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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和一听案子，开始觉得有点儿棘手。因为，这案子出在淮阴县，自己是江阴县，越县管辖似有不妥。可是，见那农民已哭成泪人，赵和怜心登时油然而生，说道：“咱管了！”
江阴县和淮阴县隔着一条江。那会儿，大唐法律规定，凡在江中犯抢劫罪的，各县均可缉拿归案。赵和心生巧计，便发一公文到淮阴县，称西头农民江中犯事儿，已有同案犯供认，请淮阴县官府协助将其押送江阴县，听审。
待西头农民一押到，赵和立即提审。赵和说：“小子，如实招来，为何去江中抢劫？”西头农民一听顿觉头脑混浊，说：“大人，冤枉！咱是农民，不懂划船，怎敢抢劫呀？”赵和说：“被劫之物是银钱财宝丝绸绫锻，你只有说清家中财物有哪些，本官才信你。”西头农民如数交待。当说到一笔银钱时，赵和问到：“这钱可不少，哪来的？”西头农民说：“那是东头农民数日前为赎房契还的债。”
赵和大笑道：“此案结了，东头农民出来！”
此故事载古籍《棠阴比事》。
有人说，那是真事儿。也有人说，那是假的。不管真的假的，赵和这名字可着实已是另一类“拔刀相助”（与行武侠客一类相比）的文化符号。长久以来，百姓不断念叨这故事，喜欢赵和，从不因为其越县管辖判案，而说他有何不是。
在现代，专家恐怕会说，赵和虽是精神可嘉，但毕竟是超越权限了，说得粗点儿，那有点“狗拿耗子”。言下之意，是说如果官官都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借口，社会法制程序哪有个方寸规矩，这岂不会产生另一无序弊端？
明白人一想就会知道，百姓的感觉与专家的看法都有道理。可笔者还是想提一个问题：如果一结果是故事所说的那样，另一结果是赵和不管因而东头农民含冤百世，那么，我们究竟喜欢哪一个？
三、思古遗嘱的解读
现在，人人都知道有“遗嘱”那东西。在民法指向的圈子里，遗嘱多半是为了财产问题而立。如果担心后人你争我夺，甚至手足相残，拿出一张纸来写下白纸黑字则万事大吉。人们想象，有了“白纸黑字”，啥事儿也就没有可争的了。
可是，谙熟官司的人知道，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有时，一份遗嘱需要解释才能断定其含义。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劳神，不仅会出现于遗嘱文字模糊的情况下，而且会出现于遗嘱文字十分清楚的情况里。
看一个故事。
有一官人叫何武。西汉那年月，他任沛郡太守。郡是个行政区域范围的指称，比今天的县大点儿。照古时官场风险来说，太守这职位可说是不大不小最稳妥。一天，一个15岁的少年求见何武，说要告自己的姐姐和姐夫。何武问：“告什么？”少年讲：“告他们归还家父遗嘱留下给我的一把剑。”原来，少年3岁丧母。家父为远近皆知的富人，财产号称20万，“人人觊觎”。不久，这位富人病危从而立下遗嘱：20万财产归女儿，宝剑归幼子，但宝剑暂存女儿处，待幼子长到15岁，交付。立遗嘱时有族人数十在场，个个“火眼金睛”，盯得真切。等到当年幼子长成了今天15岁的少年时，当姐姐和姐夫的却想赖账，试图钱财宝剑通吃。
何武知道案情后，立即传唤被告。何武指着遗嘱问：“怎么着，这白纸黑字的遗嘱可不是伪造的吧？”姐姐和姐夫答：“当然不是”。“既然不是，你两个当姐姐的和姐夫的为什么这么损，得了20万不说，还要吞那宝剑？！”姐姐和姐夫觉得没招儿，便不情愿地交出了宝剑。
这案子并非到此就了结了。
何武听族人们说，富人去世前老叨唠女儿如何不孝顺、女婿如何贪得无厌，担心过世后小夫妻为夺财产而加害于爱子，而且，不住地叹息自己已没有了其他亲戚可依赖。何武想，如果情况是这般，那遗嘱可就应该“机巧地”来解读：第一，20万财产给女儿，是因为如果全部或一部分给了3岁爱子，女儿和女婿一定会趁其年幼而夺财害命；第二，让爱子15岁去要剑，女儿女婿因贪心肯定不给，爱子必然会告到官府；第三，告到官府，清廉而又机智的官人应该明白此番遗嘱安排的真意，即官府决定财产的归属。
想到这里，何武刹时眼前一亮，心说：死者用心良苦呀！于是，大笔一挥，20万财产全部判归少年。那姐姐姐夫大叫冤枉。何武说：你等已享用财产10多年了，难道还不算走运？！
这样解读遗嘱，在今日法律来说可能有点夸张了。我们不免觉得，遗嘱已有白纸黑字，一二清楚，不可动摇。但是，不论怎样，我们好象不能认为何武的解读又不在理。依其思路，也是顺理成章的。所以，何武式解读的提示是：即使遗嘱文字清清楚楚，有时也需要设想、理解遗嘱人的遗愿，而且，要用“公平正义”来设想和理解。否则，尊重遗嘱人意愿的法律制度，有时会导致否定其意愿。
