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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六月。
他苏醒过来了。
他看见了戴红袖章的青年们。绿军装，宽皮带，羊角一样的小辫子，半挽起来的衣袖……他们有多大年纪？和我在一九四九年一样，同样是十六岁吧？十七岁，这真是一个革命的年岁！一个戴袖标的年岁！除了懦夫、白痴和不可救药的寄生虫，哪一个十七岁的青年不想用炸弹和雷管去炸掉旧生活的基础，不想用鲜红的旗帜、火热的诗篇和袖标去建立一个光明的、正义的、摆脱了一切历史的污垢和人类的弱点的新世界呢？哪一个不想移山倒海，扭转乾坤，在一个早上消灭所有的自私，虚伪和不义呢？十七岁，多么激烈、多么纯真、多么可爱的年龄！在人类历史的永恒的前进运动中，十七岁的青年人是一支多么重要的大军呀！如果没有十七岁的青年人，就不会有进化，不会有发展，更不会有革命。
“亲爱的革命小将们！”他喃喃地说。
“放屁！你竟敢拉拢我们，快闭住你的狗嘴！”
又是一阵疼痛和晕眩。为什么这样灼热呢，难道他们点起了一把火，把他投到火焰里？难道在他身上浇了汽油，要点燃他的身体？他们那样热情，那样富有献身精神，那样相信革命的号令，他们本来可以做多少事情！
“致以布礼！”再一次失去知觉的时候，钟亦成突然这样喊了一句，带血的嘴角上现出了发自内心的笑意。
“什么？他说什么？置之不理？他不理谁？他这条癞皮狗敢不理谁？”
“不，不，我听他说的是之宜倍勒喜，这大概是日语，是不是接头的暗号？他是不是日本特务？”
“报告，他醒不过来了。他是不是——死了？”
“不要慌。一个敌人。一条癞皮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一九七○年三月。
在“清队”学习班。宣传队的一位刚刚长出了一圈黑胡子的副队长，斜叼着烟，包着眼，用含混不清的（他认为大舌头、结巴、沙哑和说话不合语法乃是老资格和有身份的表现）语言，对钟亦成说道：
“你的历史，彻头彻尾的伪造，不老实，你的问题很严重。本来，像你这样的，交给公安局专政，条件满够，比你轻的都有枪毙的。一群什么样的牛鬼蛇神，乌龟王八蛋，你们自己清楚。什么十五岁入党，十七岁候补党员当支部书记，骗谁？你填表了么？谁批准的？在哪里宣的誓？为什么只有一个介绍人……”
“那是在地下，特殊情况……”
“什么特殊情况！我看那是假共产党！”
“您不能这么说，您怎么能这么说！”
“你老实点！”
“我……”
“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我们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中央军，你一个小小的钟亦成，还敢不老实吗？”
“……”
三
一九四九年一月。
这是一个濒于死亡的城市。古老的历史，悠久的文明，昔日的荣华，留下的只有灰色的虚影。矗立在你眼前的却是大街小巷直到闹市路口上的成山的垃圾。穷人的孩子整天蠕动在垃圾山上，用特制的粗铁丝爪子扒拉着，刨着，寻找还有什么宝贝能被自己捡起——一点没有烧透的煤核，一团菜叶，一把蚕豆皮或者是一堆招惹了无数绿头苍蝇的鱼头，报纸上多次报道过吃了腐坏的鱼头的贫民家庭，全家中毒，“大小十三口一时毙命”之类的消息，但是穷孩子们还是视之如珍宝。“行好的老爷太太，有剩的给一口吃吧！”到处都是这样的凄婉的行乞哀嚎，组成了这个城市的主旋律。与之相呼应的，则是警笛、吵架、斗殴、哑声叫卖耗子药和千奇百怪的像叫春的猫和阉了尾巴的狗的合唱一样的流行歌曲。三岁的小孩在那里唱“这样的女人简直是原子弹”，二十岁的大小伙子唱“我的心里两大块”……冬天，赤身露体的叫花子为了激起一些人的怜悯，故意用大砖头照着自己的凹陷的胸肋拼命砸下去，还有的干脆用一把利刃割破颜面上的血管，把鲜血涂得满脸都是。就在他们的身边，从著名的饭馆珍馐楼的明光闪闪的玻璃门里，走出来脑满肠肥的官员、富商和挽着他们的胳臂的身穿翻毛皮大衣、涂着血红的嘴唇的女人……
