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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来，我的第二、第三代是三位物理学家，我的第四代还得了诺贝尔奖金呢。我虽然对物理不通，但是非常得意。
胡适讲话时，人们看到他似乎有些疲乏；然而他是那样快活，微笑一直挂在他的嘴边，以致都忘记了他是刚出院不久的患着心脏病的老人！
接着，胡适请院士们讲话。有人涉及到科学能不能在中国生根的问题，有的悲观，有的乐观。持悲观论的人顺便提到胡适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招致围剿的事，使欢快的酒会顿时笼罩了无形的阴霾。胡适是赞成乐观的；然而对于“围剿”，他难免又生气，却尽量抑制着情感，说：
我去年说了廿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说这番话的时候，胡适显得很激动。他已经感到不适，还勉强支持到酒会结束。
他正移步往会场外边走，又与宾客、记者寒暄了几句。走到会场中部的时候，他忽然脸色变了，倾身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医生急救也无效。在这欢乐的酒会结束时，胡适竟因心脏病猝发而与世长辞了。终年七十有二。
①胡适1961年9月3日致李书华信，叙他这年病况颇详，中说：
我是2月25日夜抬上汽车，抬进台大医院的急救处的。我在医院住了56天，出院后就在台北借房子住了两个月（因为南港附近没有医院）。到七月初又因肠炎，大闹水泻，泻的水分干了，影响心脏，血压低到74，半天上不去。……总之我们都老了，机件都不够完好了。
由此可见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已成问题了。见李书华作《胡适之先生生平及其贡献》，载台北《大陆杂志》第24卷第10期。
②胡适的这次演说，有自写的英文稿，未见。当时台湾各报的译文，未经胡氏校阅，难免挂漏和歧异。后经徐高阮译为中文，经胡适校过，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2期，1961年12月出版。
③见徐复观的《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载香港《民主评论》第12卷第24期。
④李敖的《播种者胡适》，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3期，1962年1月出版；
后收入他的《胡适研究》一书，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3月初版。
⑤李敖在《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一文中说：
谈到目前捧胡和骂胡的人，可分六派：在捧胡的人中有（1）文章派，毛子水是也；
（2）诗歌派，劳干是也；（3）行动派，某校长夫人是也；骂胡的人中也有三派，（4）叫骂派，徐复观是也；（5）栽赃派，《胡适与国运》作者是也；（6）翻案派，本文所拟答复的两位先生是也。”（按，指叶青［任卓宣］与郑学稼）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5期，1962年3月出版。
⑥李敖自己在《胡适研究前记》中说：“我知道我这篇《播种者胡适》会三面不讨好：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捧胡的人会说我骂胡，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见该书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3月版；又载《文星》杂志第13卷5期，1964年3月出版。
⑦胡秋原的文章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3期，1962年1月出版。
⑧叶青的《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载台北《政治评论》第7卷第10期，1962年1月25日出版。郑学稼的《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4期，1962年2月1日出版。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在“围剿”与欢会中倒下（3）
⑨参看杨树人《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后的三年》，载台北《文星》杂志第13卷第4期（总76期），1964年2月1日出版。杨文并未指明胡适所批评的是何种杂志，何人文章。而李敖在《文星》第77期刊登的《“胡适研究”前记》一文里，却承认杨文“里面有一段写胡适先生对《播种者胡适》的不高兴”
