭在其分裂以前，第二代有两对以上夫妇，以此不同于直系家庭，而且有的有第三代夫妇，甚至不止一对，它可以视为核心家庭、直系家庭的联合体，故叫做“联合家庭”。
雍乾时山东栖霞北埠郝姓一家，50余口，有田100多亩，同耕共食，学者郝懿行就与这个家族同宗（郝培元《梅叟闲评》卷一）。乾隆中湖南沅州蒲宗瑾家六世同居，其第三代兄弟5人，四代17人，五代41人，六代60人，共123人，由家长主持家政，各房没有私财，大锅里吃饭（《清稗类钞》五册2508页）。这种家庭成员多，辈分多，全有血亲关系，可称为“家族家庭”。
清代还存在着没有一对完整夫妇的残缺家庭以及独身家庭，这些是所谓鳏寡孤独畸零户。
各种类型的家庭互相联系，其成员经常不断地互相转化，前述联合家庭之庄、张等户，分家后产生出若干直系家庭和核心家庭，而原先的联合家庭不复存在。反之，核心家庭人口增多，可以发展为直系家庭或联合家庭；人口死亡则会成为残缺家庭。因此我们说清人家庭类型是固定的，内部成员则是在不停地变化中。当然，这些情况在其他朝代也都可以看到。
清代家庭有那么多类型，各类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呢？即以何种为主，何种为次，人们大体生活在哪种家庭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方法，最好是以户口册为资料，逐户逐个类型作出统计，算出比例，就很准确了；如果有不同时期的资料，还可以说明各种家庭类型在清代各个时期的变化。然而由于资料的不完整和难于搜集，现时不能采用这个方法，只好退而求其次，研究户口平均数，以了解各类家庭大致的地位。乾隆《大清会典》记录，乾隆十八年（1753）各行省总计户数3884万，《清高宗实录》记载，这一年人口18367万，平均每户4。7人。道光九年（1829）福建户数3999143，口数19081872，正巧也是平均每户4。7人。另据方志所提供的江苏吴县、江阴，安徽芜湖、太湖，浙江新昌、诸暨，江西于都、萍乡，福建云霄等县不同时期户口数字，我们计算结果，有的县平均每户高达18。9人，少的才1。4人，总算起来平均每户7。4口。上述各种平均数是就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得来
的，可以说是随机抽检的结果，不是普查，也不是典型调查所得，很难说它具有代表性。我们只能从全国的、一省的、若干县的平均户口数产生一个印象，即清代每户平均约有五口人。
世态剪影（二）第8节 清代的家庭（2）
前述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的实例中已知它们的人口一般在五口上下，前者以五为上限，后者以五为下限。从全国平均五口来看，这两类家庭应占家庭的大多数，而把联合家庭、家族家庭、残缺家庭排斥于次要地位。因此可以说，清人大多生活在直系家庭和核心家庭中，家庭规模不大，成员不是很多。
以丈夫为主宰的夫妻关系
传统的夫尊妻卑的名分观在清代没有变化，只是个实践问题，法律对男女的不同科罪也是实行中的事情。清代以丈夫为主宰的夫妻家庭生活大致是如下情形。在夫权之下，有的丈夫通情达理，而妻子在传统的三从四德伦理薰染下甘愿处于屈从地位，夫妻相处很好的不乏其人。《广东新语》作者屈大均，在宁夏与王华姜结亲，偕游山西、江南，随后回到故乡广东番禺县，王氏先卒，大均将友人为其妻所写的哀悼词章汇为《悼丽》一书。其伉俪情好，传为美谈。乾隆丁未科鼎甲孙渊如妻王采薇能诗词音乐，谱曲吹奏给丈夫欣赏，渊如每每动情，妻死后绘其奏乐图像，永兹纪念。孙的妹妹嫁给吴鼎，帮助丈夫学习，希望他能与哥哥一样中鼎甲，郎舅辉映，后来吴成了学士。人们把他们的生活视为“唱随佳话”（《郎潜纪闻初笔》91页）。也有妻子厉害，挟制丈夫的。雍正时编修汪师韩在圆明园内教授皇子，家中妻子怒责其妾，妾逃出，御史遂弹劾汪师韩治家无状，使其遭到罢官的惩罚。