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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无法详细索解赛格信托案的真实内幕，但可以肯定的是；李建民及其同事所重复的不过是中国金融界近年来一再发生的故事：利用模糊的规则打擦边球，这实际上也是中国金融乃至整个改革一直沿用的核心潜规则。对于这个终于到来的判决，李建民应该感到庆幸，因为它毕竟没有与具有强烈政治化色彩的腐败联系起来。而这种特殊勾连在我们见过的金融案件中几乎成为一种惯例。如果是那样；李建民面临的指控将会严厉得多。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李建民并不知名，但对于海南，对于中国的金融改革，2002年8月由海口这个区级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却具有十足的象征意味。这意味着，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正在悄悄地了结那场轰轰烈烈但却十分尴尬的巨大实验。事实上，早在1993年南方地产泡沫破灭的时候，海南的正剧就已经落幕。这场由海南发端然后又迅速燃及整个南方的地产狂热，差一点就导致了一次金融崩溃。据说，由于当时全国各地的资金争先恐后加入南方的地产炒作，许多内地银行都濒临关门的危险。相信，亲历过那场狂热的人们，都不会怀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当时中央银行头寸的紧张状况，为1949年建政以来之仅见。面对这种紧急情况，政府采取了严厉的处理措施，这也最终导致了从1994年开始的新一轮金融改革。从那个时候开始，在中国20多年的改革史中，海南即成为一个无人问津的遗迹，一个“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典型案例（历史现象）。而最近几年陆续曝光的海南金融案，不过是那个时代就已经撞击出的历史回响。令人扼腕的是，这些回响大多是以当年英雄们的个人悲剧形式出现的。
现在的青年们已经很难体会到海南当年那种独特的精神魅力了。在他们眼里，海南不过是一处美丽的海滨度假地，那里不曾发生过任何惊天动地的故事。而对于我们那一代青年，海南简直就是一个圣地，曾经引发了中国改革之后最大的一次人口集中迁移，其主体成分是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经历了80年代启蒙运动的一代理想主义青年，在遭遇到突如其来的幻灭之后，将海南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边陲海岛当作他们理想和激情的避难之地。于是，“到南方去！”，成为那个特殊时代最富魅力的选择。能够准确刻画这种魅力的，是我一位朋友的例子。这位从小到大都小心谨慎的上海孩子，在大学毕业分回上海一年之后，也被犹犹豫豫地卷入了去海南的潮流。在海南一个洗钱公司干了一年多之后，这位朋友还是做出了现在看来非常聪明的决策，重新回到了上海。现在，我的这位朋友早已经当上了上海一家老牌四星级酒店的老总，其时不过32岁。而那些死守在海南的同学们，许多仍然在海里艰难地漂着。
客观地说，这批青年人对海南的冲动是非常复杂的，其中既夹杂着强烈的政治热情，也包含了强烈的经济企图。所以，在90年代初期汇聚在海南巨大的喧嚣中，有一种声音一直不愿隐退，那就是：不仅要将海南建成中国的经济特区，还要将海南变成中国的政治特区。这样的人口成分与这样的信念，构成了海南独树一帜的改革模式。当时对海南很经典的一个概括是，深圳是西化的，但海南是中国的。对深圳的概括未必准确，但对海南的描述却非常到位。的确，海南是中国的，这不仅是指海南的主要经济成分是中国的，更是指海南独特的氛围：它是由一群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青年知识分子构成的独特世界。在那里，一群怀抱强烈企图心的青年知识分子以一种理想主义的姿态塑造着他们自己的独立王国。实际上，活跃在当年海南风云际会的舞台上的，正是这批急欲突围的年轻人。中国的特区大多选在传统行政体制控制能力比较薄弱的边远地区，深圳如此，海南亦复如此。此种原由，也为这些急于成就事业的年轻人提供了更多个人发挥的空间。但现在看来，海南并不具备成为任何一种特区的基本条件。海南，对于这批年轻人来说，只是一个灾难性的历史误会。这种历史的误会注定了，海南的辉煌将是短暂的。这一点在海南金融业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在中国所有的经济领域中，中国金融业的改革是最为滞后的。这虽然与金融业的特殊敏感性有关，但最主要还是受制于中国改革具有强大惯性的总体模式。出于这样的原因，在1994年之前，中国金融改革采取了与其他领域一样的所谓双轨制模式，信托业就是当时并立于传统金融体制之外的最大一根“轨道”。虽然从1979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开始，中国信托业几经整顿，并最终在这几年被彻底“推倒重来”，但在那个时期，信托业无疑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最“繁荣”的一个领域。换句话说，信托业是中国金融领域的一个最大的“特区”。