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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的小说的结构，向来是很松懈的，所以美国的一位批评家约翰麦西JohnMacy说：“劳伦斯的小说，无论从哪一段，就是颠倒从后面谈起都可以的。”但这一本《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却不然，它的结构倒是前后呼应着的，很有层次，也很严整。
这一位美国的批评家，同时还说他的作风有点象维多利亚朝的哈代ThomasHardy与梅莱狄斯GeogeMeredith，这大约是指他的那一种宿命观和写的细致而说的，实际上我以为稍旧一点的福斯脱E。M。Forster及现在正在盛行的乔也斯JamesJoyce与赫胥黎AldousHuxley和劳伦斯，怕要成为对二十世纪的英国小说界影响最大的四位大金刚。
一九三四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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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心灵的隐秘》
本篇选的是英国小说家戴·赫·劳伦斯年轻时的恋人杰西·钱伯斯给她友人信件中的部分内容。戴·赫·劳伦斯是本世纪初英国文坛上一位颇有争议的作家。他的自传体小说《儿子与情人》中的女主人公爱米丽据文艺研究家所说是以杰西·钱伯斯为原型塑造的。杰西·钱伯斯与劳伦斯在青年时代曾保持了十多年的友情。此信真实地反映了杰西·钱伯斯与劳伦斯断绝来往前后的经历，读者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对劳伦斯这位有不平凡经历的作家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戴·赫·劳伦斯是个负枷之人。他的理论。他的哲学便是他所经历的痛苦之见证。我对他的一生和他的死思考得愈多，他的苦痛就愈发深深地触动着我的心。在此我并非指他所遭受的肉体上的痛苦。当然肉体痛苦乃是精神痛苦和挫折所造成的。那么，他为什么受挫折？为什么是个负枷之人？说起这话不禁使我想起他曾对我说过了一席话。在他母亲葬礼的前一天我同他散了一次步。散步时我责备他不该与X订婚。我说：“你不该把X（指Louie Burrows，劳与此人订婚后不久便解除婚约）拉进我们的关系中……”戴·赫·劳伦斯的回答让我瞠目。他说：“对我无法谈什么应该不应该。”如果能体味出他话中的含义，也一定能理解他身上的枷锁是什么了。他有他自己的思想准则；他是他自己的上帝——也是他自己的地狱。他存心这样（或许他不得不这样）。总之，他认为自己可以免受那些人类法则的束缚（我不是指传统道德方面），因此，他必然地把自己与人们隔开。我觉得劳伦斯超常的能力远不在于他解脱了某种责任感，而在于他有了一种更强大的更高的责任感，这一点时间将作证，那次散步结束时，我俩站在离存放他母亲遗体的房子不远的地方，他对我说：“杰，你知道我一直爱着妈妈。”
“我知道你一直爱她。”我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解释说，“我一直把她当作——当作——情人一样爱着，所以无法再爱你。”
接着他递给我他在他母亲死后写的三首诗，我觉得这起码可以部分他说明为什么他把自己放到常人的生活准则之外。他实际上被迫离开了普通人的生活范畴走进了可怕的自我主义的荒原。因而，他看待女人只看到动物性的一面——母性的。这就使他过着残酷的进退两难的生活，从而否定了他人性中最好的一面。其结果他的监狱成了两个自我不断厮杀的战场。
我还告诉你一件事。一天吃午饭时他第一次碰上了威克利夫人（Weeley，丈夫是诺丁汉大学法语教授。1912年威克利夫人认识劳伦斯后与其同居，1914年与威克利离婚后，即与劳结婚）。那天他是来我们农场喝茶的。茶毕，他在客厅里用绝望的口气对我说：“我们俩分离后的这些天我简直不是我自己了。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思考，也不再有以前那种感觉，甚至连诗也写不出来。”他就是这样的人！一个劳伦斯看事看物头脑清醒得不得了，另一个劳伦斯却像个倒霉鬼，一蹶不振。正像他常说的，他对此无能为力，然而他付出的是什么样的代价啊！