但就在这个腐烂的、散发着恶臭的躯体里，生长着新的健康的细胞，新的活力。它就是党，党的地下组织，许多地下党员，以及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的盟员们。这些在敌人的心脏里，在军、警、宪联合组成的有权就地处决“匪谍”的执法队的刺刀尖下，在牛毛般的特务的追踪之下，在监狱、大棒、老虎凳的近旁进行革命活动，配合解放军的作战的革命家们当中，有许多年轻人，有许多像钟亦成这样年龄、甚至更小的严肃的孩子。他们是孩子，他们不带任何偏见地去接受生活这个伟大的教师的塑造。他们来到世间以后上的第一课是饥饿、贫困、压迫、侮辱和恐怖，他们学到手的自然就是仇恨和抗争。我们党的城市工作——地下工作干部在这些孩子们的充满仇恨和抗争的愿望的心灵上点燃起了革命真理的火炬。一开始用邹韬奋和艾思奇的著作，用新知书店、生活书店和读书出版社的社会科学小册子，用香港和上海出版的某些进步书籍来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看到了光明，听到了另一种强有力的、符合人民的心愿的、召唤着他们去斗争、去争取自己的自由和幸福的声音。然后，他们进一步得到了在《老残游记》《金粉世家》的书皮下面的新华社电讯稿、陕北广播记录稿、土地法大纲直到《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于是他们变得严肃了，长大了，他们自觉地要求为埋葬旧王朝和创造新世界而献出自己的力量。他们严肃地考虑了参加革命活动所冒的危险，他们有牺牲的决心和牺牲的准备，他们在还不到十八岁的时候就入了党（钟亦成入党的时候只有十五岁）。而由于秘密工作的特点，在一个单位要组成几个互相毫无所知的秘密支部，这样的平行支部多了，才不容易被破坏。这样，在党的组织获得较快的发展的时候，甚至候补党员也充当了支部书记。他们还孩子气，他们对革命、对党的了解还不免肤浅和幼稚，然而，他们又是毫不含糊的、英勇无畏的、认真负责的共产党员。
解放P城的战斗结束后第三天，钟亦成接到通知去S大学礼堂参加全市的党员大会。严寒的天气，钟亦成身上穿的棉袄是四年以前他十三岁时母亲给他缝的，已经太小了，冻青了的手腕露在外面，胳肢窝紧巴巴的，举动不便；他的下身，御寒的只有一条早已掉光了绒毛，“赶”成了一个个小疙瘩的绒裤。除了上衣口袋里有一支破钢笔和一个小本子以外，他的样子并不比沿街行乞或者爬在垃圾堆上拾煤核的孩子们强多少。但是，他的浓而短的眉毛像双翅一样地振起欲飞，他的脸上呈现着由衷的喜悦和骄傲，他的动作匆忙而又自信：我们胜利了，我们已经是这个城市的和全中国的全权的主人。他走在顺城街上，看到沿街颓败的断垣和旧屋，他想：我们要把这一切翻个个儿。他还看到一辆又一辆的军车在抢运垃圾。战斗一停止，军车就昼夜二十四小时不停地投入了这场清除垃圾的战斗，眼看就要把秽物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了，而P城的垃圾问题，曾经被国民党的伪参议会讨论过三次，作过三次决定，收过无数次“特别卫生捐”，拨过许多次“特别卫生费”，最后还由伪中央政府的监察院前来调查了多少次，其结果却是官员们吞没费用而垃圾在吞没城市。现在呢，刚解放三天，垃圾已处于尾声，丧失了它的全部威力，这是我们把它消灭的，钟亦成想。他又看见了几个瘦骨伶仃的孩子在寒风中瑟缩地发抖。别忙，我们会使你们成为文明的、富裕的、健康的有用人材。他走近S大学，他看到了胸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臂上佩戴着“P城卫戍司令部”的标志的战士，他迫不及待地远远地就掏出来上级给他发的红色入门证，向警卫战士挥动：“我是党员。”入门证是会说话的，它在向战士致敬：“致以布礼！”战士怀着敬意向年轻的秘密党员微笑了，“我们会师了。”这笑容说道。“我们再不怕逮捕和屠杀了，因为有了你们！”钟亦成也报之以感激的笑容。这次党员大会要谈什么呢？走近礼堂的时候钟亦成想，会不会会后组织一部分人去台湾呢？要知道，我们是饶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了，以我的年龄，更便于隐蔽和秘密活动。那就又会看到国民党军、警、宪的刺刀，又要和C。C，和中统打交道……那更光荣，我一定第一个报名。
他走进了礼堂，倏地一下，他惊呆了。
原来有这么多的共产党员，黑压压的一片，上千！P城有二百万人口，上千名党员，这在日后，在共产党处于公开的执政党的地位以后，也许是太稀少了，然而，在解放以前，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在无边的黑暗里，每一个党员，就是一团火，一盏灯，一台播种机，一柄利剑，培养和发展一名党员，其意义绝不下于拿下敌人的一个据点和建立我们自己的一个阵地。在严酷斗争的年月，每个党员都是多么宝贵，多么有分量！习惯于单线联系的钟亦成，除了和上级一位同志和本支部的四名党员（这四名党员在四天以前彼此从不知晓）个别见面以外，再没有见过更多的党员。如今，一下子看到了这么庞大的队伍，堂堂正正地坐在大礼堂里，怎么能让人不欢呼、不惊奇呢？他好像一个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