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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过20世纪中国最后那场战争，看见过亲爱的战友被战火摧灭。3年的战争经历，使我对战争的意义和残酷性有了感性的认识。当时我祈望有一种替代这种残酷战争的新形式。传统的战争是以人和物作为战争对象的，计算战果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指标。能否设计一种文明的战争，把人和物排除在外？变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控制敌人、保护自己？这是我当时最朴素的感情，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很难想像战争先于人类消亡，我们只能面对现实，顺应它！我就是以这样批评的眼光，带着这些不可思议的问题，开始了对信息战的研究。”沈伟光后来在一篇文章中道出了当时“信息战”思想的发韧。
当时计算机在中国还是稀有之物，他能接触到的计算机也仅限于军部机要室里用于打字的那几台。但他似乎已经预感到计算机将成为未来战争必不可少的工具。于是“信息战”几个字开始在他的脑海中盘桓，由此他还联想到以下的相关语：信息边疆、信息宪兵、信息联盟、信息化军队、信息工厂……
部队班师回营，沈伟光成为了某军区司令员的专职秘书。他开始把零零碎碎有关“信息战”的理论进行梳理，形成了理论“胚胎”。
在沈伟光看来，“信息”这个名词，相对于时代来讲，是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相对应；就社会形态而言，又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相呼应；同时，它又是与物质、能量相提并论的人类必需的三大资源之一。只有从这个层次上去认识，才能揭示真正意义上的信息战。他当时提出的信息战的概念还是比较客观的：广义地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及社会一切领域对垒的军事集团抢占信息空间和争夺信息资源的战争，主要是指利用信息达成国家大战略目标的行动；狭义地是指武力战中交战双方在信息领域的对抗，夺取制信息权。
沈伟光在其理论体系中首先建立了一个“非暴力战争”的模型，大胆地把战争与暴力人为地剥离开来，而把武力战剥离出来的内容和信息战设计结合在一起，从而指出信息战作为一种最为“前卫”的新型作战模式，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在沈伟光这里，战争的目的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根本性改变。这时战争方式不但与暴力南辕北辙，而且更趋优雅和文明——“战争将主要不表现为攻城掠地，不在于流血，而是为了实现某种控制，寻求利益平衡点。在战略上主要是摧毁敌人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的意志；战役层次是打乱敌方的决策程序；战术层次才是打瘫敌人的力量体系。”
在这里，沈伟光所推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形态之梦得到了最大的释放。但他坚信这种别开生面的“信息战”看似不动声色，却体现了战争的本质，“把战争推到悬崖边，其危害比核武器还要大”。
1985年夏，沈伟光回杭州探亲，开始了《信息战》的写作，一年后，22万字的《信息战》已经完稿。该书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国际关系等角度，研究了信息战的形成、发展及其给全球带来的震荡与裂变，并且高层次地探索了信息战的战略等问题。
他雄心勃勃地把书稿寄给一家军队出版社，可在当时这种前卫的理论鲜少有识者，书稿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两年后，他向出版社要回了书稿，把书中的主要观点摘编成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寄给《解放军报》，《解放军报》以《信息战的崛起》为题，对沈伟光和他的理论作了简短的介绍。
199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识到杭州诗人龙彼德。龙彼德对沈伟光的这部奇书很感兴趣，于是他便把《信息战》手稿推荐给了浙江大学出版社编辑刘洁女士。这个以出版文化教育类为主的大学出版社以超人的智识决定破天荒出版这部近于“天方夜谭”的军事著作。
《信息战》的出版似乎是对沈伟光15年军旅生涯的总结和纪念，1991年8月，沈伟光脱下少校军服，转业来到浙江省委办公厅工作。当时不少人都认为，“信息战”只不过是沈伟光对未来战争的一种理想式发问，未必具有生命力或形成广泛共识，而离开了部队的沈伟光也将从此被遗忘。可就在人们用质疑的目光看待沈伟光的时候，中央高层和西方战略专家已经把目光瞄准了沈伟光。
傅全有把信息战理论“吹风”到中央军委
局外人或许并不知道，在美国兰德公司跟踪沈伟光“信息战”学术研究之前，被称为“军中小秀才”的沈伟光已经引起军队高级将领的关注。
