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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管理层就其变更募集投资的简短访谈中，我们确实感觉到了某种盛气凌人的教训意味。教训得有没有道理，我们不敢说，但在一两月之内就找到的“优质项目”，能够“优质”到哪里去，投资者心里多少会有点谱。当然，这些所谓新的“优质项目”可能并不是在这一两个月才确定的，太行股份的管理层早就心中有数了，只不过太行股份的管理层要像对待浪漫的恋人一样，给投资者一个惊喜。如果真是这样，投资者在跟太行股份以后的恋爱中就要时刻当心了，因为它随时可能给你一个让你再也醒不过来的惊喜。加入这种“恋爱”实在是一种风险莫测的投资事业。
在经历了一年多损失惨重的熊市之后，许多投资者（包括我们自己）仍然对中国上市公司心存最后的侥幸，在这个意义上，太行股份的“如期变脸”所带来的教育，对所有的投资者都无异于醍醐灌顶，恰逢其时。
第三部分 券商的化装舞会第32节 谁套牢了蓝田？
20年来，民营企业一直是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成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随着国企无可挽救的衰落，民营企业的快速健康成长已经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决定性力量。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形容也不过分。惟如此，我们才应该将更大的关注投入到这个可能决定我们未来的新生力量上。
比之国企，民营企业之“新”，新在其产权制度，新在其市场精神。这种“新”，与其说是中国民营企业本身具有的，不如说是出于我们对旧体制的厌恶而主动投射到民营企业上的。时光流逝，经过20年漫长且缺陷多多的渐进改革，我们的民营企业还是原有的民营企业吗？或者换句话问，民营企业还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动力十足，天然具有市场精神的民营企业吗？蓝田的崩溃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重要的启示。
蓝田的产权明晰吗？
既然产权明晰被自由主义者标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大优势，那么民营企业产权是否真的明晰就成为推导其未来发展前景的第一个问题。现实的情形是，在中国，民营企业的产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明晰，起码是值得重新打量的。围绕在蓝田股权上的种种谜团为我们的审视提供了一个切口。
据公开资料披露，蓝田在1996年首次发行上市时，其第一大股东为沈阳蓝田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占有3636％的股权。而沈阳蓝田经济技术开发公司的前身则是由隶属于沈阳市财贸干部学校的三家企业的资产合并而来，其性质为集体所有。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90年代初期的所谓隶属应该更准确的表述为“挂靠”。说白了，就是企业向主管单位交一点管理费。换句话说，沈阳蓝田经济技术开发公司是挂着集体招牌的民营企业。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瞿兆玉先生一位亲戚不经意披露的一个秘密中得知。她说，“蓝田”即瞿兆玉先生的小名。但不管是私营还是集体，沈阳蓝田经济技术开发公司绝对与国有无缘。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从1999年中报开始，沈阳蓝田经济技术开发公司突然变成了农业部全资拥有的中国蓝田总公司（性质为国有）的控股公司。一个个好端端的民营企业怎么一夜之间突然变成国有企业了呢？在一个普遍患有财富焦虑症的时代，我们只听说过化公为私的事情，还从未听说过主动将自己的资产充公的奇闻。我们只能推测，瞿兆玉先生遇到了什么过不了的难关，不得已才将自己的资产拱手奉献给了农业部。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中国蓝田总公司——这个民营企业的国有母公司竟然早在1989年就成立了。而在公开披露的资料中，我们怎么也找不出1992年成立的沈阳蓝田经济技术开发公司与农业部有任何瓜葛的蛛丝马迹。难怪有人语带玄机的讽刺：瞿兆玉是不是农业部的官员？我们要问的是，蓝田究竟是谁的？
由蓝田而其他，我们看到了中国民营企业产权上的一个特殊现象：模糊性。如果我们将这个现象放在更为深远的渐进改革的制度背景中，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大量的民营企业的产权与其说是明晰的，不如说是模糊的；与其说是私人拥有的，倒不如说是“官商共有”的，或者更准确说是“权私共有”的。何时归私人，何时归“权力”，则完全顺应形势需要。在蓝田的个案中，我们发现蓝田与农业部最早的关联是在1995年12月蓝田上市之前，正是在这个时候，蓝田股份公司中很少的一部分国家股1828万股由沈阳市国资局划拨给农业部持有。很清楚，没有这1828万股所有权的转移，蓝田是拿不到上市指标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蓝田股份的最初本来很明晰的产权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为了获得只有“权力”才可以获得的特许权力，蓝田不惜模糊其产权，开始与权力结盟。因为只有与权力结盟，蓝田才可能获得权力控制着的巨大资源。在蓝田的盘算中，产权的牺牲是值得的。从蓝田一路走来的股权变更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民营企业一个普遍的困境：不与无所不在和难以抗拒的行政权力结盟，民营企业的发展只能是举步维艰。令人惊异的是，这不仅是我们亲眼目睹的这一代民营企业的独特处境，而且是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现象。对此，我们不由得感慨，从草根起家到无奈的“权私共有”，大概是中国民营企业必然的历史宿命。
