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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想“胡闹”，但也并没因此妨碍我跟柳德米拉讲人们都不讲的事情。当然有必要的时候我们才讲。因为我们看到的粗野的两性关系太多太不顺眼了，简直叫我们难受！
柳德米拉的父亲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美男子，长着一头鬈发，蓄着小胡子，尤其是他那两道浓眉，动起来显得特别神气。他沉默得出奇，我不记得他说过一句话，当他逗弄孩子的时候，他跟哑巴一样地咿唔，甚至打老婆的时候，他也不说话。
傍晚或是假日，他穿上天蓝色衬衫、绒布裤子、擦得油光锃亮的长统皮靴，拿着大手风琴，把手风琴的挂带扣在肩上，走到大门口，跟“步哨”一样站着。立刻，大门前就开始“出把戏”。姑娘媳妇们象一群鸭子似的一个接一个走过来，看着叶夫谢延科。有的斜着眼偷偷地瞟他，有的使着贪心的眼色公开地瞧他。而他站在那儿，凸出下嘴唇，睁着黑眼睛，用一种挑选的眼光盯着所有的女人。在这种四眼相交的无言的交谈中，在一到男子面前就好象融化了一般的女人的轻佻举动中，有一种令人作呕的兽性。好象每个女人，只要男子向她命令式地眨一眨眼，她就会驯服地，象死人一样躺倒在肮脏的街道上。“公羊出来了，不要脸的家伙！”柳德米拉的妈妈骂着。她是个高个子的瘦削女人，脸很长，脏乎乎的，自从害过伤寒病，头发剪短了，象一把使旧了的扫帚。
柳德米拉跟她坐在一起，为了把母亲的注意从街上引开，她老是问这问那，但这都枉费心机。
“烦死啦，讨厌的东西，倒霉的丑丫头！”母亲不安地眨巴着眼，嘟哝着，忽然，她那对蒙古人式的小眼睛闪出奇怪的光，而且不动了，碰见了什么，紧紧地盯住不放。
“妈，不要生气呀，生气又有什么用呢，”柳德米拉说。
“你看席铺的老板娘打扮得多漂亮呀！”
“我要是没有你们三个，扮得还要漂亮。都叫你们给啃光了，嚼光了，”母亲几乎流出泪来，很凶地回答着，眼睛盯住席铺那个身材肥大的寡妇。
那女人象一座小房子，胸脯突出来象门廊，绿头巾下边露出方方的红脸，仿佛是玻璃上反映着阳光的天窗。
叶夫谢延科把手风琴扣在胸口，拉奏着，奏出各种曲子。那迷人的琴声传得很远。孩子们从各条街上聚拢来，在演奏者的脚跟前，躺在沙土地上出神地静静地听着。
“等着吧，会有人把你的脑瓜拧下来的，”叶夫谢延科的妻子恐吓自己的男人。
他没有说话，向她斜瞟着。
席铺的寡妇在相去不远的“马鞭子”铺子门前的长凳子上一屁股坐下，把脑瓜侧向肩头，倾听着，红着脸。
墓地后边旷野的上空，映着通红的晚霞。街道象一条河，晃动着打扮得很鲜艳的高大身影。孩子们夹杂在中间，象风似的旋来旋去。温暖的空气使人沉醉，从白天晒暖的砂土上，蒸腾着刺鼻的气味，特别是屠宰场的发甜的油腻味——血腥臭。从毛皮匠们的那些院子里，又吹来一股又臭又咸的皮革味儿。女人们的谈话声，男人们的醉呓，孩子们的尖叫，手风琴的低唱——这一切融合成一种深沉的喧闹，不断地创造万物的大地发出沉重的叹息。一切都是粗野的、露骨的，使人们对于这种肮脏无耻的动物似的生活产生强烈、坚定的信心。这种生活在夸耀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苦闷而又紧张地找寻发泄力量的地方。
时时有一种非常可怕的话声从喧闹中传出来，刺进人们的心窝里，永远牢牢地铭刻在记忆中。
“不能大家同时打一个人——要挨着个儿来……”
“要是自己都不爱惜自己，谁还来爱惜我们呢……”
“也许上帝生出女人来，就是逗人笑的吧？……”
夜逼近了，空气比较清新，喧声渐渐静下来，木房被包围在黑影中，膨胀着大起来。孩子们被拉回到各自的屋子里去睡觉，有的就躺在栅墙前或是母亲的脚边和腿上睡着了。他们一到晚上就变得比较老实、温顺。叶夫谢延科不知在什么时候不见了，好象融化了一样。席铺的女人也没有了。低沉的手风琴在远处——墓地附近鸣响。柳德米拉的妈妈象猫一样弓起脊梁，坐在长凳子上。我的外祖母到隔壁一个常常给人家拉皮条的接生婆家里喝茶去了。那是一个高大的瘦子，长着鸭嘴一样的鼻子，在她男子似的平坦的胸口上，挂着“救生奖”的金牌，街上人说她是巫婆，大家都害怕她。据说有一次失火的时候，她从火中救出了一位什么上校的三个孩子和他的害病的妻子。
外祖母跟她相处得很好，两个人在路上碰见，远远地就笑着招呼，好象特别高兴似的。
