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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我小！我知道你嫌我小！你喜欢唐琪，唐琪比我大，比你也大！你们两个大的合伙来欺侮我这个小的好啦！她可怜，我不可怜？孟姜女万里寻夫，还找到了忠于她的丈夫的骨头，我老远由四川跑来，找你这个没心肝的行尸走肉干啥子哟？”
说着，说着，她嚎啕大哭。猛不防地，她竟开始把我房内的茶具、写字桌上的玻璃板、小花瓶、台灯，乱砸一气，又一面嘶喊着：
“去，去找你的唐琪去！我立刻回重庆！”
门一开，表嫂、表哥，和姑母都涌了起来。我想，她们必是已经早在外面听见了这一场闹剧。
表嫂和姑母用力地往外拉美庄，劝她先回房休息。
“美庄，你问姑妈、大哥、大嫂好啦，我自重庆回来可跟唐琪有过一点关系？”
“我偏不问，我偏不问！你们是一家子，我爸爸妈妈哥哥嫂子都不在，你们尽管联合一气对付我好啦！我不在乎！我马上买飞机票回重庆！我恨透天津啦！我死也不再到天津来！”
“好，好，你最好立刻走！”我再也忍耐不住了，我高声地吼叫着，“天津没有人挽留你！天津没有郑中将的公馆，请你回到重庆再作威作福地发你大小姐脾气！”
美庄当天没有走，因为没有班机由天津起飞。第二天一早，她买了去北平的火车票，果真走了。姑母和表嫂一再苦苦劝说，也留她不住。我不肯向她道歉，因为我并没有错。我纵使向她道歉，她也不会留下来；只有让她任性地回到重庆，把事理想通以后，她方会息怒，那时候她或会又自动地重来天津和我破镜重圆。
她临走跟表嫂说预备由北平搭空中霸王号去上海，玩够了再回重庆。她上汽车前又给了女佣和庞司机巨额的赏金，使这两个老实人一时为之目瞪口呆。
我送她到火车站，一路上，她不肯跟我说一句话。
在姑母全家一连两日的力促后，我赶赴北平劝阻美庄，当我到达中国航空公司查询订票客人名单时，我获到答案：
“郑美庄小姐已搭今晨八时半飞机飞往上海！”
六十九
美庄已经走了半年。
一开始，我不知道她在上海的通讯处，我曾写信给维他命Ｇ托他留心美庄在上海的行踪；他没能找到。一个月后，我直接给美庄写信寄往重庆。石沉大海，渺无回音。我又连接发出两封航空双挂号，清楚盖着“郑公馆传达室收发章”的邮局回单都寄还回来了，显然，美庄已经如数地收到了我的信；只是，她仍旧不肯给我只字答复。
我颇为懊悔，不该任美庄负气而去，尽管我实在没有甚么过错。可是，每当我想到，她过去对我的温存和爱，想到她只身离家来天津我和相会的真情，尤其再想到“有爱情才有嫉妒”的道理，一切过错，我都愿意毫无怨尤地承当下来。
尽管我把过错完全摆放在自己头上，却照旧不能获得美庄的谅解。半年过去了，她仍不曾给我一次回音。
我由痛苦、绝望，渐渐变为淡然、冷漠。我似乎对爱情开始畏惧，甚而厌恶——因为它带给我太多的烦恼与创痛。美庄的爱情如此，唐琪的爱情也不例外。幸而，我对于自己所献身的工作有强烈的志趣。如果，我仅失去了爱情，并未同时把建树事业的理想与抱负失去，我想，我还能坚强地在人间支撑下去。
报社业务蒸蒸日上。当我被姑母全家、贺大哥、报社同仁，以及其它好友的鼓舞，也是出于自己的心愿，决心参加天津市第一届参议员竞选时，我开始觉得这正是我人生新纪元的起端。多年来我醉心民主政治，如果能够走进议会，为乡梓服务，为市民讲话，将是多么严肃，多么有意义，多么荣誉的一件事。在积极拓展报社业务，也同时积极筹划竞选的过程中，我把美庄和唐琪都暂忘一边。有人说爱情是女人一生的全部，却是男人一生的一部分；我即便想把爱情变成自己一生的全部，也不可能了。在爱情上一再遭遇的挫折又算得了甚么？我如果不能获得足够的市民的选票，那才是我真正的失败哩！
在美庄逗留天津的两个多月内，军调部尚未寿终正寝。年迈的马帅，不辞辛劳地一连八上庐山，和蒋主席磋商无法停止但又期望发生奇迹能以停止的军事冲突。在马帅每次获有信心，欣慰下山时，共军必定以破坏协议、扩大战乱，做为献给这位和平老人的赠礼：马帅第一次下山，共军在津浦路南段发动激烈攻势；马帅第二次下山，共军加紧围攻大同；马帅第三次下山，共军猛扑娘子关；马帅第四次下山，共军在陇海路展开总攻击；马帅第五次下山，大同危在旦夕；马帅第六次下山，共军在同蒲在线连掠数城；马帅第七次下山，共军为攻大同拿出不顾人道的最后法宝——施放毒气；马帅第八次下山，共军逼近了河北省会保定——马帅从此不再上山了，八上八下的辛劳，换来九月卅日中共正式通知国民政府的最后通牒——和谈宣告破裂。
这段期间，中共还曾制造了一件惊动中外的“安平事件”——共军在平津公路的安平镇上，突击正为军调部输送给养兼为联合国救济总署输送供应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结果美官兵四名死亡，十二名负伤。如此严重的事态，在共产党歪曲事实，诬说美军先行开火的答复下，马歇尔老人，和另一位被派来协助他调处工作的另一位和平老人——司徒雷登大使，双双忍受了这难以忍受的野蛮的挑衅。
