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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周、吴、孙、郭、王各路纵队，得令后都将主力移师赤水河以西，向古蔺地区合围而去……
令发后的第二天，３月２３日下午，陈诚和贺国光匆忙回到重庆，刘湘和杨芳毓也同时前来“请安”。蒋介石颇有不快，说：“还是前方军事要紧，怎么一去这么几天呐？我的最新部署你们都知道了吧？甫澄兄，仗又打到你四川来了。”陈诚说：“我们就是为委座的最新部署赶回来的。委座，在黔各路纵队主力都涌向赤水河以西古蔺地区，似有不妥呀？”蒋介石愣了愣，说：“怎么个不妥法？朱、毛股匪意在北渡长江，不全力在古蔺地区聚歼，将遗祸无穷！”陈诚说：“当然，能在古蔺地区聚歼更好，问题是就怕重蹈扎西之辙呀！”蒋介石惶然，说：“难道你们对窜匪北渡长江之图尚有怀疑？”他思虑片刻，又道：“不，这一次我不怀疑了。第一，他是因为上一次没能过了江，才作这第二次冒险的；第二，我们总是担心他东去湘鄂西，然而事实一再证明，他们的兴趣不在萧、贺，而在徐、张。徐、张有１０万之众，又有地广人稀的川西北。第三，他们回窜的可能性是有的，这一点我也是有所估计的。但是，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就看我们这一仗打得怎么样了，看他们还有多少可回窜的了。甫澄兄，元靖，你们的看法呢？”刘湘和贺国光本来同陈诚有相同的疑虑，但见委座言之在理，又估计到了“窜匪”回窜的可能性，有关疑虑的话就不想说了。刘湘说：“委座说的是，我川军只有严守江防，全力打好这一仗了。”贺国光拣现成的附和道：“甫澄兄说的是，剿匪成功，在此一举。”陈诚还是没有被说服，说：“委座既然对窜匪回窜的可能性有所估计，那么，他们回窜的方向，有可能是……”蒋介石说：“我讲了，这要看我们这一仗打的怎么样，看他还能剩多少了。剩得多，还可能有回窜方向可言，要是残之又残，就只好绿林为寇，还谈何回窜方向！”
蒋介石的话没完，宴道刚执电报走进客厅，边走边说：“前方急电，朱、毛股匪昨２２日在太平渡、二郎滩回渡赤水河东进……”
在座蒋介石、陈诚、刘湘、贺国光、杨芳毓，全都哑了。
好大一阵，倒是刘湘首先发话：“道之兄，回窜多少？”陈诚说：“我军各路大军正向指定位置开进，都不曾打响，自然是窜过去多少，又回窜多少了……”
刘湘回到坐位上，脸上有一种难以察觉的宽松表情。
陈诚、贺国光、宴道刚都眼睁睁望着瘫了似的委座。蒋介石不声不响地靠在高靠背椅上，头朝后仰着，眼睛似睁似闭，好久好久，当侍从医生赶了来，他才忽地站了起来，大吐了一口粗气，又一掌击在案桌上，女人般的窄嗓子叫道：
“娘希屁，明天飞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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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回 四渡赤水跳出“牛阵” 黔北道上二将骂娘
话说中央红军在川南古蔺山区隐蔽集结数天之后，眼看蒋介石在黔的主力纷纷北渡赤水，“牛鼻子”牵了过来，毛泽东抓住敌人“欲围未成”之机，出敌不意，挥师东进，四渡赤水。３月２２日，１军团在林滩，３军团在太平渡，９军团在二郎滩，军委纵队在九溪口，５军团为后卫，一天一夜之间，全部渡过了赤水河，再次进入黔北。
中央红军突然东渡，在重庆的陈诚倒是懵对了，“西窜多少，自然东窜多少了。”但在现场的薛岳、吴奇伟、周浑元、孙渡、王家烈等，却叫“朱、毛的古怪战术”弄懵了。他们都已发现“窜匪”东窜，军情要紧，也都上报了“渝辕”；但是，谁也不能明了“敌之回窜”，不敢回答“究竟回窜多少”。在金沙前敌指挥所，薛岳召集诸将领分析敌情，他发问说：“这朱、毛是怎么了，是在茅台喝酒喝疯了不成？他们怎么又回窜了……”吴奇伟说：“是啊，他们由遵义地区北进叙、古，意在寻路北渡长江，镇龙山一仗，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一个胜仗，是说不上受阻的，他们却又掉头东窜，实在令人费解。”周浑元说：“因此，窜匪究竟回窜多少，主力尚在何处，不可大意。”小诸葛孙渡也认为，“共匪素用曲线行动。此行东窜，是其主力东窜，抑以一部东窜，而主力仍西窜，实难料定。”薛岳问王家烈的看法，败军之将，神情惶然，无言以对。薛岳最后说：“各位言之有理，我薛兵团在江西是上过赣匪‘诱敌深入’的当的，贸然分兵东追，只怕是在两个方向上均遭不测。”前敌总指挥怕上当，２２日下午，他还是在敌情通报中作如下分析：“匪由茅台渡河后，分两路西窜，一路经大村、鱼岔河、镇龙山；一路经石宝寨、铁厂、锅厂坪。其大部尚在镇龙山、铁厂。”龙云根据他的通报，当天数电各路纵队，再次重申“聚歼该匪于叙、蔺以南，赤水河以西，毕节、仁怀以北地区。”直到２６日，当红军已经进入遵义、仁怀之间的地区，薛岳还在说：“窜匪西窜成份居多”，并令他的后方辎重物资继续源源北运，形成敌我相向对进的局面。
