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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默多克这个“孩子出版商”，亨德森似乎感到了一种慈父般的亲情，而不把他视为一种威胁，当然不是像墨尔本论坛集团那样。费尔法克斯家族的成员，他们曾经与凯思爵士竞争过，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瓦维克·费尔法克斯爵士亲自建议亨德森，反对让默多克进入悉尼。
费尔法克斯集团通过出售《镜报》给默多克，得到了大约50万英镑，但默多克知道这笔买卖很划算：“我不明白他们竟然会同意。”他后来回忆说，他支付了60万英镑，在此后6年时间里，他总共又支出了130万英镑。“他们几乎肯定我会发不出工资来，那样我就会破产。”但默多克知道他不会，按合同价格。他得到了在悉尼、市里斯班和墨尔本的印刷工厂。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份悉尼的周报和一份晚报，他决心使晚报成为澳大利亚卖得最好的晚报。据报，当文件最后签署时，他召集朋友们一同来庆祝胜利，他本人跳起了一段捷格（一种急促轻快的舞蹈）。
在费尔法克斯卖《镜报》以前，它是与帕克合伙在郊区抵抗默。多克的《坎波兰报》。他们利用《镜报》的休息时间，在坐落在基帕克斯大街《镜报》的办公楼里出版一份在郊区销售的报纸。现在，默多克在基帕克斯大街“跳舞”，他们不得不另找地方去印报纸，以同默多克竞争。他们偶然认识了一个很小的宗教印刷商——安格里安出版社。弗兰克·帕克的儿子克莱德出了一个不一般的价钱，要求买下它。随后，他得到了财产拥有人的授权，履行财产管理之责。
然而，安格里安出版社的一位名叫福兰西斯·詹姆斯的资深董事，是一位性格怪僻、令人难以捉摸的投机家。在战争期间。他曾当过飞行员，而现在他只好用自己的罗尔斯·罗伊斯汽车充作办公室。他不想失去他的出版社，所以他要求默多克帮助他抵抗帕克。
当时，帕克和一帮家伙已经占据了那家出版社，而且换了锁。詹姆斯出门避开后，默多克纠集了《镜报》的摄影记者和体育记者们组成了一帮“流氓”。在深夜一点钟。他们包围了安格里安出版社，攻击帕克那帮人，并将他们赶出了那栋大楼。福兰西斯·詹姆斯对此感恩不尽。第二天，《镜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爵士之子卷入街头打斗》。“爵士”无疑指的是弗兰克·帕克爵士和凯思·默多克爵士，“爵士之子”当然指的是克莱德和鲁珀特。这场争吵一直闹到了法庭上，最后默多克成了赢家。从此拉开了残酷竞争的序幕，即默多克与费尔法克斯和帕克的竞争。“他们在悉尼的每一个郊区都针对我们办报纸。”“那是真正的血腥的战斗。但他们发现其代价比他们所想象的要高得多。不过确实将我们也吓得不轻。”一年之后，他、帕克和费尔法克斯做了一项分割郊区报纸的交易，这一交易为默多克的《坎波兰报》留下一大批有利可图的印刷合同。这是另一个胜利。
默多克搬到悉尼不久，就决定免去罗汉·里维特担任的阿德莱德《新闻报》的总编之职。他给里维特写了封简短的信，命令他即刻离开办公室。这件事情发生在前一章中所提到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案件判决之后。现在，默多克不再需要一个在阿德莱德的独立思考的编辑。他后来说：“已经很显然，如果我不是到外面工作而是留在那里，将会是很好的合作关系。”“所以我决定就此分手，各奔东西。一些人不理解为什么我以前没有这样做。但我喜欢罗汉。他是一个奇特的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但是个好人，本意是好的。”南希·里维特认为，尽管决裂是不可避免的，里维特仍然非常失望，默多克粉碎了他的梦想。
默多克用罗恩·博兰替代了他的老朋友。博兰曾经是《星期日邮报》的编辑，是一个谨慎得多的记者。在博兰的领导下，《新闻报》变成了一份安分的报纸。默多克鼓吹新闻报道已经“够多的了”。他扩展着他的帝国，更多的兴趣是在现金而不是对立，是利润而非政治立场。他需要安分的、他能够信赖的编辑，而不是好斗的、惹事生非的、不能控制的编辑。从此以后，他几乎一直这样做。
《镜报》的办公大楼坐落在豪特—基帕克斯大街的角上，原来是一家巧克力工厂，在萨里山上，悉尼城内的一片旧居民区里。默多克推倒墙建了一栋大办公楼。在办公室里，他挂了一些他收集来的澳大利亚画家的作品。大多数的记者都敬重默多克，特别是对他的感染力和旺盛的精力钦佩不已。
在很短的时间里，他试图改善《星期日镜报》的发行量，但这份报纸不争气。由于亏损，默多克开始建议他的编辑刊载一些美女照片。这位编辑不同意并离开了，而默多克则再次将这份报纸投放到市场，增加了发行量。
