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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蒙准许，当校长将该校回文给我阅看时，我伤心之极，竟当校长之面呜咽痛哭起来。害
得那个好老人劝导不是，安慰又不是，也频频叹息，几乎落下同情之泪。这位校长具有旧时
代教育家怜才爱士的美德，于我素以大器相期，爱护之深，劝勉之切，诚可谓无微不至。他
本想将我留在校中，为他臂助，但见我升学决心之不可动摇，遂亦想尽方法来成全我。他很
恳切地向女高国文系再去了几道文书，请求通融收纳。最后居然成功。于是我遂与几个初同
学后同事的女伴到了北京。那几个同学分别考入她们所愿进的学系，我与庐隐女士则做了国
文系旁听生。当时只要能够挤进这个学校，并不计及名义之为如何。但旁听生要缴纳学膳
费，虽为数无多，却也叫寒士如我们者煞费周章。幸系主任陈钟凡先生很欣赏我俩国文成
绩，一学期后，便由他作主把我们改为正科生。我的朋友红中虽比我先升学两年，仍然与我
一班，旧敌相逢，岂非又要呕心绞脑，展开从前一样激烈的竞争？我俩心灵岂非又不能平
静？啊，感谢上天，这一回不再吃这无谓苦头了。我俩心境因环境而改变了。原来女高并不
注重考试，并无可以竞争的目标，况同学大都是来自各省的女界英才，有的曾当过几年中小
学教员，有的曾任过校长，下笔则斐然成章，登坛则辩才无碍，社会活动则又个个足称先
觉，人人不让须眉。我俩在本省虽亦佼佼乎庸中，一旦置身其间，自亦黯然无色，想到从前
蛮触蜗争，不禁自笑眼界之不广，所以我们只各自埋头用功，再不向别人去较长比短，在母
校时我俩数年不交一言，现在虽不曾成为密友，但她因我比她后到，一切殷勤关照，也算一
个休戚相关的好同学。后来我的朋友闻我留法而亦死活要求赴美，则不过是从前母校相竞时
摇曳oe暄囊宦鲇嗖ǎ分之九，还是受着每个青年完成自我的欲望驱使。十三
我到北京的那一年，正值五四运动发生未久，我们在讲堂上所接受的虽还是说文的研
究，唐诗的格律，而我们心灵已整个地卷入那奔腾澎湃的新文化怒潮，每天我们都可以读到
许多有关新文化运动的报纸副刊，周期性的杂志，各色各样的小册。每天我们都可以这些精
神粮食里获取一点营养料，每天我们都可以从名人演讲里，戏剧宣传里，各会社的宣言里得
到一点新刺激，一点新鼓动。我们知道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抗，什么是破坏。我们学习革
命，学习反抗，学习破坏。我们也崇拜革命，崇拜反抗，崇拜破坏。对于旧的学术思想，我
们都从头给予评判，对于我们素所崇拜的偶像都推倒了，素所反对的反而讴歌赞叹起来了。
我们都是旧社会出来的人，深受旧社会压迫的痛苦，我们也都是被传统思想束缚过的人，深
知传统思想妨碍进步之大，所以用不着多少宣传劝说，我们自然会争先恐后地向着光明阵营
跑。那罪恶已显著的如不自然的大家庭制度，不自由的婚姻制度，片面的贞操观念，基于宗
法社会的孝的道德，虽在中国社会已拥有数千年深固的威权，只须几篇论文，几场辩论，便
顷刻间冰消瓦解。那尚有可以讨论价值的如女子承袭权问题、自由离婚问题、恋爱神圣问
题、儿童公育问题，我们的结论也自然而然归到肯定方面。但我们对于各种问题，都是平心
静气地研究、讨论，不容许有丝毫成见与偏心存乎其间，所以我们的破坏并不是盲目的，我
们的反抗也非意气作用。我们那时把康德所谈的“人类理性”发展到了最高点，无论什么问
题都要拿来放在理性的权衡上称量一下。只须理性这一端的砝码略为向下低沉，即使我们平
素至所溺爱的，至所偏袒的，也不敢不放弃，不愿不放弃。胡适之先生叙述五四时代的真
貌，曾引尼采的话道：“这个时代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我也可以说五四时代是理
性主义当王的时代。法国大革命时，摧毁一切庙堂神像，代以新塑的一尊女神——理性。我
们那时所有的信仰也完全破产，但我们心龛里却供奉者一尊尊严无比仪态万方的神明——理
性。我后来对于文坛无理的谩骂，恶意的讽刺，为发泄一己私怨的人身攻击，学术界麻醉的
宣传，利诱的勾引，威逼的顺从，以及什么宗派主义，行帮主义，每引起极大的反感，甚深
的憎恶。不问他们所抱持的主张对不对，只这咄咄逼人的气焰，这不讲理的横蛮举动，先就
教一个我一般的受过五四理性主义薰陶的人不愿请教了。十四
我们的国文系主任陈先生为满足我们的求知欲望起见，不但替我们定阅了许多报章杂
