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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一组镜头：这位穿着东方服饰的怪诞神秘、瘦骨嶙峋的女主角，扭动着屁股围着一尊巨大的东方塑像舞蹈求爱，这尊塑像也似乎即将淫荡地拥抱起她；最后，舞蹈以她戴着面具、背对镜头、小心翼翼地脱下衣服而结束。据说这段舞蹈有一部分是由替身演员表演的。嘉宝的老板们用看上去和她相像的人替这位身价昂贵的大明星干了一些诸如对灯光等小活，同时还替嘉宝拍了一些她不愿拍的镜头。
第五部分：米高梅在全世界做了广告“嘉宝开口了”她为自己塑造了个角色（1）…（图）
“不，我没有在恋爱。不，我永远不会结婚。不，我绝不会停止拍片，拍片是我的生命。我很乐于离开纽约，纽约的人们很不礼貌。”这是1932年1月嘉宝前往洛杉矶途中在芝加哥拉萨勒大街车站被记者截住后说的。 克莱尔·布思·卢斯在《浮华社会》中写道：“她是那样敏感、自私和天真直率，甚至还很固执倔强，反复无常，完全像一个丝毫未受成人管束的任性的孩子。”嘉宝喜欢权势，并且也得到了权势，却不喜欢别人看到她，这就不好，因为这样就没有新闻了。 有声影片使大批美国和外国新闻记者涌入好莱坞，因为好莱坞现在已成为美国的海外影响力所在，在意识形态、衣着举止、生活方式等方面成为世界创导者。嘉宝任何最细致的动作，因其难能可贵，都会立即被加以传播，也会不可避免地被渲染夸大。 有一次，嘉宝由于照顾导演，破例违反了她那一成不变的下午5时整一定离开摄影棚的惯例，多工作了25分钟。此事马上通过电讯传遍全球，就如同某国君主宣布了一项大赦令一样。 嘉宝抱怨自己在银幕上的形象已被固定化，但是她却忘了自己在银幕下的形象也一样无情地被固定下来了。她为自己塑造了一个角色，而且注定要把这个角色扮演到生命的结束。 1932年嘉宝扮演了她迄此为止最受欢迎但也是最短的一个角色，即《大饭店》中芭蕾皇后格鲁辛丝卡娅。此时嘉宝虽对自己年华的流逝和艺术上的失利甚为惶恐，但当她和约翰·巴里摩尔扮演的绅士窃贼谈情说爱时，她暂时忘却了这种恐惧的心理。 这部群星荟萃、情节曲折的影片于1931年12月30日开拍，1932年2月19日结束，3月29日补拍完毕，4月12日首映。这部影片表明米高梅公司在这个时期的工作效率已达到惊人的程度。但是在这种效率的背后；却隐藏了有关嘉宝扮演这个角色所遇到的多方面的困难，例如片头的署名。这部影片有如一面明星展览橱窗，包括了许多第一流的明星，如琼·克劳馥、里昂纳尔·巴里摩尔和约翰·巴里摩尔、华莱士·皮雷和刘易斯·斯通等，嘉宝如何能根据合同条款单独署名呢？解决办法是她第一次在银幕上仅用“嘉宝”二字。哈里·艾丁顿于1932年2月13日专就此事给米高梅公司的法律负责人写了一份谨慎的备忘录：“我已和嘉宝小姐谈及此事，她回答说好。仅就她而论，片头排名可以这样处理，她对此无所谓。但是，我无法使她在你所指定的地方签字。她是没有理由不签字的，但是她却有一条既定理由，就是她从不签署文件。” 《大饭店》放映后立即取得极大成功，直至今日，仍是该公司严格控制、不准重新再拍的少数影片之一。尽管嘉宝在片中扮演的角色戏不多，断断续续的，并且琼·克劳馥将片中那个牺牲色相以求高升的速记员表演得也十分出色，但嘉宝仍然不失为影片的主宰。如果说克劳馥为影片提供了情节，嘉宝则使影片具有魔力。她在片中所扮演的正是她自己——是一位大明星。更有甚者，影片还取材于嘉宝的真实生活，使观众感到这是一部嘉宝自传，从而刺激并吸引他们。 嘉宝在影片中喃喃呻吟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感到这么的疲乏。”突然她倒在地上，蜷缩在那薄如蝉翼的芭蕾舞裙中，与其说像一只垂死的天鹅，不如说像一只正在晾晒羽毛的苍鹭。这些表演都是报刊上不断披露的、业经证实的痛苦的呜咽，“我愿意孑然一人”的写照。正如宝琳·凯尔所写的：“看来她似乎真是那样的疲倦与失望……如果你想要看看以往银幕上的魅力，以前大明星的模样，影片所体现出的恐怕是空前绝后的最好的范例了。”嘉宝在片中并未失去她在爱情场景中主动出击的特点。嘉宝在片中最精彩的表演是她对电话话筒所讲的那段独白，银幕上看不见巴里摩尔在电话的另一端。独自一人表演一场戏，可以使演员在个人意识方面得到最大的满足。 《瑞典女王》与其说是瑞典电影史上的一个章节，不如说是嘉宝神话的注解。这部影片的编剧苏尔卡·维尔托尔是嘉宝的挚友，把嘉宝所特有的内在情绪堂而皇之地公然加诸于瑞典女王的身上，这使人难免不认真地表示怀疑，是不是这部影片已把逊位的思想注入她的头脑之中。