两个特区加在一起，海南的信托业自然就成为“特区中的特区”。这种特殊的土壤，造就了海南信托业空前绝后的荣景。据我们统计，海南信托业全盛时期，海南的信托投资类公司竟然达到21家之多。这个数量让几乎所有的省份都瞠乎其后。在那时的海南，信托业就是金融业，金融业即是信托业。就连海南在1995年成立的惟一一家地方商业银行——海南发展银行，也是由五家当地的信托投资公司合并而成。信托业当时在海南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如此多的信托投资公司挤压在这个没有任何产业基础，没有任何地缘经济优势的狭小孤岛上，其生存空间可想而知。不过，有了这一批极富想象力和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奇迹是迟早要发生的。当时海南流传甚广的一句语录非常贴切地表现了这批青年知识分子旺盛的企图心：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于是，海南的特区之“特”（可以炒卖地皮）与信托业的金融之“特”（可以大量融入资金）开始同时发挥作用。在资金大量聚集但又没有任何资源可以依凭的情况下，脚下的土地就成为惟一可以下注的筹码，一场史无前例的地产炒作“会战”就此登场。在海南及北海炒地最狂热的1992年，许多生怕错失机会的外地炒家，经常是直接驾驶装满现金的小车奔赴目的地。由于涌入的资金太多，当地银行的营业部经常出现10元面额的钞票（那时候还没有百元大钞）堆积如山的情形。这些地处边远银行的职员经常发出的一个疑问是：从哪里冒出来这么多钱？以现在的眼光看，那绝对是一场想象力与勇气的比赛。但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约束这帮年轻人；商业经验的苍白和对经济的浅薄理解都不能构成障碍。在他们面前，只剩下辉煌的个人成就和豁然洞开的金钱诱惑。这一刻，海南如流星般短暂的辉煌及日后绵绵不断的痛楚同时铸就。而这其中，海南信托业居功至伟。在海南地产最狂热的时候，一位海南信托业的闻人曾经气壮如牛地发誓：要将海口所有的地皮都买下来。这句今天看上去无论如何属于商业噱头的豪言壮语，在当时却十有八九是发自内心的。其中底气来自海南信托业早期的巨大成功。在早期的地产炒作中，海南信托投资公司凭借其资金优势大发横财，资产规模在短时间内急剧膨胀。一时间，那些导演这些天方夜谭的金融家们，个个变成了点石成金的英雄。海南滚烫的土地上到处都有这样的传奇人物。笔者的一位好友当时曾经供职于海南省信托投资公司，他不止一次地向我提起这家只有1000万注册资本的公司在短短几年中快速发迹的神话，语气中充满羡慕与景仰。而让这个神话特别具有诱惑力的，是因为创造这些神话的，竟然是几个与我们几乎同龄的年轻人。显然，这并不仅仅是海信的神话，而是整个海南的神话。由海南信托业为主力所创造出来的表面繁荣一度被誉为“海南”模式，并在全国广受推崇。在一段不短的时间中，海南曾经作为与传统体制完全相反的另外一极而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本人曾经亲眼见识过90年代初期上海商人对海南金融人的毕恭毕敬。当我上面提到的那位朋友奉命在沪上筹备第一家证券营业部时，上海当地人跑前跑后帮忙的热情表现，直到现在我还很难忘记。对于有浓厚优越感的上海人来说，这种发自骨子里的尊敬是非常少见的。这也反衬出当时海南金融业带给人们的神秘和感召力。就在那段时间，笔者有幸与海信的一位副总共进过一次晚餐。谈吐之间，这位年轻副总所流露出的自信与见识，让人自惭形秽。不过，这已经是遥远的往事。在随后的年月中，我这位朋友所在的公司前后有两任老总携款潜逃，不知所踪。让人感慨的是，这种结局几乎是所有当年海南金融巨子共同的命运。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李建民之外，这个名单上还写着：
李耀祺，原海南港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法人代表，2002年3月被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死刑。该判决还同时判处苏国华（海南国际信托投资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副董事长）有期徒刑15年，判处霍文铭（海南国际信托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有期徒刑13年，判处张澄光（海南国际信托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有期徒刑13年。这个判决意味着，当年在海南威风八面的港澳帝国的主要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
李耀祺领导下的港澳国际在90年代初期曾经创造出令人眩目的历史。其旗下不仅有电厂、鞋厂等各类实业，更有各类金融公司和上市公司，投资遍及南方几乎所有热点地区。由于在海南初期开发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李耀祺曾经被评为“海南特区拓荒创业先行者”及“优秀企业家”。
但是，李被捕后的审计却发现，港澳亏损巨大，资产质量低下。与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