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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我睡得香甜，一直到红太阳照耀白雪世界时才醒来。我真想跪下求母亲，不要离开这鬼住的屋，不要离开屋前这一片巍峨的坟茔，不要离开这一片顶着冰雪帽子的黑松林。不要离开吧，这乐土，这福地，但母亲推着小车，率领着我们重新上路。那杆青色的大枪，横在鲁胜利身边，上边用破被子遮盖着。
路上覆着半尺厚的雪，车轮和我们的脚，在雪里嘎嘎吱吱地响。跌跤的现象大大减少，前进的速度加快。白太阳照得雪光刺眼，人显得格外黑，不管你穿什么颜色的衣裳都是黑的。也许是篓子里的大枪和来弟的枪法壮了母亲的胆，这一天她生出了一些霸蛮之气，中午时，一个从南边溃退下来的散兵企图搜查我们的车辆时，母亲竟响亮地抽了那个伪装胳膊负伤的家伙一个耳光，连他的帽子都给扇掉了。那个兵顾不上捡帽子就跑了。母亲捡起那顶半新的灰布帽子，顺手扣在了我的羊头上。我的羊神气活现地戴着军帽，溜溜地奔跑，我们身边那些饥寒交迫的难民看着它，都咧开黑色的嘴，用最后的力气发出比哭还难听的笑声。
清晨时我喝足了羊奶，精神充足，思维活跃，感觉敏锐。我发现了扔在路边的县政府的印刷机器和铁皮箱子装着的文件，民夫哪里去了？不知道。骡队哪里去了？不知道。
道路上很快热闹起来。一队队的担架，抬着呻吟不绝的伤兵从南边撤下来了。抬担架的民夫们满脸汗水，喘息如牛，脚步都不利索，拖拖沓沓地踢着雪。一些穿白衣戴白帽的女人跟着担架踉踉跄跄地奔跑。一个抬担架的青年民夫跌了一个屁股墩，担架倾斜，伤员惨叫着掉在地上。伤员的头缠满绷带，只露着两个黑鼻孔和一张青色的嘴。一个面容修长的女兵背着牛皮箱子跑上来。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是姓唐的女兵，是盼弟的战友。她粗野地斥骂着民夫，温柔地劝慰着伤兵。她的眼角上、额头上，已经爬满了深刻的皱纹，那个水灵灵的女兵，如今已经成了干枯的老娘们。她根本就没看我们一眼，母亲也似乎没认出她。
担架队络绎不绝，好像永远没有尽头。我们尽量地靠近路边，生怕妨碍了他们前进。后来，他们终于过完了，覆盖着冰雪的洁白道路，被踩得一塌糊涂，融化的雪变成污浊的水和泥，没融化的雪上，滴了一片片鲜血，血把雪烫得像溃烂的肌肤，触目惊心。心紧缩成一团，鼻腔里全是融雪的味道和人血的味道。还有汗的酸与臭。我们战战兢兢地上了路，连因为戴上了军帽而趾高气扬过一阵子的奶山羊也觳觫起来，那模佯活像一个被吓破了苦胆的新兵。逃难的人在路上徘徊踌躇，进退两难，毫无疑问，前边就是大战场，顺着路西南行，就等于奔赴战场，进入枪林和弹雨，而枪子是不长眼的，炮弹是不讲客气的，所有的兵都是老虎下山不吃素食。人们用眼神互相探询着，谁也不会给对方答案。母亲不看任何人，推着车子，坚决地往前走。我回头看到，那些难民，有的折回头往东北，有的则尾随着我们而来。
第三卷第45节“天意！”（1）
第三卷第46节“天意！”（2）
我筋疲力尽地摸回来，街上流淌的鲜血把我的脚湿透了。成群结队的像小猪崽那么大的吸血蜘蛛在废墟上爬动着，它们几乎拖不动沉重的肚子，粘稠的、混合着人血的粉红丝线从它们屁眼里不自觉地流淌出来，把爬行过的地方弄得无法落脚，无法落脚也得落脚，那些胶水状的东西，粘在脚足板上，拉着长长的丝儿，缠绕在脚脖子上，缠绕在小路上，使我的双腿，变成了两支很大的棉花糖……
天亮后，我急于向母亲诉说夜间的事，但母亲显得很焦躁，根本不容我张口。她匆匆忙忙地把孩子和行李搬上车，当然没忘了那支大枪。我寻找着那些蜘蛛，但一个也找不到。我知道它们都钻到废墟里去了，只要搬动破砖烂瓦，就会发现它们。它们屙在烂砖碎坯上的粉红色的丝线犹在，在冬天的朝阳下，它们的名字是美丽。我捡起一根牛骨头，挑起—缕粉红的蛛丝。我把牛骨头当成绕线的轴子，不停地纠缠，变成一大团透明、粘稠的、像鳔胶一样的东西。我拖着它一直走出村庄，在我的身后出现了一条粉红色的丝绸之路。
道路上忽然人如穿梭，都是穿军装的兵，不穿军装的腰里也扎着牛皮带，屁股上挂着木柄手榴弹。路上散着一些绿屁股子弹壳，路边的沟渠里，有肚子破裂淌出花花肠子的死马，还有一堆堆的炮弹壳。母亲突然抓起了那支大枪，扔到路边结着白冰的水沟里。一个挑着两个沉重木匣子的男人惊讶地看着我们。他放下担子，下沟去捡起了那支枪。这时我看到了那棵孤独的青冈树，树犹在，起尸鬼不在了，树皮上有一些破烂处，那就是她的利爪抓出来的。她极有可能重归了荆棘丛去做她的逍遥野鬼，她被收尸回家的可能性等于零，因为村子里外，处处都能见到死尸。
