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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价值。妖魔化就是为了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胜利。妖魔化是一种媒体策略，目标是消灭另外一个文明。这个策略就是通过妖魔化，在意识形态上、媒体上、文化上，使对方变成妖魔。妖魔化的结果是，被妖魔化的人民最终相信自己是妖魔，必须完全投降；而作为妖魔化别人的一方也真的相信对方是魔鬼，不投降，扔原子弹也在所不惜，就是用化学武器杀死大批平民，也不会有丝毫的不安，因为他们杀死的是妖魔。”
西方媒体的记者对《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在中国的热销十分恼火和恐惧，《纽约时报》等大报想方设法封锁这本书的出版消息。美联社和NBC等更把该书视为洪水猛兽，极尽一切之能事对其进行彻底抵制。但该书还是以最快的速度流传到美国等地，从而形成巨大冲击波。
《纽约时报》驻京记者邰培德对书中讲述的关于他的事情暴跳如雷，痛骂“这是一本烂书”，并在多个场合对李希光进行人身攻击。
为了消除该书对美国产生的消极影响，邰培德还在《亚洲周刊》上散布谣言：“即使《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没有中国官方的背景，作者们应该也有领会官方的意图。”当李希光提出要与邰培德在美国最有影响的电视频道公开辩论时，邰培德却装聋作哑。
就在西方媒体对该书大加封杀的时候，美国的政治家和学者却以从未有过的冷静对该书进行了认真研究，开始了对美国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反思。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让我们同中国合作》，指出美国政府“在处理对中国的妖魔化方面却表现得很怯懦”。《华尔街日报》曾发表文章《另一个威胁正在逼近：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妖魔》，批评美国存在将中国妖魔化的倾向。文章称：“对中国妖魔化的活动眼下似乎正如火如荼。为了在冷战后的世界中物色一个能够替代原苏联的敌人，美国政治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试图让中国人充当这个角色。但是，现在不是冷战时期，今天的中国也不是昨天的苏联。”美国副总统戈尔批评了那种将中国看作是美国当前和未来敌人的观点。他说：“孤立和妖魔化中国是错误的。”
1997年3月9日，《华盛顿邮报》星期天版的“图书世界”副刊就《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发表了中国问题专家约翰·拜伦的3000多字的书评，指出：“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应该严肃对待。”
曾经与他人合作写作康生传记《龙的魔爪》而在西方汉学界出名的拜伦先生，于1997年夏天在《华盛顿邮报》读书版上就《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发表了一整版的书评。他在《体会言外之意》一文中写道：“显然，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远远超过毛泽东时代，不存在一致的亲美意见。这本书对美国的批评不是共产党的宣传品。”“书中的观点是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同胞感情的知识分子观点。《妖魔化中国的背后》通过对美国媒体和出版界的广泛分析，指出美国传媒对中国的介绍是片面的。这本书由于讲究写作风格，在美国赢得了一些高级外交政策顾问的赞赏。”
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处的一个官员在认真通读完了这本书后，给李希光打电话说：“这本书太有吸引力啦！这绝对不是一本反美的书，只有那些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才会攻击这本书是反美的书。”
这句话正印证了李希光当初策划和写作这部书的宗旨。就像他在该书香港版的序言中所说的：“我诚心地希望我的美国同行不要 错把我们这本书当成一本反美之作，这本书的真正目的是给那些每天处心积虑地妖魔化中国的少数美国记者脑袋上泼一盆冷水，让他们从狂热的妖魔化中国的病态中冷静下来。”
1998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级军官研讨班的23名军官进入了美国最高学府哈佛大学校园，他们将在这里参加为期两个星期的学习。这个交流项目是由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首先提出的，得到了中美两国国防部的支持。1个多月后，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斯丹雷·罗思在华盛顿美国企业学院关于对华政策的讲演中说，中美军队恢复接触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两国军官的这种互访将有助于两国军队互解妖魔化（de…demonizing）。
最能体现美国人对自身反思的行动是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的中国之行。在他访华之前，这位民主党激进分子的代表感到了美国媒体的好莱坞式的报道着实太过分，令他无法改变中美关系。所以他决定顶着巨大的压力到中国来，以化解令人尴尬的中美关系。他把他的中国之行称为一个“解妖魔化行动”。
