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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很简单，它是一种逃避，一个回到子宫里再以清白之身诞生的机会。”
查利站起身，“这种毫无关系的技术性讨论还要继续多久？”
“你反对这样提问吗？”布莱克利绷着脸说。
“我要求法庭限制被告律师讯问些令人迷惑的毫不相关的事情来浪费时间。”
“注意到了所提的要求，继续盘问。”
格林沃尔德又问道：“大夫，你曾注意到奎格舰长有怪癖的习惯吗？他用手做的某个动作？”
“你是指转动钢球吗？”
“是的，他当着你的面那么做过吗？”
“第一周左右的时间内没做过。后来他把这事给我讲了，我建议说如果这使他感到更舒服他可以恢复这个习惯。他就恢复了。”
“请表述一下这个习惯。”
“嗯，就是在手上——任何一只手——不停地转动或滚动两个钢球。”
“他讲过这么做的原因吗？”
“他的双手老颤抖。他这么做是为了使手稳定，并掩盖住手颤抖的现象。”
“他的双手为什么颤抖呢？”
“内心紧张。这是表面症状之一。”
“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滚动钢球有意义吗？”
伯德不安地看了一眼审判员，“噢，这事得用技术行话来讲述了。”
“请尽量用非技术语言来讲。”
“嗯，不对这个人进行精神分析，你只能对表面征象进行猜测。它可能是被抑制的手淫；它可能是摸了有毒的粪便团。一切都取决于——”
“粪便？”
“在婴儿世界，排泄物是一种致命的毒物，因而是一种复仇的工具。那么它会成为对世界表示愤怒和敌视的方式。”审判员们侧过脸交换了一下既感到有趣又觉得可怕的眼色。查利又站起来反对浪费法庭的时间，而布莱克利又裁定他的反对无效。审判长眯起眼睛看着这位弗洛伊德学派的医生，仿佛他是不可信赖的江湖骗子。
“大夫，”格林沃尔德继续说道，“你已经作证说舰长是有精神障碍的人，而不是经过调理的人。”
“是的。”
“那么用外行的话来说，他有病。”
第二天上午 （10）
伯德笑了笑，“我记得我同意说‘有精神障碍’大致相当于‘有病’。但是如按这种说法，很多人都有病——”
“但是这次审判只涉及奎格舰长的病情问题。如果他有病，你们医疗小组怎么能给他出具健康证明呢？”
“恐怕你是在玩弄字眼吧。我们没有发现他丧失能力。”
“他的病，如果极度加重，会使他丧失能力吗？”
“要是极度加重的话，会的。”
格林沃尔德突然尖锐地问道：“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吗，大夫？”
“你是什么意思？”
“假如对指挥能力的要求比你想像的要高许多倍——这种轻微的疾病也不会使奎格丧失能力吗？”
“这是荒谬的假设，因为——”
“是吗？你在海上执行过任务吗，大夫？”
“没有。”
“你出过海吗？”
“没有。”伯德渐渐失去了自信的神气。
“你在海军服役多久了？”
“5个月——不，6个月，我想，现在——”
“这个案子之前你和舰艇舰长打过交道吗？”
“没有。”
“你根据什么来估计指挥任务的压力呢？”
“嗯，我的一般知识——”
“你认为担任指挥需不需要一个天赋极高的、杰出的人呢？”
“嗯，不——”
“不需要吗？”
“不需要天赋很高的人。只要反应灵敏、有相当好的智力以及足够的训练和经验即可，但是——”
“这样的要求对一个，比如说，医术高明的精神病医生就足够了吗？”
“嗯，不完全如此——就是说，那是不同的领域——”
“换句话说，当精神病医生比当海军舰艇的舰长需要更多的才能吗？”这位律师朝布莱克利看了看。
“它需要——就是说，需要不同的才能。是你在进行使人反感的对比，不是我。”
“大夫，你已经承认奎格舰长有病，你比伦丁大夫讲得更明白。剩下的惟一问题是，病情如何，你认为他还没有病到足以使他丧失指挥能力的程度。我认为由于你显然不太了解对指挥能力的要求，所以你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伯德看上去像个受了欺侮的男孩，他的声音在颤抖，“你故意替换有病这个词，它是一个意义不明确的、有偏差的词，正确的——”
“对不起，打断你一下，哪一类词？”
“有偏差的、含蓄的、令人讨厌的——我从未讲过他有病。我充分了解对指挥能力的要求，不然我自己会认为我没资格参加医疗小组——”
“也许你应该这样认为。”
查利大声叫道：“证人受到了纠缠。”
“我收回我的最后一句话。没有问题了。”格林沃尔德大踏步地向座位走去。