临近王家丘子时，热气像潮水涌来。好像那村庄是一座冶铁的大炉子。村子上空烟雾腾腾，村头的树上挂着一层黑色的灰，一群群苍蝇不合时宜地从村子里飞出来，从死马的肚肠，飞向死人的脸膛。
为了避免麻烦，母亲率我们从村前的小路绕过去。小路被车轮压翻了，我们的车子行走困难。母亲支起车子，从车把上摘下油壶，用一根鹅毛蘸着油，往车轴和轴碗的缝隙里滴注。她的手肿胀得像高粱面饼子一样。“到小树林那边，我们就歇息。”给车轴加好油后，母亲说。鲁胜利、大哑和二哑，这三个乘客，多日来养成了一声不吭的习惯，他们知道坐车是可鄙的，是不劳而走，没脸吭气。注过油的车轴响声流利，能传出很远。路边地里，立着一些枝叶枯干、七倒八断的高粱。高梁的黑穗子上生长过芽苗，有的还苍老地擎着，有的贴在地皮上。
走近小树林，我们才发现，这里隐藏着一个炮兵阵地。几十根粗壮的炮筒子，像老鳖伸出的脖子。炮筒上绑着树枝，炮的胶皮大轮子，深深地陷在地里。炮的后边，是一大排木箱子，有的箱子撬开了，露出一个紧挨着一个、显得分外娇贵的黄铜壳大炮弹。炮兵们头上戴着用松树枝扎成的帽子，蹲在树林边缘上，用搪瓷缸子喝水；也有几个站着喝的。士兵们后边，垒起一个土灶，灶上架着一口铸着铁耳朵的大锅。锅里煮着马肉，为什么说是马肉呢？因为有一条带着蹄子的马腿从锅里伸出来，斜指着天，马足腕处的距毛很长，像山羊的胡须，马蹄上月牙型的蹄铁闪闪发光。—个伙夫，把一根松木塞到灶膛里。炊烟如树，直钻到天上去。锅里水声沸腾，冲激得那条可怜的马脚颤抖不止。
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跑过来，善意地劝我们回去。母亲用冷傲的态度拒绝了他。母亲说：“老总，如果您硬逼着俺们回去，俺们也只能回去，另外绕一条路。”“难道你们不怕死吗？”那人无奈地说，“不怕被炮弹炸碎吗？我们这些重炮弹，能把大松树拦腰斩断。”“到了这个地步，”母亲说，“不是我们怕死，而是死怕我们了。”那人闪到一边，说：“我拦住你们，是因为我爱管闲事，好了，你们走吧。”
我们终于行走在白色盐碱荒原的边缘上了。在与荒原相接的起伏不定的沙丘上，蝗虫一样的士兵改变了灰白色沙丘的颜色，有一些像兔子一样的小马，拖着滚滚的烟尘，在两座沙丘之间，飞快地跑动着。大概有几百根炊烟，在沙丘之间笔直地竖起，升到被阳光照耀得灿烂夺目的高空，才扩散成絮状，缓慢地连成一片。而我们面前的白色荒原，像一个银色的海，只能望进去一箭远，便被刺人的亮色挡住了视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跟着母亲前行。更准确地说是跟着上官来弟前行。在这次刻骨铭心的旅行中，上官来弟如一头任劳任怨的毛驴一直拉着车子，并且她还能用沉重的大枪熟练地发射子弹，保卫了我们的宿营地。我感到她可亲可敬，她过去的一切，无论是装疯还是卖傻，都是她英雄浪漫曲里不可缺少的响亮的音符。
我们渐渐深入了荒原，那条被踩翻的路泥泞不堪，比路外的碱地还要难走。我们走在碱地上，尚未融完的雪一片一片的，像瘌痢头一样，而那些稀疏的枯黄菅草，就形同癞痢头上的毛发。尽管好像危机四伏，但百灵鸟儿照样在晴空里鸣叫，一群群草黄色的野兔子，摆开一条弧形的散兵线，发出“哇哇”的叫声，向一只白毛老狐狸发起了进攻，兔子们一定是苦大仇深，进攻时勇往直前。一群面目清秀的野羊，跟在兔子们后边，跑跑停停，搞不清是助战呢还是看热闹。
有一个东西在草棵间放光彩，沙枣花跑上去捡起，隔着车子递给我看。是一个铁皮罐头盒子，盒里有几条油炸成金黄色的小鱼。我还给她。她抠出小鱼，递给母亲一条。母亲说：“我不吃，你吃了吧。”沙枣花尖着嘴吃小鱼，像猫一样。坐在篓子里的大哑，伸出了一只肮脏的手，对着沙枣花说：“嗷！”二哑跟着说：“嗷！”一只肮脏的手也伸出来。他们两个，都是一样的方形冬瓜头，眼睛生长得靠上，使额头显得极短，鼻子塌平，人中漫长，嘴巴宽阔，上唇短而上翻，显露着焦黄的牙齿。沙枣花先是看了看母亲，好像要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的目光却散漫地望着远方。沙枣花拣出两条小鱼，分给大哑和二哑。铁皮盒子空了，只余下几点残渣和几滴金黄色的油。她伸出长长的舌头舔着盒底的油。这时，母亲说：“歇歇吧，再走一会儿，就能望到教堂了。”
我仰面朝天躺在碱土上。母亲和大姐脱下鞋子，放在车把和车梁上磕碰着，倒出鞋旮旯里的碱土。她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