汪不能理家，按清人的观念，是不能正夫妻名分，也即不能治国，理应罢黜。他的遭遇，是社会逼着丈夫制伏妻子，实现夫权。夫妻关系有的紧张到互相残杀的程度。福建长汀人仲学友妻郭氏，八岁到婆家做童养媳，备受丈夫虐待，生有一女，被丈夫乱花钱卖掉，郭氏的夫妻生活如此不幸，气愤之下，在嘉庆初年将丈夫毒害，官府把她凌迟处死（档案，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3112号）。四川郫县人刘潮俸外出归来叫妻子张氏做饭，张氏因贫穷不予理睬，刘就把张氏打死。川督勒保审案拟刑：“刘潮俸合依夫殴妻至死故杀亦绞律，应拟绞监候，秋后处决。”
一般地说，导致夫妻间互相残害，或是因为原本就没有爱情基础，或者后来感情破裂，双方都是不幸者。而同是故意杀害对方，妻子要被处以极刑——凌迟处决，丈夫则判处绞刑，且监候至秋后执行，夫妇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如此之甚。丈夫休妻的事也偶出现，而卖妻的现象不少。出妻是男子的传统权力，夫妻感情不合，妻子只好忍受，男子则可以提出离异。如有一对夫妇结婚30年，儿子也成了亲，可是儿子死了，丈夫归罪于妻子，把她嫁出（《清诗铎》965页）。不过清朝政府一般不判决离婚，怕的是家庭破裂，带来社会问题，这在那个时代有保护妇女利益的客观作用。在社会下层把妻子当作财产出卖是常有的事。四川德阳县黄秀元在父亲黄同兰包办下，与江子陇女儿结亲，双方感情不合，黄同兰经江子陇同意，把江氏卖给曾宣为妾，得财礼17千文（档案，嘉庆三年73包）。清人姚柬之的《翁无妻》诗中记述了一个因无力交纳赋税而被迫卖妻鬻女的事例，丈夫曾想用一死来逃避差吏的追逼，妻子则要求把自己卖了以换取丈夫的生存，结果是把妻子女儿一起卖掉才交纳了赋税。休妻、卖妻均反映家庭关系的不和谐，即使感情融洽的夫妇，因贫困生活也不幸福。
休妻、凶杀的家庭总是少见的，夫妻生活完满的也是少数，在夫尊妻卑下平安相处的家庭则是通常的情形。
乾嘉考据学大师钱大昕说：父子是“天合”的关系，夫妻是人合的关系，自然父子关系重于夫妻关系（《潜研堂文集》卷八《答问五》）。他把这两种关系的地位看得极为透彻。父子之间开始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清代做父亲的对儿子要进行职业教育和训练，在士农工商中给儿子选择一种职业，当然以士农为好，没有条件的只能从事他业。品德的、社交的教育，也是家长所重视的。方法多半讲究严厉，不溺爱。理学家张履祥让儿子维恭冬天包幅巾，儿子嫌难看不包，履祥看着他挨冻也不怜惜，坚决不准许戴帽子。直隶滦州边某是独子，幼年身体极弱，以致人们担心他会夭亡，但乃父“不以一子之故而少宽其教”，坚持让他上学。他后来回忆说：“在学有严师，在家又有严父，故吾之学业进于成童。”（《边氏家谱》卷一）教育子女是家庭的功能，清人的教育主要是在家庭完成的，而父亲总想把儿子塑造成自家理想中的样子。
世态剪影（二）第8节 清代的家庭（3）
按理，父子关系的准则是父慈子孝。实际上，做父亲的不管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把儿子养大就算“慈”了，尽到职责了。人们的着眼点是要求儿子的孝。社会上确实出了不少孝子顺孙，如安徽和州薛文、薛化礼弟兄佣工养母，母死，二人绝食殉亲。还有一些人愚孝，割股剖肝治疗父母的疾病。孝养多发生在社会下层之家，上层家庭少见。有人说：“人子之能养父母也，什百中无一二焉。有之，则为乡曲之细民，欲于富贵家求之，殆千不得一矣。”（《清稗类钞》四册1719页）
这句话还告诉人们，清代能尽孝的人不管在哪一个社会阶层都属少见，父子不相恤的事情太多了。如富贾吴士忍穷奢极欲，好声色犬马之乐，其父分居在外，要求他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