三、思古临刑赦免
写大清雍正皇上的故事，自然要提“科甲朋党”一案。那案子说，一帮读书人对雍正的“士绅当差”改革瞧着别扭，对厉行改革的河南巡抚田文镜，更是恨不得生啖其肉。田文镜被按上了“酷吏”的名声。读书人，还要往死了参他。可是，雍正非要护着田大人，因为，这是护着改革。最后，读书人被雍正结实地教训了一顿。
“科甲朋党”牵头的人是李绂。这人好钻牛角尖儿，当然，又是仗义执言。对田文镜的所做所为，他死认一个理儿：那是错的。就算雍正将刀子架在了自己脖子上，他也不退缩。可死参田文镜的结果，实际上，就是将雍正逼到了墙角。雍正没辙儿，为了震住“科甲朋党”，只好将他问斩。
刑场设在北京的菜市口。
临刑之际，宝亲王弘历和雍正二哥胤祉，站出求情。午时三刻，是下刀子的时间。直到午时二刻，雍正才慈悲显露，拿出赦免圣旨交与弘历。弘历飞奔菜市口，仅一刻时间赶到，救下李绂。
说来，这段故事末了有点“神”劲儿。人们都在议论，那弘历不论怎样速度惊人，一刻光景是不能从皇宫赶到菜市口的。所以，后人中，就有了弘历骑马“飞向”菜市口，以及行刑官的钟表午时二刻自己停住之类的传说……
不过，在这儿，我们想要唠叨的是前边儿提到的情节：临刑赦免。
提起临刑赦免，老早就有人讲过类似的故事。大唐武则天年代，一官人叫徐有功，外号“徐大理”。所以叫“徐大理”，因为他当时任的官职是大理少卿。这人又是仗义执言，而且为政宽仁，不行杖罚。对其，平民百姓都是伸出拇指夸赞。有趣的是，他与当时两位也被称作“酷吏”的人──周兴和来俊臣──冤家路窄。周兴、来俊臣，都是武则天的红人，特别喜好用大刑。而徐大理硬是和他们作对，据“法”力争。此等作对，也是等同于和武则天过不去。所以，一次争论起来，武则天像是火头上浇了油儿，非要将徐大理处死。徐大理被押出时，依然回头大喊：“臣身虽死，法终不可改”。到了末了，刑场眼见就要出血，武则天一个赦免，刀下终于留住了人。
在国人这里，临刑赦免的故事，自然不止这两个。问题的要害可能在于：为什么国人特别乐意唠叨这些故事。显然，如果一个普普通通的好人，或者一个不该死的诤臣、清官，在临刑一刻逃过大难，那么，人们的心理当然会有畅快的宣泄。可在这心理的底层，又隐藏着一个心理假定：对错是非是清晰的，好人、诤臣或者清官，容易辨认。
在“科甲朋党”的案子里，李绂再如何有不对之处（比如反对应该实施的改革），其人格是无可争议的。这是“对”。杀掉他，因而便显得理由蹩脚。在徐大理的传说里，情形也是类似的，那样一个口无遮拦的正直人物简直无处寻觅。所以，大好人，人们是容易辨认的。打这，“临刑赦免”自是心灵良善的一个期待了。而且，程序上的“临刑赦免”的如此灵活、如此富有戏剧性，也就并不显得那么有悖法律的公正秩序。
可洋人那里，少有“临刑赦免”的传说。洋人常会问：好人、诤臣或者清官，是不是那么容易辨认？在“科甲朋党”一案里，人们把李绂说成人格没有问题，实际上是不是如此？在徐有功传说里，人们也说徐有功人格绝对一流，可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洋人总会有怀疑的。他们对“人品”的习惯态度是不放心，左猜又测。如此，他们也就对“临刑赦免”的兴趣没有那么大了。相反，程序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绝对不能灵活得极富戏剧性。否则，法律的公正秩序就会问题成堆了。
国人文化与洋人文化还是有点区别的。在上面的描述里，我们可以体会，在“临刑赦免”的事儿上，国人体现了一种较为鲜明的道德态度。是对是错，含糊不得，且易分清。洋人则是可能更为喜欢中性的程序。对洋人，实体的对错，有时可以放在一边，有时甚至是不可知的。程序才须含糊不得。
谁优谁劣，就是读者的判断了。
三、思古海瑞
现在的年轻人，偶有听说海瑞。
即便偶有听说，也是缘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政治公案。几十年前，封、资、修的东西被视作流毒，贴上“封”字儿的民间海瑞传说、戏剧，跟着断了传播的路子。后来人，也就难以有机会对其知之一二了。
可海瑞终究是个可唠叨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的确为官清廉，而且因为，他特聪明，干出事儿来真真叫人折服。
45岁那年，这大人不容易地当上了浙江淳安知县，和“大器晚成”擦了一个小边儿。也许有点怀才不遇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