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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
因此，胡适一再劝说不要忘记《热风》里“学学大海”的那段文章，“让我们都学学大海”，消除误解和猜嫌，都向上走，都朝前走。胡适当日的用心，我想不能说是不诚恳的罢；他虽然好心，然而，却有些不分青红皂白，不辨是非曲直，一味的调和矛盾，显然是幻想。也许，这正足以代表胡适那时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态度。
①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孤桐、孤松，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前，曾参加反清革命。1914年5月在东京主办《甲寅》周刊，他自述道：
民国三年。愚违难东京。愤袁氏之专政。谋执文字以为殳。爰约同人。创立杂志。仓卒无所得名。即曰甲寅。昭其岁也。（孤桐《大愚记》，载《甲寅》周刊第1卷第1号，1925年7月18日出版。）
两年后停刊。五四运动后，他成了一个复古主义者。1924年至1926年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曾参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和民众的爱国斗争。他兼任教育总长后，复办《甲寅》周刊，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解放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
② 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原载1923年8月21日至22日上海《新闻报》；后收入郑振铎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
③ 章胡二人互相赠答的这两首诗，是根据胡适的《老章又反叛了！》一文所录抄出。该文原载1925年8月30日《京报副刊？国语周刊》第12期；后收入郑振铎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
④ 载1925年8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题为“评议会布告”。
⑤ 以上两函件，均载1925年8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
⑥ 以上三个文件，均见1925年8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三版注）
⑦ 见1925年8月29日出版的《甲寅》周刊第1卷第7号所载《说》一文。
⑧ 见1925年8月7日北京《大同晚报》。
⑨ 1925年8月26日上海学生联合会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341页。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女师大风潮前后（3）
⑩《老章又反叛了！》，原载1925年8月30日《京报副刊？国语周刊》第12期，引文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203页。
见章士钊所作《答适之》，原载《甲寅》周刊第1卷第8号，1925年9月出版；后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1926年3月，在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李景林等作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者因见奉军战事失利，便公开出面援助，于12日以军舰两艘驶进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国民军亦开炮还击，于是日本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借口维护《辛丑条约》，于3月16日以八国名义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间的军事行动和撤除防务等等，并限于48小时以内答复，否则，“关系各国海军当局，决采所认为必要之手段”。北京各界人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于3月18日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不料在国务院门前，段祺瑞竟命令卫队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当场和事后因重伤而死者47人，伤者150余人，造成了帝国主义和军阀互相勾结屠杀我国人民的大惨案。
胡适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42页。
参看《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77～380页。
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在莫斯科（1）
1925年5月，英国国会通过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议案。为了处理这笔退还的赔款，组织了一个“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胡适被聘任为中方三委员之一。①
1926年3月，胡适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随即参加以英国人威灵顿子爵为团长的访问团，到汉口、南京、杭州、北京、天津等地访问，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5月，访问团一致主张设立“中英庚款董事会”，全权管理英国退还的部分赔款。7月，胡适离开北京，经哈尔滨，乘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到英国去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是胡适自1917年留学归国后，九年间第一次走出国门。
火车昼夜兼程，穿过了辽阔的原野和森林，终于驶进了莫斯科。第一次来到这赤色苏联的首都，胡适感到陌生而又新奇。他要在这儿住下来，休息几天，看看这个震撼过全世界，而且各国至今都在关注、议论的神秘世界。
稍事休息后，第二天，胡适便去参观革命博物馆。他细细看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运动史料，很受感动。第三天，他遇着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便同他们一道去参观莫斯科的监狱，三人看了也都觉得很满意。又同他们讨论苏俄的教育，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统计材料，印象也不错。胡适觉得苏俄“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他在莫斯科给友人写信道：
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of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②最后两天，胡适又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更觉得他的看法不错。他想，对这样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政治大试验，“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这才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胡适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觉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他打算将来回国之后，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苏俄进行较长期的考察。
在莫斯科虽然只逗留了三天，但这赤色首都给胡适的印象却很深刻。到了伦敦和巴黎，他仍很激动，给徐志摩写了两封信，谈的仍是苏俄的观感，仍在称赞“列宁一班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仍在称赞莫斯科的人们“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仍在称赞苏联政府重视教育和科学，等等。③
胡适的这些信，寄回国内，在友朋中传观，在报纸上披露，引起了颇大的反响。
当时国内北伐战争正迅猛发展，革命空气甚为浓烈，孙中山先生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深入人心。胡适这时称赞苏俄，而且说我们“不配批评苏俄”，自然得到不少人的称赞。而胡适的朋友们却大多惊诧不已。有的对他“赞成苏俄的论调”发生疑问；有的劝他不要匆忙表态，更“不必急于提方案”。徐志摩那时刚刚与陆小曼结婚不久，看到“胡大哥”称赞苏俄的信，很不以为然；
又看他寄回的相片显得有点瘦了，便开玩笑式的说胡适“倒像一个鲍雪微儿（布尔什维克）！”④其实，胡适在出国前一个多月，便发表过赞扬社会主义的言论，他说：
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劳动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⑤
人们读到这些地方，往往误以为胡适真的赞成苏俄的社会主义了，并由此而觉得奇怪：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连他的朋友们也百思不得其解。但胡适自己其实是说得很明白的。他并不赞成苏俄的社会主义，他所赞成的是“自由的社会主义”。看他当时写给徐志摩的信是怎么说的罢：
认真说来，我是主张“那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方法的。我以为简单说来，近世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产阶级的存在。一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Socialism）。⑥
胡适接着批评共产党的朋友，说他们以为“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这是历史上不能成立的话；而且责问说，“为什么一定要把自由主义硬送给资本主义？”自由和民主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形成了强大的世界潮流。民主和自由绝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无产阶级应该是民主自由的天然拥护者。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才明确指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