科斯特罗马、柳德米拉和我坐在门边长凳上，丘尔卡把柳德米拉的兄弟拉去比武。他们俩扭在一起，扬起了地上的沙土。
“住手呀！”柳德米拉害怕地央求着。
科斯特罗马转动黑眼珠斜瞟着她，讲猎人卡里宁的故事：那是一个目光狡猾的白发老头，全村都认识他，是出名的坏蛋。他在不久前死了，人家没把他葬在墓地的沙土里，只把他的棺材搁在离别的坟墓不远的地面上。棺材是黑色的，架腿很高，棺盖上用白漆画着一个十字架、一支矛、一根手杖和两根骨头。
每晚上天一黑，老头儿就从棺材里爬出来在墓地上溜达，寻找什么，一直到第一次鸡啼。
“不要讲吓人的话！”柳德米拉请求说。
“放开！”丘尔卡甩开柳德米拉兄弟的手，对着科斯特罗马嘲笑他说：“你胡说些什么，我亲眼瞧见棺材落葬的，盖上也没有什么记号……什么死人在外边溜达，那是醉鬼铁匠造的谣言……”
科斯特罗马没有瞧他，气冲冲地说：
“那么，你到墓地去过一夜试试看！”
他们争吵起来，柳德米拉没趣地摇着脑袋，向母亲问：
“妈妈，死人晚上能出来溜达吗？”
“能出来溜达，”她母亲照样说了一句，好象从远处传来的回声一样。
女掌柜的儿子走过来了，他叫瓦廖克，约莫二十岁模样，是一个红脸的胖小伙子。听了争论之后，他说：
“你们三个人当中，不管哪个只要能在棺材顶上过一夜，我就给二十戈比和十支烟卷，要是害怕了跑回来，就让我拉耳朵拉个够，好不好？”
大家愣着不吱声。柳德米拉的妈妈说：
“多蠢呀！这样的事，难道也可以怂恿孩子去做吗……”
“要是给一卢布，我就去！”丘尔卡没精打采地说。
科斯特罗马听了这话，马上挖苦地问道：
“给二十戈比你就害怕吗？”然后对瓦廖克说：“你就给他一卢布吧，反正他是不会去的，只是吹牛罢了……”
“好，就给一卢布！”
丘尔卡从地上站起来，一声不响慢吞吞地沿着墙根溜走了。科斯特罗马把两个指头放进嘴里，对着他的背影，尖声地吹口哨。柳德米拉不安地说：
“哎呀，天哪，好一个牛皮大王……这是何苦呢！”
“你们这班人，都是胆小鬼！”瓦廖克讪笑地说。“还当自己是街上的好汉呢，猫崽子……”
我听了他的嘲骂，心里很委屈，我们都讨厌这个肥头大耳的少爷。他常常唆使小孩子干坏事，讲姑娘和媳妇家的脏话给孩子听，叫孩子去捉弄她们。孩子们听了他的话，结果吃了大亏。不知为什么他恨我的狗，常常拿石头砸它，有一次还把缝衣服的针搁在面包里喂狗。
可是瞧见丘尔卡害臊地缩紧着身子，远远走去的样子，我心里更加难受了。
我对瓦廖克说：
“给我一卢布，我去……”
他一边嘲笑我，吓唬我，一边把卢布交给叶夫谢延科的妻子。可是她严厉地说：
“不要，我不拿。”
她愤愤地走开了。柳德米拉也不敢接这张钞票。这更加引起了瓦廖克的嘲骂，我打算不拿这小子的钱也要去。这时候，外祖母来了，知道了这回事，就拿了这张一卢布的票子，镇静地对我说：
“穿上外套，带一条毯子去，天快亮的时候会冷的……”她的话增强了我的信心，我知道没有什么可怕的。
瓦廖克提出条件，我得在棺材上躺着或坐着，一直呆到天亮，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即使卡里宁老头从棺材里出来，棺材开始晃动，也绝对不能跳下来，如果跳下来，就算输了。
“记住，”瓦廖克预先说明。“一整夜我都要看住你的！”
当我出发到墓地去的时候，外祖母对我画了十字，教我说：
“要是瞧见什么，一动都不要动，只要嘴里念着圣母赐福就行了……”
我匆匆地走去，想早些开始，早些完结。瓦廖克、科斯特罗马和另外几个小伙子跟着我走去。爬过墙头的时候，我被毯子绊住，摔了一交，立刻跳起，好象从沙地上弹起来一样。墙外边哈哈大笑起来。我胸口扑通了一下，脊梁上发了一阵寒。
我踉踉跄跄地走到黑棺材边，棺材一头被沙土埋住了，另一头露出粗矮的架脚。好象谁想把棺材抬起来、弄歪了似的。我坐在死人脚边的棺材顶上，眼睛向四周探望。起伏不平的墓地，密密地排着灰色的十字架，影子散落在坟头上，洒在长满荒草的冈陵上。十字架的行列里，零落地立着一些瘦长的白桦树，它的枝条连结着散开的墓穴。白桦叶的影子，落在地上画出花边图样，这图样中又露出一些小草——这些灰色的耸立的毛茸茸的草丛最叫人害怕！教堂象雪山一样高高耸入天空，在静止不动的云中一轮瘦小的月亮在闪闪发光，仿佛是在融化。
雅兹的父亲（绰号叫做“饭袋”）正在守望楼上懒洋洋地打钟，每拉一下绳子，绳子就磨擦屋顶的铅皮，象哭泣似地轧响，然后，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