第五部分：米高梅在全世界做了广告“嘉宝开口了”她为自己塑造了个角色（2）
这部影片固定了这位大明星的公开形象，使这种形象一直延续到她的有声片的结束，延续到她在《妮诺奇卡》中扮演的喜剧角色。 只有女人的思维方法才能使这个具有历史性的轶事带上智慧的因素。有些场景使当时只有28岁的嘉宝看上去不仅老成了许多，而且表现出无穷的智慧。例如，片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当一群乌合之众冲上皇宫楼梯指责女王不该有一个西班牙情夫时，她把他们在楼梯中途截住，让他们平息下来，对他们诉说了帝王的种种忧虑与苦衷。而当这些人一边喃喃表示歉意，一边悄悄地退下去时，她又讥讽地扬起一只眉毛，对他们居然能如此幼稚地轻信历史教科书上简单的事件而暗自好笑。威廉·丹尼尔斯一如既往在嘉宝的脸庞上施展了不可思议的灯光效果；他甚至发明了一长条毛玻璃。当瑞典女王的船永远驶离瑞典疆域时，嘉宝根据马摩里安的“什么也别想”的要求，表现出一副毫无表情的神色。镜头向前推移，丹尼尔斯把那条毛玻璃逐渐盖住那黑白过于分明的广角镜头，拍摄了嘉宝在该片中最后一个著名的特写镜头。 但是最伟大的精心制作的场景还应推卧室里的那一场戏。马摩里安以前曾搞过歌剧，具有舞蹈编导方面的知识，他买来一个节拍器，命令说：“跟着音乐行动。”他让嘉宝按节拍在卧室中行动，抚摸卧室中的每一件物品，似乎每一件物品都是伊甸园里幽会之处的纪念物。嘉宝把手当作探矿的魔杖探索爱情的源头，她抚摸四壁。然后，嘉宝又拥抱起那锥形的羊绒线轴，倒在床上，把面颊紧紧地贴在床单上，好像把它当成了情人的胸膛；然后她又像雪片般地漂越过宽大的床，把自己紧贴在床栏杆上，表现出当时好莱坞所敢于表现的一种近乎情欲高潮时的欢快。 就在这时，音乐停了下来，她呻吟道：“我曾想像过幸福，但幸福是没办法想像的。”她的演技曾如此使人倾倒，因为她能在表演欢乐的同时，也表现哀伤。当她说“此时此地，这一切都将永远活在我心里”时，既表现了希望保持这种欢乐的意愿，又表现了一种黯然的悲伤，使人感觉出，她在感受一种难以名状的欢乐时；便已准备承受某种损失与孤独了。 嘉宝像一贯的那样，对她自己在影片中的角色表示不满。她说自己“的确想表现得有点瑞典味儿……但是没有讲求艺术的余地，因为最重要的是他们所谓的票房价值”。但是，如果票房收入的确是最重要的，那么，制片公司一定很感失望，因为《瑞典女王》是嘉宝第一部票房收入大减的影片，尤其在美国。 嘉宝的下一部影片《彩色面纱》票房情况也不佳。被公司方面委任为制片人的塞尔兹尼克给公司打的一份电报称：“主要的问题在于嘉宝没有机会锦衣盛装，她穿的衣服十分糟糕。”这是一部感情淡漠的影片，人人都好像由于东方炎热的气候而精疲力竭。对嘉宝讲来，条件也是最为不利的，这种气候和她的天性格格不入。但是，使人记忆犹新的还是该片中她的头饰：尤其是她那不同凡响的、像把泥铲式的帽子和她以魔术师般的手法把一条毛巾轻而易举地在头上盘成个穆斯林式的头饰。 对于米高梅公司说，嘉宝从没有贬值过。尽管嘉宝的个人制片公司峡谷公司仅仅存在一年后就宣告关闭，但根据该公司拥有的一项合同，峡谷公司应从《瑞典女王》和《彩色面纱》两片中提取纯利润50％；然后每周从中拿出2000美元作为工资给嘉宝，合同长达5年，这样就把嘉宝的纳税义务设法匀开了。嘉宝在1934年10月23日又和米高梅公司签订了一个合同，这次只拍一部影片，酬金27。5万美元。 嘉宝在这个时期深受两个女友——梅尔赛戴斯·德·阿科斯塔和苏尔卡·维尔托尔的影响；这两个人都比较喜欢“大型、历史性、欧洲式”的影片。维尔托尔赞成重拍《安娜·卡列尼娜》。重拍的《安娜·卡列尼娜》严格推敲、精心制作仿19世纪70年代圣彼得堡的布景和服饰，嘉宝不同幅度的情感表现正是这部影片远远超逾其他的最优美的因素。当卡列宁勒令安娜滚出他们家，离开他们的儿子时，嘉宝只身走下宽大的楼梯；那消沉萎靡的身影反映了无形的社会舆论的压力，其沉重程度远非社交界妇女们滔滔不绝的轻蔑斥责声所能比拟的。嘉宝有能力轻松地饰演了一个真实可信的安娜·卡列尼娜，她深入角色到了“她就是安娜”的地步。 由于这一成就，人们不仅为嘉宝的美所陶醉，而且为发自她内心的悲剧力量而震撼。嘉宝是位正在被火焰吞噬的人物。嘉宝的声音抑扬顿挫，蕴含着感情，在一刹那间，爱变成了恨，倾慕变成了冷漠。嘉宝简洁而极其巧妙地展示了这种动摇性。 整部影片开头与结尾都由令人难忘的嘉宝面部特写镜头组成。开头是她的脸庞从火车头的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