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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就去吧。你说说，这儿有什么好消息。你到格鲁舍夫卡去过了吗？那儿同志们
的情况怎么样？”
保尔坐在沙发上休息，活动着他那疲倦的双腿。莉达把最近的情况全告诉了他。
“前天批准了拉基京娜做预备党员。这样，我们波杜布齐支部就更强了。拉基京娜
是个好姑娘，我很喜欢她。你瞧，教师们已经开始转变，他们有的人完全站到咱们这边
来了。”
利西岑、保尔和新到的区党委书记雷奇科夫三个人，晚上常常在利西岑家围着大桌
子坐到深夜。
卧室的门关着，小阿妞和利西岑的妻子早已睡着了，他们三个人还坐在桌子跟前，
低头读一本不太厚的书。只有夜里利西岑才有时间读书。保尔下乡回来，晚上就到利西
岑家里来学习，他看到他们两个人学到前面去了，心里挺难过。
有一天，从波杜布齐传来了噩耗：格里沙夜里被人暗杀了。保尔一听到这个消息，
马上跑了出去。他忘记了腿疼，几分钟就跑到执委会的马厩，以疯狂的速度鞴好马，一
跨上去，就用皮鞭左右抽打，朝边界飞驰而去。
在村苏维埃宽敞的屋子里，格里沙的尸体停放在饰着绿色枝叶的桌子上，身上覆盖
着红旗。屋门口有一个边防军战士和一个共青团员站岗，在上级负责人到来之前，不许
任何人进去。保尔进了屋，走到桌子跟前，掀开了红旗。
格里沙躺在那里，头歪向一旁，脸像蜡一样苍白，眼睛睁得很大，还保持着临死前
的痛苦表情。后脑勺被锐利的凶器击破，现在用云杉枝遮掩着。
是谁杀害了这个青年呢？他是独生子，母亲是个寡妇，父亲从前给磨坊老板当长工，
后来成了村贫民委员会委员，在革命中牺牲了。
老母亲一听说儿子死了，立刻昏倒在地。邻居们正在救护这位人事不省的老人，可
是他的儿子却默默地躺在那里，保守着他的死亡之谜。
格里沙的死震动了全村。这个年轻的团支部书记、贫苦农民的保卫者，在村子里的
朋友要比敌人多得多。
拉基京娜为格里沙遇害感到非常伤心。她躺在自己的房间里痛哭，保尔走进来的时
候，她连头都没有抬。
“拉基京娜，你看是谁下的毒手？”保尔沉重地坐在椅子上，低声问她。
“不会是别人，准是磨坊老板那一伙人，因为是格里沙卡着那帮走私贩的脖子，叫
他们出不来气。”
两个村子的人都参加了格里沙的葬礼。保尔带来了他的军训营，全体团员都来给自
己的同志送葬。二百五十名边防军战士在加夫里洛夫指挥下，列队站在村苏维埃前面的
广场上。在悲壮的哀乐声中，人们抬出了覆盖着红旗的棺材，把它安放在广场上新挖好
的墓穴前，旁边是国内战争中牺牲的布尔什维克游击队员们的坟墓。
格里沙流的血使他生前努力保护的那些人更团结了。贫苦的青年们和贫苦的村民们
表示坚决支持团支部。致悼词的人都满腔悲愤，强烈要求处死凶手，要求抓住他们，就
在这个广场上，在烈士墓前当众审判，让大家都认清敌人的真面目。
接着，放了三响排枪。烈士墓上铺上了常青树枝。当天晚上，团支部选出了新的支
部书记——拉基京娜。国家政治保安部的边境哨所通知保尔，说他们发现了凶手的线索。
一个星期以后，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别列兹多夫的剧院里开幕了。利西岑向
大会做报告，他表情严肃，神态庄重。
“同志们，我以十分高兴的心情向大会报告，一年来由于大家共同努力，我们的工
作有了很大进展。我们大大巩固了本区的苏维埃政权，彻底肃清了土匪，狠狠打击了走
私活动。
各村都建立了坚强可靠的贫农组织。共青团组织壮大了十倍，党的组织也发展了。
最近，富农们在波杜布齐杀害了我们的格里沙同志，现在案件已经破获，凶手就是磨坊
老板和他的女婿。他们已经被逮捕，不久省法院巡回法庭就要来审判他们。许多村的代
表团都向大会主席团提出建议，要大会作出决议，坚决要求将杀人凶犯处以极刑……”
会场上立刻响起了震耳的喊声：“赞成！处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这时，莉达在旁门口出现了。她做了一个手势，叫保尔出去。
莉达在走廊上交给他一封公函，上面写着“急件”。保尔立刻拆开了。
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区委会。抄送区党委会。省委常委会决定从你区调回柯察金同志，
省委拟另派他担任重要的共青团工作。
保尔同他工作了一年的别列兹多夫区告别了。最后一次区党委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问
题：第一，批准保尔·柯察金同志转为共产党正式党员；第二，解除他区团委书记的职
务，并通过他的鉴定。
利西岑和莉达紧紧地握着保尔的手，亲切地拥抱他。当保尔骑着马从院子里出来，
走上大道的时候，十几支手枪齐放排枪，向他致敬。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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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车沿丰杜克列耶夫大街吃力地向上爬行，马达一个劲地呜呜叫着。它开到歌剧院
