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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骑兵-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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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八路军伤员当菩萨一样看待的。半夜里,伪保长也到庙里来,放一袋粮食在窗台上,悄悄说一句“招待不周,请多恕罪”,人就不见了。 
  养伤期间,军区的卫生员隔三差五地来换药。在当时,一个卫生员要负责十多个村子的好几十个伤病员,需要穿越封锁化装“巡诊”,风险很大,可医疗用品却很简单。清洗伤口用食盐水,治疗用碳酸,每次换药都把刘春雷疼出一身汗来。大刘说:“干脆你把药留下,我自己慢慢弄,这样你安全,我也少受罪。”可卫生员却说,“不行不行,这是我的任务。”真是没办法。 
  6月份,新上任的政治处主任赖达元(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也来探望伤员,他要求养伤的同志坚定信念、坚持斗争,并且宣布刘春雷为“政治战士”。   
  “政治战士”?这可是个新鲜职务。   
  “四二九”以后,由于环境严酷,条件恶化,有些人对前途失去信心,意志动摇了。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基层组织涣散解体、干部战士逃跑的现象,有些休养康复的伤员不肯归队,甚至有人叛变投敌当了汉奸……针对这种情况,八路军加强了政治建设,把连指导员改称为连政委,充实了党支部的力量。这个“政治战士”的岗位是新设的,大致相当于排指导员,任务是鼓励大家“咬紧牙关,渡过黎明前的黑暗”。 
  赖主任发给“政治战士”一把盒子枪,可刘春雷却不愿意要。因为,他在养伤期间发现,村里的群众虽然诚心诚意地照顾负伤的战士,但却很怕八路军在自己家门口打仗。如果发现伤员的手里有武器,恐怕只会增加老百姓的紧张情绪,对维护军民关系没什么好处。大刘说:“现在这种环境,手枪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要不然就给我一颗手榴弹吧,我肯定不当俘虏就是。” 
  赖主任接受了大刘的建议。临走的时候,他表示要加强对这一带的监护,保证伤员们的安全。赖达元以前是四分区的组织科长,和地下交通站的同志很熟。   
  第二天,交通员魏二民来了。这是个三十多岁的黑瘦汉子,黑礼帽、黑衣裳,全身的绫罗绸缎。可是,他裤子长了一截,褂子也大了一号,裤腰里掖得鼓鼓囊囊,好好的一套衣服穿在身上就像是偷来的一样,让人见了忍不住笑。刘春雷心说:“八路军里怎么会有这么一路货!” 
  正捉摸着如何打招呼呢,魏二民先开口了:“兄弟,你以前是当小伙计的吧?”   
  “是呀,你怎么知道?”   
  “饭馆的伙计见了我,都和你一个表情。”   
  这下子,大刘不但说不出话来,还不知道该怎么笑了。   
  破庙的屋檐下窜出一条野狗,魏二民冲着它喊:“二哥,二哥!”逗得那癞皮狗直摇尾巴。   
  大刘乐了:“你怎么叫它二哥?”   
  “嘿!炮楼里的家伙是大哥,这些狗儿当然就是二哥了,”魏二民指着日伪据点的方向说,“干我这一行的,白天听炮楼里的狗叫,晚上听野地里的狗叫。不喊几声大哥、二哥不行呀,哈哈……” 
  大刘觉得这魏二民真有意思。时间长了,才知道他的古怪打扮其实是个“障眼法”,别人只以为他有好衣服不会穿,却不知他那鼓鼓囊囊的裤腰里时常掩藏着文件、药品之类的“违禁物”。 
  一天下午,刘春雷正在破庙里睡觉,魏二民跑进来背着他就走,说是日伪军要来抓他了。原来,有个外号叫“文明先生”的家伙,本来长期在青岛做事,前几天回村探亲,不知怎的就知道了八路军伤员的消息。这位“文明先生”是被日本人洗过脑袋的,立刻就去报告了伪维持会。魏二民消息灵通,听说情况后立马就赶过来把大刘转移走。 
  出村不到两里地,迎面来了一队伪军,老魏赶紧背着大刘躲到道沟里。奇怪的是,那些伪军距离他们只有五十多米,大白天的却像什么也没看见,大摇大摆地就过去了。大刘白紧张了一回,心里直纳闷。魏二民说:“没关系,那些人是自治军一旅的。” 
  所谓自治军,是一支由土匪、兵痞以及“会道门”武装组成的伪军队伍,总共有四个旅九个团一万多人,全称为“东亚同盟自治军”,军长是王天祥。这路人马成员混杂、心思各异、战斗力有强有弱,军服也是这个旅的和那个旅的不一样。“自治军”里既有铁杆汉奸,也有良心未泯的人,八路军区分对象,开展统战工作,效果还不错。据说,刘志坚主任腿部受伤、宋任穷政委的爱人坐月子,都住在自治军长官的家里(1945年,“自治军”的军长王天祥带着一个团起义投奔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当了河北省体委副主任)。 
第37节:第十二章 敌后养伤(3)         
  刘春雷和魏二民遇到的这个“自治军第一旅”就是统战工作比较成功的部队。旅长名叫李成华,曾经是冀南二分区的支队长,1939年整风时从太行山跑回家,脱离了革命队伍。他现在虽然当了伪军,却对鬼子阳奉阴违,私底下帮助八路军,应该算是个“白脸红心”的人物(1943年,李成华在安阳被日军杀害,“文革”后被追认为烈士)。 
