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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
子川一定被什么东西纠缠住了，在他的诗作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被纠缠的痕迹。是什么这样持久而又强烈地占据着诗人的内心呢？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知道的是．被纠缠住了的子川是丰饶的，易感而又渴望表达。他心中的累赘．成了我们的美。这里头有一种执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是政治家的风格、商人的风格，而“不管目的誓不罢休”则是诗人的风格，或者说，是诗的风格。
“想象中一片金黄／诱惑你多少年／终于走进你的眼底／拆开她塞给你的沉甸甸的信兜／那雨，就落个不停／／案头，守着一只瓷猫／／抚着瓷猫的手／一只只／朽去”（《瓷猫》）
现在我们看到了，恶狠狠地纠缠子川的是一只“瓷猫”。问题是，这只弥漫着瓷质光芒的工艺猫究竟代表了什么呢？诗的常识会告诉我们，推究这只“瓷猫”的企图终究是惘然的，可是，因为有了一只手，我们又不能不关注．说不定这只手是子川的呢？说不定这只手是我们自己的呢？很不幸，这手一只只“朽去”了。任我们前赴后继，“瓷猫”却岿然不动。
这很伤神。子川很伤神。子川的诗就此染上了伤神的调子。
当然，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这只“瓷猫”是故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故乡的云》中得到佐证。“以诗证诗”是无趣的，好在子川的诗放在这儿，诗本身终究可以阐述诗的问题：“依然很美／枯树很美／夕阳很美／陷进去很美／毁灭很美……” （《沼泽》） “陷进去很美”，这是标准的东方人的情感方式，当然更是东方人对待故土的情感方式。它无因而起，却格外动人。诗句是如此的质朴，几近实话实说。
也许我们还可以像崔永元那样弄出一脸的坏笑，节外生枝。说，子川的一腔热血和故乡根本没有关系，子川的那只“瓷猫”其实是一个女人．子川都爱了几十年了——同意这个观点的朋友们请举手。
许多人都举起了手。胳膊如林。人们举手并不能说明这种说法符合实际，而是这个话题令人高兴。
……
■荆 歌
诗人子川，我最早与他打起交道来，并非因为诗。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认真的编辑。关于这一点，直到今天，我的看法依然未变。从《钟山》到《雨花》，再到后来的《扬子江》诗刊，他作为编辑的认真，则有增无减。在他担任《扬子江》诗刊的主要负责人之后，这本诗刊的面貌有了非常大的改变。变得我收到它的每一期之后，都会以喜悦的心情摩娑它的外表，然后用很多的时间陶醉其中。
而我最先读到的子川作品，竟然也并不是诗，而是一篇小说。小说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熟悉而亲切的作者签名，一下子吸引了我去读它。那小说题目好像是《女孩苏扬》。我不知道子川的世界里，究竟是不是真有一个名为苏扬的女孩子，通过这篇小说，我领略到了作为诗人的子川的柔情，领略到了他不凡的艺术才华和写作才能。后来在某个场合，我听到苏童也在当面吹捧子川，说他这个小说写得如何如何地好。我这么说并非是三人成虎，而是想说，我对子川小说的阅读感受，在苏童那里也得到了印证。
……集中地、大量地阅读子川的诗歌，是在得到了他最近出版的《子川诗抄》之后。这本薄薄的诗集，我打开它，一首首一行行地读下去。我完全进入到了诗人的诗世界中去了。读子川的诗，应该说没有什么语言和形式上的障碍，它的意象，却是那么独特，诗风是那样的清新。“紧急停车，风停下。风景停下／时间不停。像缺口涌出的水／怎么也堵不住”“我望着你，像春天望着没有返青的树／河流把风景裂成两片风景”“我是否命该着永远地忧郁／不停地写诗，就像那止不住的流泪”，我喜欢这些诗句，我阅读着它们，感觉到它们是既柔软的，又是开阔的。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第二天，有记者打电话到我家，让我谈一谈对耶里内克的看法。我没读过她的作品，我没看法。我只是说，她有过写诗的经历，她是一个诗人，而一个诗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最不值得奇怪的事。因为我敬重诗和诗人，我始终认为诗歌是最接近文学的本质的。如果没有诗，我们的内心将会是多么的苍白；如果没有诗人，那么我们的世界也将黯然失色。我庆幸我们的生活中有诗人，有子川。
……
■叶 橹
我认识子川，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他还在泰州市文化馆任职，我因为一件小事得到他的帮助，感到他做事踏实负责，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他送过我一本《总也走不出的凹地》，这本诗集的书名让我体验到一种永恒的象征的意味，而那些具体诗作则给我留下了清新流畅的良好印象。
