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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她说，“我还不会那么考虑。不管他们是否存在，他们就在那儿，他们存在与否并不取决于我。但是我只知道，要指望我去认识他们，是不可能的，谁都不能因为他碰巧来了，就期望我去认识他。在我眼中，他们跟没有一样。”
“没错儿，”他回答。
“是吗？”她又问。
“正是。”他重复道。短暂的沉默。
“可是只要他们在那儿，我就感到厌烦。”她说，“我的女婿们都来了，”她有点自言自语地说，“现在劳拉也结婚了，又多了一个女婿。可我至今连谁是约翰谁是詹姆斯都分不清。他们走过来叫我妈妈，我知道他们会说什么，‘妈妈，你身体好吗？’我真想说，‘从任何意义上讲我都不是你们的妈妈。’但又有什么办法，他们就在那儿。我有我自己的孩子，我还是能分辨出谁是我自己的孩子，哪个是别人的孩子。”
“是这样的。”伯基说。
她有些诧异地看着他，好像早忘了自己是在跟谁说话。忽然不知道讲什么好了。
她有些茫然地环顾了一下房间。伯基不知道她在找什么、想什么。很显然，她注意到了她的几个儿子。
“我的孩子们都在吗？”她突然问。
他笑了笑，有些吃惊，可能还有些害怕。
“除了杰拉德，其余几个我都不认识。”他回答说。
“杰拉德”，她大声说，“他是他们当中最不像话的一个，你大概没想到，对吗？”
“是的。”伯基说。
这位母亲目光有些呆滞地盯着她大儿子看了半天。
“唉。”她发出一声令人费解的短叹，带着一股挖苦的味道。这令伯基感到害怕，他似乎不敢去领悟其中的含义。克瑞奇太太好像突然忘了他，走开了。但马上她又折身回来了。
“我希望他能有个朋友”她说，“他从来就没有朋友。”
伯基低头看了看她那蓝色的双眼，他看不透它们。“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近乎粗鲁无礼地轻声自语道。
就在此时，克瑞奇家的一个女儿走了过来。
“把帽子摘掉吧，咱们就要坐下用餐了，亲爱的妈妈。”她挽起母亲的胳膊，拉着她走了。伯基随后跟他身边的一位男士聊起来。
午宴的铃声响了。男人们抬起头来看看，但都没有移动脚步。屋子里的女人们似乎觉得铃声和她们毫无关系。五分钟过去了，老男仆克罗特焦急地来到门口，求助似地看着杰拉德。杰拉德从书架上顺手拿起一个大螺号，旁若无人地大声吹了起来。刺耳的尖响震慑人心。这一招儿可真灵，这种声音似乎有很大的魔力，大家都像听到信号似的动作起来，一下子拥向了餐厅。
杰拉德等了一会儿，想让他的妹妹来做女主人，他知道母亲对此是不屑一顾的。但他的妹妹却只顾自己挤到了座位上。因此，这位年轻人只好自个儿指挥着客人们入席了。
开始上餐前小吃了，饭厅里安静了下来。这时，响起了一个十三四岁长发披肩的小姑娘从容镇静的声音：
“杰拉德，你吹那该死的螺号招呼客人，可把父亲给忘了。”
“是吗？”他回答，然后冲大家说，“父亲躺下休息了，他身体有点不舒服。”
“他到底怎么了？”一个已婚的女儿问道，她的眼睛却在盯着那块高耸在桌子中央，插满假花的结婚大蛋糕。
“他没什么，就是有些累了。”威妮弗雷德——刚才那个长发披肩的小姑娘说道。
两姐妹肖特兰兹（2）
酒杯里斟满了酒，大家都兴致勃勃地交谈起来。在桌子的最远端，头发卷曲松散的母亲坐在那里，伯基坐在她旁边，她不时地俯身向前，用尖利的目光盯住某个人的脸，不时低声问伯基：
“那个年青人是谁？”
“我不知道。”伯基慎重地回答。
“我以前见过他吗？”她问。
“我想没有。我也没见过。”他回答说。然后她满意了。她疲倦地闭上眼睛，脸上流露出安详的神情，就像一个憩息中的皇后。随后她醒过来了，脸上泛着笑容，一时间就像是一个愉快的女主人。她很优雅地屈身，好似对每个人都表示欢迎。可是阴影突然又回到了她的脸上，那是一种阴郁、鹰一样的表情，她好像一头陷入了困境中的野兽，眉毛下露出凶光，斜视着人们，似乎对他们仇恨之极。