查利费了十分钟试图让伯德收回‘有病’这个词。这位年轻的医生不高兴了，他开始发牢骚，固执己见，说了一长串医学术语。他拒不放弃‘有病’这个词。查利最终原谅了这位执拗的、抱敌视态度的精神病医生。作为证据，他引用了医疗小组的诊断报告、乌里提环礁的医生的诊断报告、奎格的几份体检报告以及“凯恩号”的各种各样的航海日志和记录，他的陈述便结束了。
“现在的时间是3点，”布莱克利说，“被告律师做好陈述案情的准备了吗？”
“我只有两位证人，长官，”飞行员说，“第一个证人就是被告。”
“被告要求获准作证吗？”
看见律师点头，马里克站起来说道：“我要求允许我作证，长官。”
“速记员将肯定地把所提的法定要求记录在案——被告开始陈述案情。”
马里克讲述了12月18日早上事情的经过。它是威利基思的说法的重复。格林沃尔德问道：“你接替舰长的时候军舰是不是到了极其危险的最后关头？”
“是的。”
“你根据什么事实做出这样的判断？”
马里克用舌头舔了舔嘴唇，“嗯，有几件事，像——嗯，我们无法保持航向。我们在一个小时内三次突然横转。我们倾斜得太厉害，连倾斜仪都无法记录了。我们的驾驶室里从船舷涌进了很深的水，发电机的供电快中断了，灯和陀螺仪时灭时明，军舰对应急舵和轮机的调整都没有反应，雷达受到海面反射信号的严重干扰，看不见信号。我们迷失了方向，失去了控制。”
“你向舰长指出了这些事态吗？”
“反复向他讲了一个小时，我恳求他压舱和顶风行驶。”
“他的反应是什么？”
“嗯，大多数时候是目光呆滞，一声不吭，要不就是老说他自己的想法。”
“什么想法？”
第二天上午 （11）
“我想是保持舰队的航向直至我们沉入海底。”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舰长的医学日志的？”
“向夸贾林环礁发动进攻后不久。”
“你为什么要写它？”
“嗯，我开始认为舰长可能患了精神疾病。”
“为什么？”
“他在夸贾林环礁向海里洒黄色染料标志，后来又断水，还开军事法庭审判斯蒂尔威尔。”
“详细讲述一下这三次事件。”
在副舰长讲述夸贾林环礁事件的经过时，布莱克利打断了他的话，反而仔细地讯问他关于方位、距离以及“凯恩号”与登陆艇之间的间距等问题。他对回答作了记录。“发生了这三次事件之后，”格林沃尔德问道，“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上级？”
“我对事实根据没有把握，所以我开始写日志。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以后看出我自己错了，我就把日志烧了。如果我是对的，日志就会成为必不可少的资料。”
“你什么时候把日志给基弗上尉看的？”
“草莓事件之后，那是几个月以后了。”
“讲一讲草莓事件。”
马里克不加掩饰地讲了事情的经过。
“好了，上尉。台风过去之后，奎格舰长曾努力过重掌指挥权吗？”
“是的，在19日上午。我们刚发现了整个舰队，正准备和他们一起回乌里提环礁。”
“讲一讲发生了什么事。”
“噢，我在海图室里给战术指挥官写一份急件报告解除舰长职务的事。舰长进来了，从我背后瞧了瞧。他说：‘发信之前到我房间，咱们谈谈好吗？’我说可以。我到下面去，我们就谈了。开头还是谈原来那件事，我因策动哗变会如何受到审判。他说：‘你申请转到正规海军部队。但你知道这一事件意味着一切都完了，对吧？’接着他谈了很长时间，说他如何热爱海军，除此之外在生活中没有别的兴趣，即使弄清楚他在这次事件中是清白无辜的，但是这一事件也会毁了他以往的成绩。我说我感到对不起他，我确实觉得对不起他。他告诉我几周之后他肯定会被解职的，所以我不会有任何建树。最后他提出了建议。他说他会忘掉整个事情，绝不会去告我。他重掌指挥权，以前的事就彻底忘掉，一笔勾销了——遇上台风一时紧张出了点小事而已。”
“你对这个建议是什么看法？”
“噢，我大吃一惊。我说：‘舰长，全舰上下都知道这事，操舵手日志和舰上总值日军官日志里都写上了。我作为指挥官已经在总值日军官日志上签了字。’嗯，他支支吾吾了几句，最后说那些日志都是用铅笔写的，很笼统，而且总共只有几行字，而且这也不会是第一次依照事实把日志改过来。”
“你提醒他涂改记录是违反规定的吗？”
“我提醒他了，而他有点不在乎地笑了笑说有各种各样的规定，包括自我保全的规定。他说要么就是这样，要么军事法庭以哗变罪审判我，同时也在他的档案中留下不应有的污点，他还说他不明白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