志，还替我接洽了几个新文化运动大师如胡适之先生、李大钊先生、周作人先生、陈衡哲女
士来教我们的书。胡先生给我们的印象当然最为深刻，当他来教他自编的中国哲学史时，别
系同学都来旁听，即年在四五十以上的学监、舍监及校中各部门职员，也自己端个凳子坐在
我们后面，黑压压地水泄不通地一堂人，鸦雀无声，聚精会神，聆受这位大师的宏论。李大
钊先生讲书极有条理，上课时滔滔千言，如瓶泻水，但你永远莫愁他的笔记难记，因为他说
话只直说下去，不着一句废话，也没半点游姿余韵，所以一点钟的话记述下来，自然成为实
实在在的一章讲义。他的朴实诚恳的面貌和性格也同他的讲授一般，很引起我的敬爱。后来
听说他为张作霖所害而死，曾使我悲痛惋惜了好些时光。杜威、罗素来华讲学，我们也躬逢
其盛，我们也去听过他们的公开演讲。杜威的实证哲学，虽因胡适之先生的介绍，可以略懂
皮毛，罗素的学说的精义，则竟非浅陋如我们者所能窥测其万一。但能够瞻仰他们丰采也就
叫我们满足了。名山大川不可不游，伟大人物也不可不见，他自有一种无形的吸力吸引着你
的人格向上升腾。苏子由将泰山黄河之峻阔，帝都宫室之壮丽，府库之充实，与韩太尉的秀
伟奇杰相提并论，是有他特殊见解的！十五
关于文字方面，胡适之、陈独秀两先生早于五四运动以前倡议改革。陈先生所办的新青
年也曾流入安庆少数知识阶级的书斋里。我母校有一位陈慎登先生本来是我们历史教员，后
来又做我们国文教师。他的国学确是渊深，但多读古书的人，思想每易为传统所囿，他崇拜
孔子，迷信中国旧文化，都比一般老先生为热烈。新青年反对孔子，改革旧文学的言论是何
等叫他痛苦啊！我们将卒业的半年中已听了他不少骂新青年的话，并且苦口婆心劝我们万勿
为这种异端邪说所动，要好好做个圣贤之徒。当时我们并不知外面有新文化运动这回事，并
且也不知陈胡为何人，感谢慎登师的反宣传，我对这问题倒注意起来了。不过当时虽零零碎
碎借来了几本新青年，无非感觉其中议论新奇可喜，并不认识它的真实理由。况且我们久受
慎登师尊孔思想的灌输，见了他们那打倒孔家店的举动，虽不至视为大逆不道，确也期期不
以为可。又觉得他们主张白话为文是多此一举，因为古文进化到五四以前，可以让梁启超一
类人拿来发表政论，可以让严复、林纾拿来翻译西洋哲学和文艺，也算纵横恣肆，运用自由
了，还要改弦更张做甚？但后来看见林琴南与蔡孑民争辩的二封信，和林先生的什么荆生
啦、妖梦啦，反而把我的同情逼到新的方面。琴南先生原是我的私淑国文教师，自我能读书
以来，我就整个沉浸于他译著里。对他的崇拜几乎像现代青年之崇拜鲁迅一般，但比较有意
义，为的现代青年不过由宣传而信仰鲁迅，而我却是读过林氏全部著作的。林蔡二函，蔡则
态度平和，措词明爽，言之有物，林则思想既固陋，言语又无杂，充分表示他头脑的不清。
荆生妖梦则更可以看出林先生的仗已打输，所以显出那么枪法大乱的神气来。至安福部宣传
小册形容陈独秀的猪喙，胡适之的徽州英语，更容易叫人看出作者人格的卑劣，造谣伎俩之
无意义，为了人类天然正义感之所激，我虽欲不倾向陈胡也不可得了。始知与人辩论不依据
真理而以丑诋为能，先就落了下风，会收到料想不到的反面效果。读者心里自有权衡，你能
哄骗哪个？但现代青年每把理由归之于叫得响骂得凶的人，每把自己的鼻子穿上绳索亲自递
在强者手里，那心中自然的权衡似已失去了作用。此则当是由于政治作用，其中夹杂有切身
利害关系，人到利害关头，自然糊涂了。我们那时既不想借新文学登龙，更不想借新运动谋
自己出路，心地光明纯洁，是以能够辨别是非，选择我们应当走的道路。
十六
我在本省时先已倾心于新文化运动，到了北京当然很快地与这运动流瀣一气。我们抛弃
了之乎也者，学做白话文。我们也把红楼水浒做圣经宝典来研究，我们又竭力阅读西洋名
著，易卜生的戏剧、安徒生的童话、斯德林堡、库普林、托尔斯泰、杜斯妥益夫斯基等人的
小说，对我们都是很大的诱惑。那时候文坛提倡写实主义，又鼓吹什么“人的文学”。有什
么“抹布主义”要从污秽破烂，湿漉漉的抹布折叠里，寻出灵妙细腻的感情。叶圣陶先生似
乎曾在这上面创造了最高的成功记录。我开笔学做小说也趋向这一派，有些则是抨击所谓吃
人礼教的。我把冻死雪地的小乞儿，被婆婆虐死的童养媳，为了贪图贞节牌坊而牺牲一世青
春和幸福女人……做题材，写过几篇小说用笔名发表在报纸上。后来为了经济关系，与同学
周莲溪借益世报一角之地，合编了一种什么妇女特刊，每月至少要写万把字，两人各分得十
块钱。更把正常功课束之高阁，一心干这“骛外”工作。所写也不全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