这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消息，也正是促成我不能置若罔闻地专陪美庄优哉游哉尽兴玩乐的一大原因。
美庄离津以后，每天报纸上的战乱消息依然有增无减——马帅和司徒雷登大使在极端失望之余仍作了一次最后的奋斗——逼请蒋主席颁发了第三道停火命令。同时政府宣布：原本订于五月五日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由于中共阻挠未能举行，现在决定要在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开会，希望中共尽速提出国大代表名单，参加大会，制定宪法，改组政府。
为了等待中共的名单，又把国大揭幕式的举行移后了三天；结果，中共推翻了自己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诺言，仍旧坚决拒绝参加。
在无党派人士，和青年党、民社党、国民党四方面的代表集议下，花费了他们宝贵的心血与智慧，通过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
我熟读这部宪法，感觉它虽然不能算是尽善尽美；但它所代表的民主精神却是十全十足的。在这期问，最低领袖曾把他的刊物寄给我，在那刊物和他的附信上，他一再指出这部宪法由于国民党过于迁就其它各党各派的意见，结果弄得不再是五权宪法的模样，他认为如果依据这部宪法建设真正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是难免阻碍的。我则回信告诉他：有宪法，绝对比没有宪法好，何况这部宪法的基本国策一章，完全符合三民主义的精神；同时中外人士对这部宪法也纷加赞扬，就连对政府多少存有成见的马歇尔先生也一再声称他极为欣慰中国这部民主宪法的产生，因为它完全符合“政协”所规定的原则。我又告诉最低领袖：以后行宪时期的国民大会有权修改宪法，如果试行的结果，确实发现了这部宪法的漏洞与不妥，仍然可以进行修宪。但在修宪以前，我们每一人民都必须维护这部宪法。我更告诉他：这次制宪，国民党给了人民良好印象，因为由政府直接遴选的七百名代表中，国民党只占二百二十席，无党派七十席，青年党一百席而共产党却占有一百九十席，跟着共产党跑的民主同盟又占了一百二十席，并且开会期间政府一再声明绝对保留共产党和民盟的三百一十名席位，静候他们参加，开会以后，国民党又处处采纳接受其它党派的意见，才制定了这部宪法，这种风度，连我这无党无派的人，也觉得执政多年的国民党能有这种气概与胸襟，中华民国的自由民土应可乐观！
制宪国大闭幕以后，共军头子朱德到了莫斯科，延安修筑了大飞机场，苏俄将大连交给了中共，中共把佳木斯辟成了军事根据地，同时，毛泽东在延安毫不保留情面地狂叫：
“马歇尔是一条美国老狗！”
在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共军处于劣势时就要求谈，共军处于优势时就发动打——的调处中，讨尽便宜养足精力的共军，从此再不需要马歇尔将军解围、护航、搭救了。
从此更再听不到“共产党拥护你，红色队伍向你致崇高敬礼——”的“马歇尔歌”了——这位显赫一时的五星上将，在卅六年一月八日由南京搭机飞返华盛顿。我没有亲眼看到马帅登机赋归时的镜头，新闻报导说：“马帅行前黯然神伤，承认一百二十天的调处全归失败——”，我不禁回忆到，他喜悦地，充满信心地，出现在北京饭店和延安的一幕一幕。我想象得出这位老人离华时刻的心情该是如何沉重和凄凉。
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连连中了共军缓兵计的马歇尔将军，我几乎不忍心指责他是“共产党的救星，国民政府的克星”；然而事实却是如此，尽管这种事实的造成并非出于他的原意。
二月六日，美国宣布军调部正式结束。
军调部从此不再存在于北平；可是军调部为中共打开了大门，使各地区的大量共产党员和特工（实际上几乎每一个中共党员均为中共特工），打着担任调处工作的招牌，日夜不息地流涌进北平，再散溢到各个重要的城市和县分，马歇尔走了，这些中共份子可不再走了，他们在北平，在华北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阶层中，渗透、蔓延、潜伏、侵蚀，或是蛊惑中共尾巴们假冒自由民主人士之名，公开明目张胆地诬蔑、诽谤、打击政府，表面上这些地方是政府所管辖，实际上，中共份子已逐渐解除了这些地方的精神武装——在军、政、工、商、经济、金融各机构中。都混进了共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