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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楚树龙看来，一方面，美国不仅在本国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还和日本一起搞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其针对目标至少包括了中国。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和日本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他们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不包括台湾。另一方面，美国近来加强了对台湾的军售，同时进一步增强了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特别是海军的部署，这些不能不引起中国的严重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分析指出：如果美国或日本在军事上保卫台湾，将会导致严重后果。什么是严重后果？中国被迫进行‘报复性核反击’就是严重后果之一。
在西方敏感人士眼中，楚树龙的这种解释似乎加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使用核武器的强硬态度。
国内的国际问题专家说，在媒体面前一向游刃有余的楚教授此番解读实在无懈可击，只是多年来他的名字对西方政治家和记者来说太熟悉和敏感了，因而往往引起“有心人”更多的“关照”。而美国一位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则毫不客气地说，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已经无数次干涉中国内政，此次借中国发表“国防白皮书”之际，再次干涉中国内政，这种“新干涉主义”的霸气，只能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破坏作用。应该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现在应该做的，只能是承认并改正错误。
第三辑楚树龙 （2）
美国情报部门总是输在他的手上
还是在楚树龙留美归国时，美国政界和学界就把这位崇拜毛泽东和华盛顿的“美国通”定为“对美强硬派”。尽管如此，美国的媒体还是特别青睐这位睿智而健谈的中国专家。
楚树龙是近年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最多的中国学者，《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世界报道》《远东经济评论》一直不忘把目光锁住他。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前4天，《华盛顿邮报》常务主编来中国采访，先在北京采访了楚树龙，后又飞到上海采访离京的江主席。后来这篇长篇采访稿在江主席访美时发表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楚树龙和江主席在同一采访稿中畅谈中美关系。
“只要天下有事了，媒体马上就会去找楚树龙”，在这些年可算是成了一种定式。“5·8”炸馆事件、“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朝核事件等等，一旦世界局势出现波动，楚树龙的电话就会被各路记者打爆。楚树龙自己也承认他和媒体是相互需要的。他希望他的思想能通过媒体对中外公众产生影响。
美国人把楚树龙定为“强硬派”是基于以下的一些事实：
1988年已成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人员的楚树龙，自费公派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由于楚树龙来自被美国人认为“绝对官方背景”的战略机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他一直都是美国情报部门关注的对象。美国情报人员常常找各种借口与他聊天，以期获得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信息。楚树龙学了好几年的国际关系学，早已有所警觉，自然不会透露国家机密，美国情报人员非常失望。
1989年，楚树龙的爱人姜月秋赴美陪读，一年后回国照顾幼小的女儿。由于“八九风波”的影响，中美关系陷入低潮，所以当姜月秋一年后再次申请赴美陪读时，美国大使馆拒绝签证。这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找到楚树龙，提出愿意协助他太太和女儿顺利来美，被楚树龙拒绝。楚树龙说，我宁愿我的太太和女儿不来美国，也不需要你帮忙，更不会与你们合作。
有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的3个人突然找到楚树龙，对他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已经在美国请求政治避难，现在在我们手里，他已把使馆的所有情况都说了，你能给予证实吗？你还知道什么？
楚树龙急中生智说，一个想寻找政治避难的人的话怎么能听呢？他想申请你的政治避难，他是有的也说没有的也说，真的也说假的也说的，你们怎么能全信呢？三人见从楚树龙嘴里套不出什么话来，便无可奈何地走了。后来楚树龙才知那个寻求政治避难的使馆官员是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参赞、《基辛格评传》的作者陈有为。此人后来成为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客座研究员、华府中国论坛社社长。