后来他调到了南京，但同我没有什么联系。只是他调到《扬子江》诗刊后，又有了少数几次的接触。这些年他写的一些诗，倒是经常寄给我的。也正因为如此．我对他的诗才有了全新的印象和解读。
最近一次同他交谈时，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你可以用‘与历史共存亡’的题目写一些诗。”他说考虑过类似的问题，但操作起来并不容易。我则说不是要你写大而无当的东西，而是要在大题目下作小文章。他默然，我也默然。
现在我就以此为题．谈谈我对他的诗作的一种印象。
我虽然比子川大了十多岁，但在某一历史阶段的经历上，却有着许多类似的体验和观察。譬如他写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生活的诗，不仅勾起我的一些沉重的回忆．而且也加深了我对华滋华斯所说的“诗是宁静中的回忆”的理解。我还为此写了《1970年发生了什么……》（见《名作欣赏》2006年第5期）一文。我从他诗所看到的“历史”，虽然已经随风远逝，但文字所留下的真实，却是无法磨灭的。
以前在大学读书时。对个别老师总是津津乐道于“野史”而对“正史”似乎不屑一顾．往往并不能理解。如今经历了数十年的人世沧桑，总算是明白过来了。而诗人进入历史的方式，恐怕得另辟蹊径才行。子川那些写“1970”年的诗，在一些“大手笔”书写“正史”时，也许是不屑一顾的，但对于我们这些“时间的虱子”们而言，却是最真切不过的历史。子川写道：“秋风梳篾大地／人是时间缝中一只虱子”．所以我希望在他的诗中读到的，正是这“一堆虱子”的跳蹦，而不是“大手笔”所书写的“历史”。再譬如，子川写的《向日葵》，从凡高那“灿烂得令人起疑”的“一次次扭曲我所熟悉的向日葵”到“曾经向着永远不落的红太阳”的向日葵，前者的“扭曲”是艺术，而后者的真实却意味着荒诞。艺术能够与历史共存，而荒诞却随着历史而消亡。因此，人们从子川那“信手抓起一把葵子／不小心嗑出一堆1966年的阳光”中，“偷窥”到了一种对历史的调侃与嘲弄。
诗人进入历史并与历史共存亡，这好像是一个很宏大的话题，其实，如果从平民的视角使其微观化，这本是一个很实际很具象化的话题。只要诗人不妄想叱咤风云，不无端地编织自我陶醉的英雄梦，不自作多情地充当什么代言人，而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诗意栖居的普通人，那么，进入历史并与历史共存亡，便是一件十分普通而正常的事情。就像子川在《黄昏》一诗中所写的那样：“从黄昏切入生活，／有一种微醺似清香型佳酿。／飞鸟入林去，／行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是清晨所没有的感觉，／也是晌午所没有的感觉。／黄昏令人陶醉；／一千年前，婉约的词风吹我，／两千里外，钢蓝的海风吹我。”就是这种“切入”的方式与姿态，使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作诗意的栖居，什么叫作普通人的生活与历史。这样的普通人．与生活同在，与历史共存亡，不是十分自然的吗？
与历史共存亡这一话题的自然又必然的延伸，自然是诗人所必须具备的历史感。谁都知道历史感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但是在普通人身上，它其实又是一个很具体很实际的问题。《黑镜框》也许是子川为了怀念某位亲人而写下的悼亡之作，但是我在读到“茶几上时钟依旧在走／命运齿轮上，我生命的链条依旧在转／你已经没有未来”这样的诗句时，有一种悲从中来的味道，但也有一种豁达的启迪。死者长已矣，生者情意绵，人生代代无穷已，不就正是这种生死的延续吗？我同子川谈论过，我们这些人所经历过的，对于现在的青年一代来说，几乎是难以理解甚至是不可信的。而对于有的人来说，这种“难以理解”和“不可信”，恐怕正是他们窃窃私喜地盼望着出现的“历史”呢！
任何一个具体生命的存在都是有限的，一个具体的生命消失了，他们的历史也就结束了。所以“你已经没有未来”并不是什么特别令人难堪的事实。可对于那些生命的链条依旧在转的人，如果对逝去的历史茫然无知，作为个体，我们会为他感到悲哀。可是，如果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失忆，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张桃洲
也许有人会说，子川的诗有点“其貌不扬”，不那么“先锋”——如果人们对于“先锋”的理解和期待是奇崛的词语、眩目的意象以及惊世骇俗的主题的话。那情形的确如此；因为，子川的诗大多温和，没有激烈、高昂的言辞（少有的例外是《向北方》：“北方是黄河的源头，／我是长江！”诗末的惊叹号在他诗中并不常见），采用的是细碎的笔法、轻缓的语调，抒写的是人生中寻常的景致和情感，就仿佛“野菊花散失在草丛，／这里一点点，那里一点点”（《所有火车已经开走》）。这与他中和、平实的性格和兼容并包的编辑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