蒋介石是３月２４日飞抵贵阳的。随行的除夫人宋美龄、私人顾问端纳、侍从室主任宴道刚外，还有陈诚、何成浚、顾祝同、吴稚辉、陈布雷等一帮高级军政人物。蒋介石走下飞机，机场上冷冷清清，除薛岳驻贵阳司令部的一位副官处长前来领路外，不见一个当地官员。宋美龄脸有惊异：“大令，这是怎么回事咯？”蒋介石宽慰道：“剿共要紧，剿共要紧，想必他们都在前线忙着布兵堵截东窜之匪……”
两军相战，理解对方行动的企图是极要紧的。蒋介石住进薛岳驻贵阳司令部，得知各纵队都还在原地观望未动，好不气恼！第二天一觉醒来，便要陈诚亲自电话传他的命令：“各路纵队从速掉头尾追东窜之敌，不得有误”。谁知，哪一路也不痛快！薛岳在电话上说：“辞修兄，敌情不明呀，似不宜擅举！”孙渡根本就不想动，跟陈诚说：“我们才奔袭了５００里，粮草供应还没有跟上来。再说，我从这里回滇、黔边，不是还要近一点吗？”王家烈则干脆说：“我还回黔北去挨打吗？我得靠近薛兵团啊……”只有周浑元有些积极性，他在陈诚说话的口气里，得知他将取代薛岳代行２路军前敌总指挥，惊喜之下，当即表示“尽快掉头”。
“牛”大掉头难。黔北战场一时出现相对的平静。
毛泽东突然挥兵东进的“诡计”，敌人不理解，自己队伍中也有不理解的。在自己人中，不只是基层干部战士有不理解的，在高级指挥员中也有不理解的。作为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他们懂得运动战是怎么回事，却从来没有经历过“四渡赤水”这样大的运动；他们懂得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必须避强击弱，却难以接受眼前这样地在强敌丛中驰骋纵横；他们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道路是漫长的，但对入黔以来一再放弃根据地的打算，如此毫不停顿地走下去，却又疑虑重重。因为不理解，也就有些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三渡以后便有了苗头。一渡好说，有个北渡长江同４方面军会合的前景在吸引着全军上下；二渡也值得，深入黔北打了个转移以来的大胜仗——遵义战役。三渡四渡是怎么回事？实在令人琢磨不透。
这一天，彭德怀和林彪走到一起了。近来，两个人的情绪都不高。林彪前些日子同聂荣臻提出打打鼓新场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接着要他指挥鲁班场战斗，结果又没有打下来，心里早有几分抱怨。他满以为三渡赤水以后，在川南打上一两个漂亮仗，消消心里的怨气，谁知才踏上川南地界，又奉命掉头东进了，心里的怨气反倒增加了一分。彭德怀在遵义战役后，３军团伤亡最大，那时他就想，是不是还是黎平会议曾经议决过的，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他听说毛泽东正在同遵义上届革委会的委员们谈恢复遵义革委会的问题，心里很高兴，“很好，川北，黔北，湘鄂西，恰成三角态势；红军一当积蓄力量，便可问鼎中原！”谁知没听到什么结果，部队又出发了。三渡以后，没有什么名党，忽又掉头东进，东进不两天，又折转南下，他实在弄不明白是要往哪里去。心里正憋着，昨天晚上，遵义战役负伤留下的几个原３军团的战士，从白区冒着危险逃了出来找到他，一个个有的手断了，有的脚断了，伤口还血淋淋的，都哭脸抹泪的要跟部队走，说是“好多伤员没能活下来，把老百姓也连累得家破人亡！”从社会底层走出来的、打过大枪的军团长，没有办法带上断手断脚的，也没有时间来安置他们。他心里该有多难过，多么焦急……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主力军团的军团长，便你一句我一句地牢骚起来了。
林彪说：“娘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老走弓背，不走弓弦？”
彭德怀说：“什么弓背弓弦呀，我看是麻花，走麻花！”
林彪说：“说得对，麻花，作到地图上就是麻花！”
彭德怀说：“林老弟，我看啦，凭地图打仗不行，在担架上打仗也未必行哩。秀才们放个屁，当兵的跑断腿。这样走下去何时是个头啊！”
林彪说：“本人有同感。就说１０天前吧，我说要打打鼓新场，他们不同意，说我和聂荣臻只及一点，不及其余，硬要我去啃骨头，结果啃掉了几百人。”
彭德怀说：“要我说，打鼓新场不该打，鲁班场也未必该打。我就是希望能停下来，搞搞根据地再说。黎平会议说到黔北搞根据地，后来又说到川黔边搞根据地，光是屁响不闻屁臭。你晓得我们甩掉的那些伤员是怎么遭罪的，又是怎么害人的吗？”
林彪说：“是呀，没有根据地，傅连暲想摆摆摊摊都来不及。你为什么不提提这些事？”
彭德怀叹息一声说：“提？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