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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起是上海报载的“陈烈女殉夫”的事。说家住上海的陈宛珍，年17，许配给王菁士，尚未过门，连未婚夫的面也没见过。王病死后三时，陈氏女便也服毒自尽，做了烈女。这已经很愚昧了，而过了两天，上海县知事竟给江苏省长送一个“呈文”，请予褒扬。此种妙文，今日的青年万难见到的了，故节略奇文，以供赏析：
呈为陈烈女行实可风，造册具书证明，请予按例褒扬事。……（事实略）知事复查无异。除先给予“贞烈可风”匾额，以资旌表外，谨援《褒扬条例》之规定，造具清册，并附证明书，连同褒扬费，一并备文呈送，仰祈鉴核，俯赐咨行内务部，将陈烈女按例褒扬，实为德便。
这与前清封建时代完全一模一样，由官府提倡，有法律“条例”规定，奖励少女少妇自杀。用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这“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这种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胡适在文章中指出：
我以为我们今日若要作具体的贞操论，第一步就该反对这种忍心害理的烈女论，要渐渐养成一种舆论，不但永远不把这种行为看作“猗欤盛矣”可旌表褒扬的事，还要公认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恶；还要公认劝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杀人。
对“节烈”的攻击，可算是抓住本质，冲击了要害。胡适还写有《美国的妇人》、《论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等几篇文章，⑤也批判“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学谬论及“良妻贤母”主义，宣传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在当时都颇有影响。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打孔家店（2）
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夫人江冬秀生下一个男孩。胡适做了父亲，喜不自胜，为儿子取名“祖望”，行名“思祖”，包含着胡适对逝世不久的母亲的一片孝心与纪念。到了7月，却又以“我的儿子”为题，写了一首白话诗，抨击“孝道”；登在《每周评论》上，诗末写着他对儿子的教训道：
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⑥
诗一登出，有位叫汪长禄的看了很不高兴，他认为“儿子孝顺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种信条”，因此写信责问胡适，为什么“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胡适便写了《再论“我的儿子”》，答复汪长禄，说：
我的意思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至于做打爹骂娘的事，决不至于对他的父母毫无感情。
但是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把我的儿子应得的遗产都拿去赌输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卖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⑦
由此可见，胡适攻击的是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那种腐朽的伦理观念，否定那种盲目而又虚伪的“孝道”。
这里有一点有趣的联系，与胡适这几篇文章大致同时，鲁迅也发表了著名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而且论旨也大致相同或相近。试看下表：
如果我们再细细读一读他们两人的这几篇文章，就不难看出，他们当时攻击的目标完全一致，论文的见解相近，发表的时间大致相同，而且也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配合。因此也有力地证明，胡适与鲁迅，在五四时期，确是站在同一战阵里，向着共同的论敌，进行过共同的战斗。⑧
胡适对孔丘，也作过直接的激烈攻击。当时四川省有一位反孔的知名人物吴虞，非孝非孔，文章尖锐泼辣，很有火力。他自己编成《爱智庐文录》二卷，带到北京来，请胡适作序。⑨胡适欣然允诺，在序言中，对吴氏反孔的精神和业绩作了高度的评价，说他打扫“孔渣孔滓尘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并且尖锐抨击孔丘，指出：
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⑩胡适已经明确认识到，孔丘和他的儒家教条，正是几千年来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的“招牌”；因此，要从根本上扫除吃人的礼教、法律、制度、风俗，就必须把孔丘这块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这种决断的态度，不容商量的气概，正表现出了五四时代“打孔家店”的战斗精神。
这篇《吴虞文录序》，是胡适的重要反孔文字。在文末，胡适还热情地赞誉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推崇备至，无以复加。而据现在所见的材料，胡适这篇文章，大约是在文字中提出“打孔家店”口号的最早纪录。胡适为什么在这时候提出“打孔家店”呢？吴虞曾经作过说明：
我的文录……本一无系统之作，来京时友人为录成一册。胡适之先生为撰序，介绍付印。时适之先生方阅《水浒》，故有打孔家店之戏言。其实我并未尝自居于打孔家店者。
他说的确是实情。胡适爱读小说，原是从读《水浒传》开始的。1920年7月，他做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水浒传考证》。第二年又作了《水浒传各本回目对照表》，并着手写《水浒传后考》。他对《水浒传》里那些毛家庄、蒋家店，什么“宋公明三打祝家庄”，“时迁火烧祝家店”，自然都烂熟于心了。恰巧这时吴虞带着文集来请胡适作序。胡氏妙手偶得，造出“打孔家店”的妙语，正好体现了五四时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基本精神。以致十多年之后，国民党政府的“湖南省主席兼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致广东当局的“佳电”中，对胡适“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的“罪责”，仍汹汹詈骂，大张挞伐呢！
①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载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后收入《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三版注）
② 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上下，连载于《新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出版）及第2卷第1号（同年9月1日出版）。
③ 陈独秀的这几篇文章，分别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3号、4号及第3卷第6号。另有《袁世凯复活》及《再论孔教问题》二文，也是批判孔教的，载《新青年》第2卷第4号和第5号。此处引文见《复辟与尊孔》一文。
④ 《贞操问题》发表在《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下面所引北京、上海报载的烈妇烈女事均见胡适此文。
⑤ 《美国的妇人》载《新青年》第5卷第3号；《论贞操问题》，载《新青年》第6卷第4号；《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系书信，当时未发表。后来三篇一并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三版注）
⑥ 《我的儿子》一诗，原载《每周评论》第33号，“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打孔家店（3）
一句，原作“这是我所期望于你”；后收入《尝试集》1920年3月初版，1922年10月增订4版全诗删。
⑦ 《汪长禄致适之先生》及胡适的《再论“我的儿子”》，均载《每周评论》第35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改题《“我的儿子”》，中收“汪长禄先生来信”和“我答汪先生的信”。⑧ 近年有人认为，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是批判“胡适鼓吹的实用主义的‘顺应社会’的谬论”，并且“明确地与胡适划清了界限”。（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辑所载《鲁迅与进化论》。）这种说法似乎不切合鲁迅文章及当时鲁迅与胡适关系的实际情形。不仅鲁迅此文所攻击的对象，正面主张父母于子女无恩，只有抚养教育的责任，多与胡适文章相近或相同；即所引的材料，如孔融的话，易卜生《群鬼》剧中阿尔文的话，等等，也都相同。自然，我们读鲁迅的文章，感到他博大的襟怀，非胡适所能及；但胡适的文章发表在先，对同在《新青年》团体的鲁迅也大概不无影响罢。见到鲁迅文章中一个“实用主义”（分明说的是“数年前”的），就贸然肯定是批判胡适，而且是“明确地划清了界限”，似乎根据太不够了。
⑨ 据《胡适的日记》，1921年5月23日：“又陵来谈，他把他的《爱智庐文录》二卷的抄本给我看，要我做序。他是近年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人，《文录》中这一类的文章最多。我允为作一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上册，第63页。
⑩ 见《吴虞文录序》，原载1921年6月21日《晨报》副刊，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吴虞的文集，原抄录本称《爱智庐文录》，1921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时，仿《胡适文存》例，改题《吴虞文录》，有胡适之序。
见1924年5月2日《晨报副镌》第95号所载《吴虞先生的来信》。
何键的“佳电”，是1935年2月9日致广东当局的电报。原载同年2月14日香港《循环日报》；《独立评论》第149号所刊胡适的《杂碎录》转载。实在是一篇尊孔卫道的妙文，特录其全文如下：
顷读余子敬诸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