默多克利用《坎波兰报》的销售（发行）渠道，在郊区对抗帕克家族的《电讯报》。弗兰克·帕克爵士这位极端右翼的老古董被激怒了，他发誓即使是花费“上千吨的英镑”，也要让默多克“夹着尾巴，拖着断腿滚回阿德莱德老家去”。
拥有《镜报》的额外好处之一是，默多克现在在纽约有了一间办公室和一个他经常访问的基地。1960年，他和他的纽约记者泽尔·拉宾（默多克后来雇佣他编辑《星期日镜报》和《每日镜报》）到古巴去了一趟。卡斯特罗给了默多克以深刻的印象，他写了一篇文章，敦促美国必须改变对古巴的立场，认为拉丁美洲处于危险之中。
出访归来后，公司员工们发现默多克时而和蔼可亲，时而大发雷霆，而且难以预测。“在编辑问题上，你永远也不可能同他接近，他唯一感兴趣的是发行量。”一位曾报道过诺曼底登陆的著名记者贝蒂·里德尔说，“但他很有兴趣，有时间。”
“所有的年轻记者都认为，有一个年轻的老板是一件可怕的事。”另一位《镜报》编辑部的退休人员如是说，“他把为公众服务的传统态度置于死地，并提拔他想要的人。我们都从中受益。”
默多克的个人偏见也同样体现在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中。他命令普通编辑不得穿色彩鲜艳的衬衫，尤其是毛绒绒的鞋。因为他认为只有“同性恋者”才穿这种鞋。他还不允许下属说脏话，哪怕是开玩笑，也不允许女职员穿裤子，只能穿裙子。
当《镜报》还是一份晚报时，每天上班很早，所以拉宾经常在办公室刮胡子，而这种行为在默多克看来简直难以容忍。在第一版付印、打捆、装车运往城市各处之后，是记者们放松的时间，开始给他们的作者或经纪人打电话，把某些报道闲聊、嘲弄一番，他们称之为“公帐报销”。这些行为激怒了默多克，他认为这是那些靠耍笔头子混饭吃的拙劣文人们在敲诈他——就如同他们真的是这样似的。在一个早晨，他突然闯进编辑部，手里攥着一卷无聊的报道，扔在桌子上，怒气冲冲地将它们撕成碎片。这产生了有益的效果——坚持了一、两周。当然，在多半时间里，默多克能以较好的心境来处理一切事务。每到星期五的晚上，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默多克总是参加到员工们打牌的行列中。
在19世纪末，悉尼的报纸盛行打嘴架、争吵的传统。在60年代，这种旧的“粗暴、无赖”精神又回来了。费尔法克斯家族的报纸率先组织了一种有奖竞赛活动，并为此提供了5000英镑的奖金；帕克家族又将赌注增加到1万英镑，这两家都在自己的电视台上推销他们的节目。默多克则将赌注再增加了一倍，达到2万英镑。随后，费尔法克斯和帕克这两家人合伙，提出了一项价值5万英镑的竟猜活动。奖品有汽车、游泳池、一片土地、甚至于住房。这一竞争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粗野的。
默多克一直认为，《镜报》的发行量一定会超过《太阳报》。《星期日镜报》已经成了刺激、敏感和粗俗的代名词。悉尼的那些非常世故的读者们，经常为那些触目惊心的巨型标题所吃惊，如《丈夫的绊索——妻子的狂怒》、《网球明星使牧师们大为惊骇》、《13岁的女孩在距离家100码的地方被强奸》、《10岁少女遭一伙歹徒强奸》、《为什么我儿子是一个杀手——母亲的故事》、《洗澡女人被人盗走衣服》、《被禁性书籍，对某些人免费》、《鞭挞三名强奸犯，法官判决》、《巴士顶上赤裸身体，悉尼震惊》、《性手术获成功，法庭的判决》、《巡逻队再次罢工——妇女受攻击》等等。
默多克并没有发明改进或加强这种新闻报道，这在悉尼是自然而然的。这类新闻的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史蒂夫·邓莱维，在默多克得到《镜报》之前，他就是这家报纸的杰出记者。他人长得很帅气，狂饮，嗜酒如命，好色。自恃有才，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此人是虚夸的能手，惯于虚张声势，天不怕地不怕。能把一些污七八糟的东西编得有生有色、把乏味而沉闷的生活描绘得丰富多彩。在某些方面，他负责着默多克经营的底层。“疯狗与大亨”，他们两人被人这样称呼。
和默多克一样，登莱维也是出身于报业世家。他的父亲曾经是悉尼《太阳报》的摄影记秆。史蒂夫14岁时。就开始为这家报社工作，当了一名小报童。为摆脱他父亲的庇护，后来他转到了《每日镜报》。在他16岁时，曾挨过坏人的打。
由于《太阳报》和《镜报》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死对头。使得邓氏父子打得你死我活。有一次史蒂夫捅漏了一辆《太阳报》的汽车的轮胎，然后急忙带着稿子赶回了悉尼，而那个被扔在路边的《太阳报》的倒霉蛋正是他的父亲。当然，史蒂夫后来称他当时“不知道”那是他父亲的车，然而他父亲却不这么看。
为了报仇，老头子不得不等了三年。有一天，他们父子两人都到监狱去采访一个持刀杀人狂，那些年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