显然，克林顿的访华是成功的，至少这位总统在北京停留的前后，美国媒体已悄悄开始较为客观地关注中国发生的一切。他们开始介绍中国人数日益增加的中产阶级、自由的生活方式、乡村的民主选举、知识分子的备受尊重，以及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克林顿总统访华的第二天，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组封面文章，总标题是《中国有多坏？》。李希光称“《中国有多坏？》这个命题是美国媒体的自我觉醒，是对美国国会、传媒和学术界某些人士长期以来把中国当成敌人来描绘的质疑”。这种理性的思考开始动摇了美国公民长期以来因受媒体蒙蔽而产生的对中国社会暗无天日的想像。
毫无疑问，在中美关系处于最低谷的时候，李希光和他的同仁们为沟通中美两国人民做了一件富有开拓意义的事。从此李希光的名字格外引人关注，中央高层有关部门找来他的全部著作反复研究，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都向他表示了敬意，在国人的眼中，他成了一个“英雄”式的人物，而作为一个学者，李希光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第四辑李希光 （4）
提倡“网络实名”，引发全面争论
李希光曾说，辩论就是交锋，没有交锋就没有思想交流。1998年，李希光在北京大学舌战美国CNN、《时代》《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轰动一时，1999年，他又在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舌战普林斯顿和德克萨斯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接着又在美国一家电视台舌战哈佛“中国通”费正清。无论是在什么场合的争辩，李希光都表现了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睿智和胸怀。
正因为李希光善于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锋芒毕露，他成了饱受争议的中国学者之一。
2002年4月29日，李希光接受了广州电视台《都市在线》栏目访谈，在谈及新闻改革时，他发表了如下一些观点：
“网络本身应该和传统媒体一样，受到严格的版权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网上任何人写东西要负法律责任。你不能因为是网上，你可以发匿名的东西，你就随便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这同样要承担名誉损害责任的。由于网上传播甚至可能比印刷媒体传播还要快，还要广，它造成的伤害，有时候是不可弥补的。因为大家上一个网页，可能这个网页一辈子就上一次，即使你在这个网页进行更正了，但是读者不可能再回来了。
“所以我就建议，我们国家的人大立法机构对网上的名誉侵害应该给以严惩。同时我建议人大应该立法禁止任何人匿名在网上发表东西，包括传统媒体，应该提倡用真名，不用笔名发表文章。这是全球化时代、身份认同时代，利用假名发表东西是对公众的不负责。”
李希光的这个谈话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应，没想到1年后，网上议论骤起，各种评说不绝于耳，李希光成了一块引人注目的靶子，最后演变成轰动一时的“李希光事件”。
大多数的批评朝着李希光的“软肋”而来——李希光倡导的网络“实名制”侵犯了人们说话、撰文和言论自由的权利。
有人认为，李希光“简直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实行“法律拿破仑主义”，患上了“立法依赖症”，受到了急于求成和天真心理的支配，过分相信法律的威力，因而常常以良好的意愿取代理性、细致和科学的分析。
有个网友这样说：“李先生在国内国际媒体交流方面是有一定 地位的，这个不可否认，比如CNN遇到一些大事的时候，首选的媒体方面的中国专家就是他，他会持自由派观点，但奇怪的是，他在国内的发言，却是那么反西方，那么莫名其妙。”
还有人这样质问李希光：就像现实中人们说话一样，那些喜欢在街头评论几句的，只能说明他对某一件事情的关心；但如果他还没说话，你就让他先说出自己的名字、工作单位、家庭住址，你觉得这个人会如何感受呢？
互联网上引发的激烈议论可能连李希光本人也没想到。作为一个新闻学教授，李希光多年来就十分关注新闻的真实性以及言论发表者的透明问题。他曾这样表达他对网络中“无序”状态的担扰：“网络是这样的，比如说，他的真名从来不暴露，是男是女不知道，中国人美国人也不知道，一个人还是100个人也不知道。我一个人光天化日地站在角斗场里，我是实名制的人。匿名的人呢？周围你看不见任何敌人，他们可以从各处向你发来暗箭。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国内有两种原因不署真名，一个是传统观念害怕受惩罚，另一个就是他知道自己正在编造谎言或者正在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我们讲新闻自由有一个原理：你有言论自由，但不能在看电影的时候喊失火，（这样）很多人会被踩死，是要制造社会恐慌和混乱的。”
应该说，这是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