，承认胡适指为“轻佻浮薄”的一篇是他李敖的文章。可见胡适也认为李敖是“捧”胡的，但捧而不得其道，故又说他“轻佻浮薄”，“瞎闹”，用语相当严厉！据此，则可知胡适指为“下流”的长篇，便是胡秋原的文章了。
⑩同注⑨。
参看吴大猷先生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中研院欢迎院士会中的讲词及后记，载台北《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3期；讲词题为“胡适之先生和中国科学的发展”，系该刊编者加上的。
胡适在这次酒会上的讲词，有几种记录，均不及经胡氏校正了。此处引文是根据《台湾新生报》记者所采写的《最后的酒会，光辉的终结——记胡适院长最后主持的院士欢聚酒会》一文的记录，载该报1962年2月25日。这个纪录也许难免有误，不及后来整理的完善，但较接近口语，很少修饰加工的痕迹，又是最早的记载，可能更接近真实一些。
另有吴相湘作《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民国百人传》第1册）所录胡适的这段讲词，修改痕迹较明显，也不像讲话的语气了。已引录在本书第9章47则注⑩里，读者可以参看。另有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书所引胡适的这段讲词，虽经修饰，还比较完善，引录如下，以供参校：
我今天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0册，第3898～3899页）
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第3901页。
第十四部分：传 余丧葬
胡适去世的当天晚上，即组成治丧委员会，陈诚为主任委员；张群、王云五、朱家骅、蒋梦麟、王世杰、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于右任、蒋经国等为委员，共103人。
灵堂设在台北市极乐殡仪馆。胡适的遗体安放在冷杉木特制的灵柩里，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脚穿布鞋。遗体上覆盖着北京大学校旗。蒋介石亲往祭吊，并亲书挽联一副，辞曰：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敬挽这确切地概括了胡适一生复杂思想和经历的挽联，悬挂在灵堂中央。治丧委员会收到各界人士送的挽联挽幛八百余件，其中如：
微老夫子，倡白话；此日儿童，仍须皓首穷经，从字纸堆中，去埋头嚼句。
无新文化，主改革；长兹华裔，安能小心求证，到科学园里，来植树生根。
先生去了，黄泉如遇曹雪芹，问他红楼梦底事？
后辈知道，今世幸有胡适之，教人白话做文章。
孟真死于闹，今公死于，行在纵多才，何堪如此？
共党既骂之，国人又骂之，容身无片土，天乎痛哉！
前往灵堂瞻仰遗容的市民络绎不绝，殡仪馆前几天内人流不息。
3月2日，陈诚率治丧委员会全体委员举行公祭，参加公祭的有75个单位；此外，有各界名流、军人、学生、平民、家庭妇女及驻台外交人士等前往致祭，瞻仰遗容，与胡适博士告别，总计达38000余人。下午2时大殓。3时启灵出殡。从台北市到南港的马路两旁自动来送殡者多不胜计。灵车开至松山以后，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直到南港，一路鞭炮声不断。据目击的记者估计，自胡适逝世到出殡，前往祭吊和路祭送殡的市民，总计达10余万人。①
10月15日，安葬胡适于台北南港旧庄墓园。他虽然未能回到美丽而且富饶起来的黄山故乡，却总算长眠在自己祖国的泥土里。墓门上刻着蒋介石书写的“德学俱隆”四字。右首高坡上，有北京大学校友会建造的纪念亭；左首有中国公学校友会建造的半身铜像。墓碑上刻着：
这是胡适先生（民前二十一——民国五十一年）的墓。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迁，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中央研究院胡故院长适之先生治丧委员会立石10月18日，“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决议，以胡适生前住所作为“胡适纪念馆”
，并成立管理委员会。1964年8月，美国美亚保险公司负责人史带先生捐赠美金25000元，1970年5月，史带基金会又捐美金25000元，为胡适纪念馆基金。
胡适生前留有英文遗嘱，其主要内容有：一、请求火葬（按，后改棺葬是胡适夫人江冬秀的意见）；二、遗留在北京的102箱书籍、手稿、文件，捐赠北京大学；三、留存在纽约寓所的书籍、手稿、文件，捐赠台湾大学；此外还有遗产处理等项。但清点胡适在南港的财物时，除了书籍、文件之外，余款仅135美元。
①关于胡适丧仪的情况，主要根据台北《青年战士报》记者周啸虹的报导《万人悲悼胡先生》（1962年3月3日），及香港《工商日报》记者黄铭黄仰山的报导《一代哲人，盖棺论定》（1962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