我们很担心，在这种产权安排下，我们天天为之高唱赞歌的民营企业还是真正的民营企业吗？那种由于产权明晰而带给民营企业的强大的自我激励会不会变成别的东西？虽然我们很难现在就得出某种肯定性的结论，但我们至少可以指出，民营企业的经济人本性将极大的被“权力”的“政治人”本性所取代，它们将更多地对行政体系而不是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这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将是一个不祥的路向。果真如此，我们将对中国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带给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力，表示深刻的怀疑。乡镇企业的快速衰落就是对我们这种怀疑的有力支持。前车不远，值得借鉴。
蓝田具有真正的市场精神吗？
如果说具备明晰的产权是民营企业造福全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市场压力并由此而在骨子里被植入了市场精神的民营企业，才是民营企业成为社会健康力量的充分条件。在这个环节上，蓝田又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与中国证券市场上不断涌现的造假明星一样，蓝田造假的手法一点都不高明。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如此拙劣的造假却在掩盖多年之后才被发现呢。按照最后给了蓝田封喉一剑的中央财经大学刘姝威女士的说法是：“我没去过蓝田，就能看出这么多明白摆着的毛病。最基础、最简单的分析方法就能看穿的骗局，怎么早没人吱声呢？”刘女士的问题虽然是一个很常识的问题，但却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过，在最终揭开了蓝田神话之后，刘女士自己所遭遇的凶险处境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蓝田，已经不仅仅是一家民营企业，而是一种权力，一个权力集团浮在水面上的经济承载物。面对这种力量强大的庞然大物，即使有人想吱声，也未必敢吱声。刘女士一介书生，未必懂得这其中的厉害，难怪她要在记者面前痛哭失声。支持这个结论的另一个事实是：如果蓝田仅仅是一家普通的上市公司，是不可能在短短几天之中，就获得对自己极为不利的属于机密的内参文章的。显然，蓝田并非一家普通的上市公司。我们并不关心蓝田背后究竟是谁，我们只想提醒，站在蓝田背后已经是合法化的体制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与权力的合法性连接在一起，而且正在凭借权力赋予的超市场力量在疯狂攫取超市场的利益。一个蓝田这样做不要紧，怕就怕有千万个蓝田。如果真是这样，那只能是市场精神的彻底毁灭。
企业并不是天生就喜欢市场竞争的，也并不是自动地就能够有利于全社会的福利的。正相反，任何企业和个人本性上都厌恶竞争，遑论平等之竞争。企业被驱赶进入市场完全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正是在这种“迫不得已”的外部规制和约束下，企业和个人的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才会被激活，这种竞争才会增进全社会的福利。这个道理对所有的企业都应该适用。如果一个企业能够获得比通过市场竞争成本更低的方式来积累财富，它还能够喜欢市场吗？它还愿意通过平等的市场竞争来造福于我们的社会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蓝田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恰恰是：新兴民营企业在“权私共有”的产权安排下，对市场精神发自内心的蔑视。它们已经堕落为彻头彻尾的权力资本。由于大量的资源仍然垄断在行政权力手中，权贵企业对市场规则的这种蔑视是非常必然的。在蓝田的案例中，蓝田向各家银行贷款达到20多亿，其中包括农业银行9亿，工商银行10亿。我们很难想象银行对蓝田存在的明显财务缺陷没有丝毫察觉。与这种不同寻常的“疏忽”相印证的是，这几年，证监会三下蓝田，竟然全部无功而返。究竟是什么东西让蓝田获得了其他企业想都不敢想的超市场待遇呢？答案不言而自明：权力。取之于权力，回报于权力。但蓝田却给纳税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包袱：不仅套牢银行20多亿元贷款，而且在二级市场上同步蒸发投资者流通市值25亿元。这样的民营企业难道不是在毁灭财富吗？在一个完全缺乏规制的市场，泛滥成灾的权力对任何企业都是一种腐蚀剂。不独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同样容易感染权力的毒瘾。由于受到文化和制度挤压更甚，民营企业甚至比国有企业有更强烈地投靠权力的动机。这种艰难的处境，我们可以在瞿兆玉在家乡人面前大搞慈善事业的举动中看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