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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於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二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於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於我，则先於彼；不出於西，则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
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於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所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於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怨，然熟与夫一旦之危哉？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於兵，彼知有所敌，则固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六国论苏辙
愚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夫秦之所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
昔者范睢用於秦而收韩，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睢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秦之用兵於齐、楚、赵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於前，而韩、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虎狼之强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韩、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东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祸。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安於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於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间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上枢密韩太尉书苏辙
太尉执事：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述，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汨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
饼秦汉之故乡，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而辙也未之见焉。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辙之来也，於山终南、嵩、华之高，於水见黄河之大且深，於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笔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後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
辙年少，未能通习吏事。向之来，非有取於升斗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然幸得赐归待选，使得优游数年之前，将归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赠黎安二生序曾巩
赵郡苏轼，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余。读其文，诚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行，请余言以为赠。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乃将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於於里人。”余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於笑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词，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乎？然则若余之於生，将何言哉？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伟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於解里人之惑，则於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战国策目录序曾巩刘向所定战国策叁十叁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战国策叁十叁篇复完。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於流俗，而不笃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後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叁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於流俗而笃於自信者也。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於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後以禁则齐；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後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着而非之。至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叁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编校史馆书籍臣曾巩序。
读孟尝君传王安石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游褒禅山记王安石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阳洞者，以其在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馀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虽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後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予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什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於是予有叹焉：古人之观於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於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