劳伦斯的苦难是他一生中无可否认的事实。我只是在他的《羽蛇》出版后才理解他那颗备受折磨的心。我于1913年给他写了最后一封信，打那以后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通信来往。我从没听说有关他的情况，连他的名字也无人在我面前提过。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生病，他给大卫（作者的丈夫）的信直到他死后数周大卫才给我看。在他死前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时常感到急切地向往他，而且老是盘算在我和他之间如何重新建立某种迫切需要的联系。似乎写信是不顶事的，得是别的方式，别的不同的方式。急切地想相聚的念头几乎时时萦绕着我的心。有一次，我心中突然觉得他在说：“我们还生活在一个星球上。”他还说了一些诸如此类的话。请相信那时我丝毫不知道劳伦斯已经病了。在他去世的那天早上他突然对我说：“你只记得我们之间的痛苦而不记得任何欢乐，对吗？”他的话听起来那么清晰，就好像站在我的房间里说的一样。听他那种责备口气我忙不迭向他保证我确实记得欢乐。等一会儿他用一种陌生而又含混不清的声音说：“那都是些什么样的欢乐呢？”
第二天一大早我正在家里干活，突然我感觉到他的存在。有一阵子简直就像我过去看到他的那个模样，脑后戴着顶小黑帽。他那短暂的出现让我惊喜若狂，我差不多确信不久我一定会见到他。记得我当时自语道：“现在我确信我们会相逢了。”
翌日，报上登了他逝世的消息。噩耗传来，给了我巨大的打击。可是在他逝世前夕，我刚才诉说的那种经历是那样真切，就像我此时手握着笔一样。我认为那种经历不是他们心理学上讲的自我暗示。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生病。我着实为他焦虑。我断定他的磨难是心灵上的。
尽管劳伦斯是个终生负枷之人，我相信他在生命最后一息到来时已经冲出自己的牢宠，变成了自由的英灵。他去世前写的诗说明了他寻到了通往自由和完善之路，因此他成功了。这种胜利并不是他作品中常描写的那种胜利。我始终相信他最终会找出症结。我也几乎一直相信当他获得了心灵深处的和谐后，他将会更强有力地从正面塑造他的生活。没有心灵深处的和谐，一个人只好在度一生。可惜待到劳伦斯弄清他的病症时他的活力业已消失。我对一个尘世上的人寄予了大多的希望。自我分裂的痛楚或许会让人付出终生的代价，而和谐和统一则是以后的事了。
这就是我眼里的劳伦斯。他对那些主张贵族政治的人和主张民主的人宏篇大论只是他生命旅途中一段无足轻重的插曲。在我看来，把这些宏论看作他灵魂深处某种状态的外在表现才有价值，否则只是一堆废话。
再者，有人问劳伦斯早年梦寐以求的黄金时代，他在青少年时代曾否领略过？如果说他的早年生活是不幸的，那是个极大的错误。在我的家里他的名字成了快乐的同义词——那是一种活生生的感染人的快乐。他把欢乐带给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他一来我们就乐得不可开交。谁家能有我们家那样快乐呢！劳伦斯的黄金时代约莫延续到19岁，也就是那种致命的自我分裂开始前。济慈是怎么说的来着？一个伟大的生命就像一则寓言，而他的作品就是这则寓言的通道。这种比喻与劳伦斯一生何其相似！你看尽管我还有其他的深厚的爱，但我对劳伦斯的感情从实质上没有变。他说过爱是不必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此话对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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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柳两位老人正在暗淡的灯下闲谈，因为此时虽是民国三十五年；苏州城外大半住户还未有电灯。在二十八年曾经因为沪宁公路通行，苏州的马路上屡次发现汽车的踪迹，后经吴门人士一体反对，报上也曾有过一次剧烈的辩论，才把汽车禁绝了。柳先生饭后无事，过来找朱先生攀谈，在这暗淡的灯光之下，看得最清楚的就是朱先生一支旱烟，下垂着 —个烟袋，一卷烟云缭绕而上。
“早晨在我的箱筐里翻出一部旧稿。”朱先生指红木桌上的一部黄纸的书稿说：“看来倒还有趣，但这是不预备发表的。”
“怎么不发表？”
“一则还有末段两章未译，一段译得不甚满意。起初我也想发表，拿给一家旧书局看，书局不要。过了半年，书局忽然来信要了，我迟疑莫决起来，主张不发表。我想一本书如同和人说话一样，也得可与言而与之言，才不致于失言：劳伦斯的话是对成年人讲的，它不大容易懂，给末成熟的社会读了反而不得其旨……。”
“报上也常听见劳伦斯名字，大概说他诲淫罢了。”
“自然，日报上哪里有什么别的东西可谈；就是谈，人家也不懂。现代孤劳自赏的作者，除非不做书，或做趋时的书，就得被人拖到十宇街头示众，顶好还是可以利用做香水肥皂的广告。这是德莫克拉西的恩赐。大家都识字了，日报逢迎读者，读者就是大众。唯一的读物，日报管住日报，除了奸淫杀掠以外，还有什么可谈呢？只有卖便药式的文章及广告，才能把得住读者。你告诉读者科学的理论，他们要听吗？现在的作社论，专宗教，讲文学，都是取法于卖便药的广告。文人，教士，政治，都跟江湖卖膏药的庸医差不多。文字以耸人观听为主，你说这便药是椰粉加香料做的，吃了病也好，不吃病也好，还有人肯买你的药吗？我颇不愿使劳伦斯沦为走江湖卖膏药的文学，所以也不愿发表了。”
“那么，劳伦斯与中国的金瓶梅何别呢？”
“其间只有毫发之差罢了。庸医，良医不都戴眼镜，都会按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