门前，停了下来，一群青年下了车，它又继续向上爬去。
潘克拉托夫不住地催促落在后面的人：“快走吧，同志们。咱们肯定要迟到了。”
奥库涅夫到歌剧院门口才赶上他，说：“你记得吧，伊格纳特，三年前咱们也是这
样来开会的。
那时候，柯察金、杜巴瓦和一群‘工人反对派’回到咱们队伍里来了。那天晚上的
会开得真好。今天咱们又要跟杜巴瓦斗一斗了。”
他们向站在门口的检查小组出示了证件，走进了会场。这时，潘克拉托夫才回答说：
“是呀，杜巴瓦的这出戏又要旧地重演了。”
有人嘘了一声，要他们保持肃静。他们只好就近找位子坐下。晚上的会议已经开始。
在台上发言的是一位女同志。
“来得正是时候。快听听你老婆说些什么。”潘克拉托夫用胳膊肘捅了一下奥库涅
夫，悄悄地说。
“……不错，进行这场辩论，我们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是，青年们参加辩论，
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可以非常满意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我们的组织里，托洛
茨基信徒们的失败已经成为定局。我们给了他们发言的机会，让他们充分说明他们的观
点。在这方面，他们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恰恰相反，他们甚至滥用了我们给他们的行
动自由，干了一连串严重破坏党纪的事情。”
塔莉亚非常激动，一绺头发垂到脸上，妨碍她说话。她把头向后一甩，继续说：
“各区来的许多同志在这儿发了言，他们都谈到了托洛茨基分子采用的种种手段。出席
这次大会的托洛茨基派的代表相当多嘛。各区特意发给他们代表证，好让大家在这次市
党代会上再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发言不多，那不能怪我们。他们在各区和各支部都遭
到了彻底的失败，多少学乖了一点，他们很难再跑上这个讲台，把那些老调重弹一遍。”
突然，会场右角有个人刺耳地喊了一声，打断了塔莉亚的发言：“我们还是要说话
的。”
塔莉亚转身对那个人说：“好吧，杜巴瓦，那就请上来说吧，我们倒要听听。”
杜巴瓦恼恨地看着她，神经质地撇了撇嘴。
“到时候自然会说！”他喊了一句，立刻想起他昨天在索洛缅卡区的惨败，那个区
里的人都知道他。
会场上发出一阵不满的嗡嗡声。潘克拉托夫忍不住喊了起来：“怎么，你们还想动
摇我们的党吗？”
杜巴瓦听出了他的声音，但是连头也没有回，只是用力咬住嘴唇，低下了头。
塔莉亚继续说：“就拿杜巴瓦来说吧，他正是托洛茨基分子破坏党纪的一个突出的
典型。他做了很长时间的共青团工作，许多人都认识他，兵工厂的人更了解他。杜巴瓦
现在是哈尔科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可是，我们大家知道，他跟米海拉·什科连科在
这儿已经呆了三个星期。这时候大学里功课正紧张，他们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全市没
有一个区他们没有去讲演过。
不错，最近什科连科开始醒悟了。谁派他们到这儿来的？除了他们两个以外，我们
这儿还有许多外地来的托洛茨基分子。
他们以前都在这儿工作过，现在回来就是为了在党内煽风点火。他们所在的党组织
知不知道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当然不知道。”
台下传来了舒姆斯基的喊声：“我们没办法，都在灌木丛里打小工，我们没有地方
办公。”
会场上响起了一阵哄笑，舒姆斯基自己也笑了。
舒姆斯基的玩笑暂时缓和了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大家都在等待托洛茨基分子出来发
言，承认自己的错误。不管怎么说，这些同志虽然凶恶地反对多数派，他们同出席市党
代会的这四百名代表过去毕竟共过患难，只不过由于不肯悬崖勒马，反而猛烈攻击党和
共青团的领导，这种共同性才日渐消失，到前来参加会议的时候，压倒的多数派和分裂
的少数派已经势不两立了。然而，只要杜巴瓦、舒姆斯基和他们那伙人真心诚意悔过自
新，那么，言归于好仍然是可能的。可惜的是，这件事没有发生。
塔莉亚还在动脑筋，要说服他们承认错误。她说：“同志们，大家该还记得，三年
前，也是在这个剧场里，杜巴瓦同志和一批‘工人反对派’的成员回到了咱们的队伍里。
当时，柯察金发了言，这个发言同时也是受杜巴瓦同志委托做的，发言中说：‘党的旗
帜永远不会从我们手中掉下去。’大家还记得吧？但是，不到三年，杜巴瓦同志已经把
党的旗帜抛弃了。他刚才说：‘我们还是要说话的。’这说明，他和他的同伙还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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