1984年，担任陆军某军军长的傅全有率部参加了老山战斗，当时沈伟光已是军部的作战参谋。沈伟光曾在傅全有面前流露过对“信息战”的研究兴趣。虽然理论上极不成熟，但傅全有对沈伟光的研究精神给予了肯定。
傅全有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军人，曾任西北野战军副连长，参加过宜川、兰州等战役。1947年在延清战役中立一等功。建国后任连长、营参谋长。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营长。1981年在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对新军事理论很感兴趣。后来当沈伟光把全书写成了，傅全有特为《信息战》写了《注重战略研究》的序言，对信息战理论表示了支持。
1985年，傅全有被越级提拔为某军区司令员，沈伟光担任他的文职官。傅司令在戎马生涯中形成的雄才大略给了沈伟光极大的熏陶和鼓舞，就像沈伟光说的：“在傅司令手下工作，不知不觉地立足点高了，视野开阔了！”而这期间傅全有司令已把“信息战”理论“吹风”到中央军委，引起军委高层的密切关注。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战争中美军有3000台计算机与国内计算机联网，昼夜不停地分析情报，分析敌情，制定作战方案，各种战争需要的资料都通过计算机来分析和查找。多国部队在战争中实施了以信息武器打击对方信息系统为主的计划，使伊拉克几乎丧失了全部制信息权。这场战争突破了常规战争的传统模式，信息战在战场上大显神威，给世人带来巨大震撼。实践证明了沈伟光理论的生命力。这时堆放在出版社的仓库里的5000册《信息战》一夜之间热销起来，它也成了中央军委领导及各大军区将领的必读书。
1994年5月，沈伟光经组织推荐来到北京，担任国务院某部长的专职秘书。他的良师益友——解放军报高级编辑李炳彦大校常来看他，闲聊的话题多是中外军事理论的新动态。李炳彦希望他能重整旗鼓，尽管不在军营，但仍可把“信息战”的旗帜树起来！
随后沈伟光对“信息战”理论进行深化和补充，并开始致力于思维战等理想战争模式的研究。
1995年以后他又提出了“不是以地缘、海域、空间甚至太空来划分的，而是以信息作界碑的”信息边界的概念，对信息边疆的概念进行了完善，认为信息边界是战争形态演变与发展的结果。
他分析认为，人类战争大部分在边界爆发，战争的实质也是对边界线的重新划定。战争历史反复证明，每一次战争的演进，都包含新的作战空间的拓展；每一维战场的出现，都带来国家新一维边界的出现。继陆、海、空、天后的第五维战争——信息战的出现，必然把我们的视线引向新的战场形态和新的疆域形态，探讨新内涵的国家边界。信息边疆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侵占、迷惑、威慑、破坏等方面，以多种手段侵入对方占据的信息领域，掠取别人的信息为己用；以欺骗迷惑的手段阻止对手的渗透和侵犯；施放威慑的信息， 遏制对手的侵略；破坏对手的信息边疆，使之有隙可乘。未来，以信息为界的新边疆将替代现行的民族和地缘疆界。
沈伟光最常用的信息战例子是波黑战争。这场战争是冷战结束后所爆发的持续时间最长、规模仅次于海湾战争的一场令世人瞩目的局部战争，造成20万人死亡，200万人流离失所，波黑近一半基础设施被毁。为结束波黑战争，国际社会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都未能达成停火协议。最后促使他们走向谈判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成功地运用了信息战手段。波黑三方中塞族的势力最强，很多问题多是因为塞族而无法达成协议。后北约对塞族部队指控系统进行了成功打击，使之在穆、克军队中失去优势，才迫使塞族走向谈判桌。
另外在解决海地危机时，美国也成功地运用心理战术瓦解了海地军队的作战决心，保证了美军事行动的顺利完成。
在信息战的研究中，沈伟光还提出许多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设想，如信息联盟的构想，信息工厂、信息警察、数字化军队等，这些“近乎狂妄”的想法后来都在全球爆发的冲突中程度不同地得到了印证。
1995年11月7日，沈伟光的新作《当今世界军事革命的重心》，在《解放军报》“军事论坛”专版以整版篇幅发表。“编者按”中特别强调：“作者沈伟光同志是我国最早研究信息战的专家。他转业到地方，仍然关心军队建设，跟踪信息战研究，不断有新的发现。通读全文，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作者的学术水平，更可以体会到作者那种奋发拼搏的胸怀和精神，而后者正是我们今天学术界尤其值得提倡的。”
1997年6月，沈伟光27万字的《新战争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除了发布他对信息战研究的最新成果外，还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了信息社会、思维战、新战略等重大课题。新书上柜后，在各地持续热销，直到最近，有的地方还特地给人民出版社去电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