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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金陵梦魇胡汉民讨蒋抗日 1
胡汉民以国民党元老之尊、以立法院院长之尊，仅因政见有异，被蒋介石说抓就抓，软禁七个多月之久，痛定思痛之余，决心要打倒蒋介石个人独裁，并不是仅仅为了雪个人之憾，在他看来，亦要为党国除去“一大毒疮”。他在一封密函中用暗语说：
门与门系为中国致命一大毒疮，能请西医割去，是一治法，否则用中医拔毒（什么内托外消）、打消方剂，抑或见效。除却二者便无是处也。（《胡先生亲笔函电及批注》，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转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五六五）
门，用《水浒传》“武松醉打蒋门神”典故，隐指蒋介石，即不惜以“外科”或“内科”手术，来取掉蒋介石这个“大毒疮”，衔恨之深，可以想见。
胡汉民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四日被释放后抵达上海，翌日驰电广州非常会议委员，承认国民党内“纠纷迭乘，政治举措失当”，希望党人“彻底觉悟，力图团结”。再过一日，公开批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应付日帝侵略，只有“三无主义”，即“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这样下去，“则必至国亡种灭而后已”。（参阅胡汉民《亡国之三无主义》，载《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蒋介石不抗日足以亡国，所以他要抗日反蒋以救国。他不会再与蒋合作，可见之于十月三十日的《致粤中央电》，他明言不会与汪精卫入京任职，而力言“迫某（蒋）辞职，并促制度上限制个人权力，打破独裁”！
胡氏“打破独裁”的立场，自然更坚粤方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决心，胡于十二月五日与粤方非常会议选出的中委，联名领衔通电，催蒋下野，解除兵柄。蒋果于十天之后，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
蒋介石下野之后，宁粤合流，表面上出现各方合作，蒋汪胡携手的形象。但事实上，胡汉民留居香港，拒绝入京。他对蒋之复出以及蒋汪合作，不仅厌恶，而且决心倒之。当时刚辞去行政院长的孙科，对于蒋汪的向日退缩政策甚表忧虑，曾于密电中告诉胡汉民，蒋曾责令十九路军将领，不得“擅起战端”，后来军民奋战，“乃表示抵抗，然仍令十九路军将领只准抵抗，不必扩大”，认为“日方计划摧毁长江一带军事势力，结果南京中央必然崩溃”，所以建议在粤中另立政府。（电文全文可见于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五六八）胡汉民虽然没有另立政府，但继续积极活动倒蒋。他想统一西南各地实力派的力量，以与蒋汪南京政府抗衡，以抗日为号召，并借此攻击蒋汪的不抵抗政策。他还与华北的冯玉祥取得联系。冯主抗日甚力，对蒋之向日本委曲求全，甚表悲愤，也想联络西南倒蒋。（见张允荣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八日《致展堂先生函》）此时冯已自徐州移居泰山，名为养病读书，实与在山东的韩复榘有所密谋，与胡自亦一拍即合。胡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复函冯玉祥，有谓“过去四五年，只见有个人，而不见有党”，“凡所措施，无不出于个人私意”，此个人即蒋介石也，暗示如果倒蒋，“必竭诚襄助”。（胡函原件藏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胡与北方的张学良、韩复榘、阎锡山、孙殿英、石友三之间，也互通音问，设计如何抵御气焰方张的日寇，如何去除劫国的“独裁之魁”蒋介石。（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五七O）他还取得国民党海外支部的支持，同情他抗日反蒋的立场。可见他发展“反蒋”关系，十分广泛。事实上，他已着手组织新国民党，强调纪律、团结与反蒋，活动范围扩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七省。
南京政府的蒋汪合作，蒋主军、汪主政，也不如表面上看来那样和谐地分工合作。如周德伟所指出的，蒋仍遥控政治，“不脱军阀素习”、“军费占岁入百分之八十以上，各省封疆大吏，则一仍其旧，汪氏无置喙余地。”蒋“又推荐孔祥熙为中央银行总裁，兼中国银行董事长”，后“又推荐陈果夫为江苏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早已任浙江省主席”，“中央之党务则有叶楚伧、陈果夫操纵，陈立夫尤横，一意为蒋氏鹰犬，与汪立异”。 （周德伟《余之一生与国民党点滴》手写稿本第十六章）然则蒋汪合作其名，蒋氏一人独裁其实，无论政、军、党、特都在他的手里。
一九三三年年初，日军突袭山海关，榆关失守，张学良决心抵抗，与胡汉民关系趋密。张曾告诉胡“不抵抗”的原委，故胡于回函中说：
兄前以不抵抗而丧失东北，兹又以不抵抗而丧失榆关。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虽示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顾兄身当其任，究何以自解于国人？纵不为个人计，将不为数百万人民之身家性命计耶？（原函藏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