1989年，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的王若望跑到美国，为了讨好美国政府，在各种场合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共产党。有一次王若望窜到楚树龙就读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给师生做演讲。他在演讲中大肆渲染“文化大革命”中共产党对人民的迫害。他先举了丁玲受迫害的例子，又称共产党连一个6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当街用枪把她射死。不一而足。
这时坐在台下的楚树龙愤怒了。他立即举手发言，进行反驳。楚树龙说：“你讲的这些有多少是共产党有组织干的？你说到丁玲， 我在上大学时，丁玲给我们做过报告，她亲口说她所受的迫害从来就不是共产党的原因，也不是政策的原因，而是文艺界某些人嫁祸于她的结果。还有，你说一个6岁小女孩在大街上被打死，我就不相信是哪级党的组织去杀人的。你这样的讲话太不负责了。”
王若望气急败坏，用汉语结结巴巴地说，这个同学是受到了共产党的洗脑了，对共产党认识不清，这种认识是极其肤浅的。
楚树龙又举手请求发言。他说：你王若望号称是“民主斗士”，可你这样的方式实在太不民主。我作为一个学生，有可能对中国和世界有很多肤浅的看法，但我在美国已经三年了，对我的“肤浅的看法”，美国人从没有用“肤浅”这个词来形容，现在你因为别人与你有不同的东西就把别人说成是肤浅，你真是不懂什么叫民主，你应该好好学学民主。你简直不配站在这里讲话！
王若望被楚树龙批驳得哑口无言，只好像泄了气的皮球，匆匆结束讲演。
楚树龙1993年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又在美国工作了一年半。由于他在校时就常有关于国际政治的论文发表，所以美国学界开始对他密切关注。而美国新闻界也看好这个智慧、尖锐、不失幽默、具有东方独特魅力的政治学学者，与他的合作一直延续到今天。《华盛顿邮报》的一位多次采访过楚树龙的记者这样说：美国记者似乎可以在任何人面前耍聪明，但在楚面前将是一场遭遇战；楚是一位原则性极强、敏锐又熟谙斗争艺术的政治学者， 他是我们美国记者的爱和怕。
美国媒体的确对楚树龙既爱又怕。
1997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前夕，美国CBS广播公司的记者在北京采访楚树龙时，提出了一个尖刻的问题：江主席访美时，将要去威廉斯堡，那是林肯发表演说的地方，还要到费城这个自由中心去访问，这些都是美国民主最精华的地方，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去看美国民主、美国资本主义和西方最核心的东西，我们美国的观众应该怎么理解这样的事情？
楚树龙回答说：江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跟美国不一样，江主席在对待不同问题的态度上恰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及中国政府对待“不同”的东西的一种尊重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应该得到美国人的欣赏。因为这是一种对待不同的东西的正确态度。
这位CBS广播公司的记者听后不得不说：楚先生对美国记者的智慧的确是个挑战。
中美相互关系是“接触与防范”
美国人把楚树龙称为“强硬派”，可国内则有不少人把他当作“亲美派”。
关于楚树龙是不是亲美派，先说几个小故事，读者可以作一研判。
东北亚地区有一个非官方会议——“东北亚合作对话”，1993年由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召集，出席会议的有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朝鲜和韩国的外交部、国防部官员以及部分学者。楚树龙是该会议的人权小组主席。有一次美国一位很有权威的老教授斯克拉丁诺在会议上攻击中国人权，中国官员进行了反击。斯克拉丁诺气急败坏地说：你们中国总是要来指点别人、教训别人。楚树龙当即还击道：这才是你们意识形态的根子，是你们用人权来批评别国、干涉别的国家内政的根子。斯克拉丁诺从此以后再也不拿人权来攻击中国了。
1996年，在“中国威胁论”甚器尘上之时，楚树龙到纽约出席一个研讨会，一个美国官员发言时说，中国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使很多国家感到中国的威胁，美国也感觉到中国的不确定性。楚树龙马上请求发言。他说：先生们，现在我们能做什么？现在我能做什么？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看中国改革开放18年，事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增强的18年带来了中国同周边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关系的改善，而不是更加恶化，带来了中国与所有国家改善关系的愿望而不是敌意。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从中国过去的18年事实来看未来18年，至少不能肯定地说中国国力的继续增强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这不符合过去18年来中国崛起发展的事实。
……
楚树龙在多个场合，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尊严，自觉与美方交锋，并没有想到自己会与“亲美派”有什么关系。但国内有人把他称作“亲美派”至少有这么几条理由：
其一，楚树龙是一个“海归派”，有五年的美国生活经历，而且他是接受美国的资助攻读博士学位的，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