  自治军一旅的人睁只眼闭只眼,到小于庄转了一圈就走了。   
  魏二民把大刘背到乱坟堆,找了个假坟让他钻进去。   
  这假坟是给未亡人预先准备的空坟,墓口用土块和砖头堵着,里面其实是空着的,大致上和金庸小说里小龙女的“活死人墓”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没那么高档也没那么干净罢了。 
  空坟里面确实脏,蚂蚁、蝼蛄到处乱爬,稍微一动弹,顶上就掉土。不过,大刘觉得躲在这里还真是挺安全。过了几天,魏二民打算背他回村里去,还告诉他,手枪队头天晚上到了村里,用柴草把那个“文明先生”从地窖里熏出来,拉到村口处决了。刘春雷得知这消息很高兴,但他想了想还是决定继续住在空坟里——不管怎么说,藏在这里心里踏实点。 
  7月份,鬼子又要来枣南县搞“大清乡”了,交通站着手安排伤员转移。大刘觉得自己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就要求归队。老是躲来躲去的,实在不如回部队打仗痛快。   
  七个伤愈归队的战士在交通员的带领下踏上了归途。一路上,炮楼林立,公路和封锁沟交织如网,大家只好白天吃饭睡觉,晚上彻夜赶路。   
  大“扫荡”之后的冀南平原,鬼子炮楼随处可见。这些炮楼小的两三层,大的有四五层高,不用钢筋也不用砖头,全用夯土垒筑,三五天就能建成一座。这样的土楼子当然不结实,一颗炮弹就能够轰垮,可咱们八路军偏偏没有重武器,硬是拿这简易炮楼没办法。 
  公路也是新修的,比周围的地面高出许多,路旁的电杆上挂着马灯,天一黑就全点亮了,行人一踏上路面就很容易被炮楼发现。公路两侧是路沟,深一丈,宽一丈,人马过不去,把乡村划成了相互不能联系的小块,逼得人们非走公路不可。而公路又在炮楼的视野之内,鬼子再在路口设上关卡,就把交通全部封锁了。 
  提倡这种歹毒办法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铁壁合围”和“蚕食战术”也都是这家伙的发明。   
  说起冈村宁次,华北军民个个咬牙切齿。抗战胜利后,共产党把冈村宁次列为头号战犯,可蒋介石不但判他无罪,还聘请他担任国民政府的顾问。国共两党为了冈村该不该杀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原因其实很简单——冈村宁次对付八路军有一套办法。在他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期间,华北抗日根据地受到的损失最大。所以共产党恨他,国民党喜欢他。 
  攻打回隆镇的时候,刘春雷在汉奸程希孟的家里看见过冈村宁次写的一幅中堂——四存。当时在场的八路军谁也弄不明白这两个字是啥意思,只觉得岗村老鬼子还真是挺有学问的①。 
  冈村这宁次是个“中国通”。从日俄战争到抗日战争,除去在欧洲考察的短暂时间,冈村宁次的军事生涯一直和中国有关。他熟悉中国的文化,也了解中国的政治和军队。   
  比方说,冈村宁次知道,国共两军相互很少交流军事情报,在战场上的合作也不积极,而八路军只能进行一般性侦察,只知道附近的情况,不清楚远方的动态。于是,他发动“铁壁合围”时就不动用当地兵力,而是从远处调部队来,封锁消息,长途奔袭,夜间集结,黎明攻击,首先“围剿”毫无防备的八路军,再进攻袖手旁观的国民党军,把敌后战场上的两路军队都打得措手不及。 
  除了“铁壁合围”,冈村也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八路军夜间活动,他也搞夜间袭击;八路军化装行动,他也搞便衣队侦缉;八路军利用“两面政府”开展工作,他也培植汉奸密探,四处侦察,谁家有陌生人说话,谁家夜里烟囱冒烟,都有人悄悄报告。鬼子汉奸们还在抗属和积极分子的家门口挂个红灯笼,整晚上亮着,害得交通员找人联系工作都不敢走正门。 
  冈村宁次最阴险的一招,就是拉拢人心。咱们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他就说“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还把政治摆在前头。在他的指使下,日伪政府大力推行“爱护村”,发放“良民证”。对顺从他们的老百姓,不但不打不骂,还带着粮食去“慰问”,往孩子嘴里塞糖果;对不派联络员、不纳粮交税、不向他们通风报信的村庄,鬼子汉奸就一天几次地去骚扰掠夺,搞得老百姓有家难归,庄稼没法种,日子没法过,最后不得不屈从压力,成了“爱护村”。 
  渐渐地,敌人耳朵灵了,眼睛尖了,反应快了,一些愚昧的群众甚至觉得日本人和伪军也不坏,八路军的活动就愈来愈困难。冈村宁次称这种做法为“蚕食战术”,就像是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地吞噬。经常是,今天这地方还是八路军的基本活动区,明天就成了“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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