胡虽希望张学良结合华北将领，抗击日帝，但是“别在”之人乃全国最高统帅蒋介石，仍一心想剿灭共党，全无意绪抗日。日军遂于三月四日侵占承德，无可奈何的张学良惟有引咎辞职，黯然出洋。胡汉民针对此一局势的对策是积极组织西南抗日联军，联络北方抗日将领，以便北上救援热河，不过，其意不仅在抗日，而且还要倒蒋，可见之于另一封密函如下：
西南抗日军队出发，以贤初为总师之任，渠以抗日为倒蒋，如能师出武汉，北局有变，一切正可相机而动。（胡汉民致护黄、颂云，原件藏哈佛燕京图书馆）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胡汉民讨蒋抗日 2
函中的贤初，乃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之字，淞沪停战后被调往剿共，然仍不忘抗日，与胡汉民等结合，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出任“西南抗日军总指挥”。而此时全国各地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冯玉祥于五月二十六日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但这个时候蒋介石仍然在江西剿共，并于五月三十一日授命何应钦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日军侵占长城以及山海关以北地区的合法化，并同意长城以南的察北与察东地区不予设防，直令华北门户洞开。胡汉民闻之甚怒，即电冯玉祥曰：“请公立振义师，先就北平擒拿经手订立妥协之何（应钦）、黄（膺白），即行讨蒋以抗日。” （胡汉民致焕公电，原件藏哈佛燕京图书馆）然而无论西南或华北，抗日讨蒋的情绪虽高，但实力（军力与财力）不够。胡汉民的“北出长江、推倒国贼”的计划固然夭折，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在蒋介石的压迫与分化下宣布解散，方振武、吉鸿昌的抗日讨贼（蒋）军也因孤立无援而失败。但是胡汉民仍不肯放弃，至十月间仍在积极规划如何“声讨独夫，从事抗日”。（语见胡汉民致何子佩函，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九日，原件藏哈佛燕京图书馆）
讨蒋抗日虽是胡汉民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是主张讨蒋抗日甚烈的中共，仍然是他想要消灭的敌人，敌人的敌人仍然不能成为朋友，反而与敌人蒋介石在反共上有共识。所以当“闽变”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发生时，由于更改国号、换旗、联共，虽然目标就是讨蒋抗日，胡汉民不能苟同合作，坚持讨蒋与剿共双管齐下，声称“独裁卖国之南京军权统治、叛党联共之福建统治，必同时清除之”（见胡汉民对时局宣言，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载《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勇气虽然可嘉，但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任务。而此时蒋介石正分江西剿共之师，大举入闽讨逆，动用海陆空三军，并亲至建瓯指挥镇压，十九路军孤立无援，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初宣告失败，被蒋改编，部分残军则由陈济棠改编为粤军独立第三旅。
胡汉民在一九三四年，仍然继续联络各地将领，进行抗日反蒋活动，在军事上虽然相继失败、乏善可陈，然而在政治和党务上，实已将西南独立于南京政府之外，颇有效地抵制了蒋介石，如蒋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在洛阳召开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胡断然拒绝参加。一年之后，蒋提出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也遭胡等通电反对而被迫取消。原定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亦被迫延期至翌年十一月十二日举行。胡汉民仍发表有电，与蒋汪所定议题，针锋相对，唱对台戏，并谴责南京政府“党同伐异，自为派系，钳制同志，变本加厉”（语见有电，载《三民主义月刊》第四卷第四期），更扬言那只是军权统治的五全大会，不是中国国民党的五全大会（参阅胡汉民《为五全大会告同志书》，载《三民主义月刊》第四卷第四期），甚至不惜另开代表大会，宣布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党、卖国罪状，开除其党籍”。（参阅胡汉民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致南洋英属总支部整理委员会函以及一九三四年九月三十日致邹鲁等函）胡汉民如此强硬，倚老卖老，自令汪蒋十分头痛，不得不加以“招安”，由王宠惠亲自携孔祥熙函南下，呼吁谅解，动之以情，并邀胡“早日命驾来京，主持一切”，却被胡刮了一顿胡子，说是不应求“私人间之谅解”，以延误“国家之危机”，更进而把矛头指向蒋介石：“南京政府之上，尚有一南昌之太上政府，彼以一军事领袖，在行政上可以擅自发号施令，并擅自召集各级文官训话，又可以组织蓝衣党，企图以法西斯主义代替三民主义。”（《胡先生为宁粤合作对法报记者之谈话》，载《三民主义月刊》第四卷第五期）这种指责不可谓不重，而又难以辩驳，所谓以三民主义相标榜，而行专制独裁之实，尤其击中蒋之要害。由于胡汉民的杯葛与谴责，五全大会就没有开成，另于十二月十日召开四届五中全会。
胡针对蒋之集权，亟力提倡均权共治，并得到西南实力派的支持。蒋介石为了争取胡之谅解，于一九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