“妈妈”，黛安娜，一个比威妮弗雷德稍微年长的漂亮姑娘对她说，“我可以喝点酒，是吗？”
“是的，你可以喝。”母亲木然地回答说，她对这种事并不介意。
于是，黛安娜就示意仆人给她斟酒。
“杰拉德不许阻止我喝酒。”她平静对在坐的人们说。
“好吧，黛”。哥哥和蔼地说。黛安娜喝着酒，挑战般地扫了哥哥一眼。
这家人之间都是无拘无束，有着一种奇怪的自由。这与其说是自由，不如说是对权威的反抗。而杰拉德之所以在家中有点支配权，并不是因为他又怎样特殊的地位，而是凭着个人的感召力。他说话的语气很特别，既亲切又威严，能把比他小的弟妹们震住。
此时，赫曼尼正在和新郎讨论着民族问题。
“不，”她说，“我认为提倡爱国是一种错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像一家生意人和另一家进行竞争一样。”
“怎么能这么说呢？”杰拉德接过话，他很热衷和别人争论。“你怎么能把种族和商业团体相提并论呢？而且，民族和种族相关，我认为，民族的意思就是种族。”
一阵缄默。杰拉德和赫曼尼之间总有一种奇怪又不失礼节的敌意。
“你认为种族和民族相同吗？”她若有所思地问道，面带木然和踌躇。
伯基感觉她是在等着他发表意见，于是他恭顺地开口道：
“我认为杰拉德说得对，种族是民族的重要成分，至少在欧洲是这样。”
赫曼尼又沉默了片刻，似乎是要让这条论断冷却一下。随后，她又盛气凌人地说道：
“是的，就算是这样，那么呼吁爱国主义难道是人们本能的一种要求吗？确切地说，它其实就是一种想占有财产的本能要求。这就是一种商业的本能要求。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主义的含义吗？”
“也许吧。”伯基说，他感到这场争论不合时宜。
可杰拉德却斗志昂扬。
“一个种族可能有着商业性的一面，”他说，“事实上，它必然要有商业性。它就像一个大家庭，你必须要准备粮食。而要获得粮食，你就必须和别的家庭、别的国家进行竞争。我不知道人们不这么做会有什么其他法子。”
赫曼尼又不说话了，露出一副霸道、冷漠的神态。随后她说：“不，我认为挑起敌对和竞争精神是不对的，这会造成仇恨并与日俱增。”
“可是总不能彻底消除竞争精神吧。”杰拉德说，“这是刺激生产和进步所必不可少的。”
“不”，赫曼尼悠然地说，“我认为人们可以废除它。”
“我必须说，”伯基发话了，“我也讨厌竞争精神。”赫曼尼正在吃一片面包，听伯基这样说，她忙把面包从牙齿间拿出来，动作缓慢而可笑。她转向伯基：
“你的确讨厌它，的确。”她亲切而感激地说道。
“是讨厌。”他重申。
“是的。”她放心又满意地自语道。
“但是，”杰拉德坚持道，“你不会允许一个人夺走他邻居所赖以生存的东西，那么为什么又愿意让一个国家抢走另一个国家的生计呢？”
赫曼尼嘴里咕咕哝哝了好一阵子，然后才满不在乎地说：
“但这并不是一个财产问题，对吧，这不是一个商品的问题吧？”
两姐妹肖特兰兹（3）
杰拉德对她的说法感到非常气愤，因为她在暗示他的说法是粗俗的实利主义。
“当然是，或多或少都是这样！”他反驳说，“如果我从一个人头上抢走他的帽子，那么这顶帽子就成了他的自由的象征。当他同我争夺帽子，那么他就是为了他的自由而拼搏。”
赫曼尼有点不知所措了。
“是的，”她恼羞成怒，“但是用假想的例子来争论并不能真正地说明问题。并不会有人来把我头上的帽子抢走，是吧？”
“那是因为法律阻止了他。”杰拉德说。
“不只是法律。”伯基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会想要我的帽子。”
“那只是想法上的问题。”杰拉德说。
“也许只是帽子的问题。”新郎笑着说。
“如果他真想要我这样一个帽子。”伯基说，“那么，这就需要我来作出就决定了，我要考虑怎么做对我的损失更大，争夺帽子还是做一个自由自在、淡然处之的人。如果我为了帽子被迫做出搏斗，那么我就失去了自由。重要的是哪一个对我更有价值。”
“是的，”赫曼尼奇怪地望着伯基说，“对。”
“可是，你会让别人从你的头上摘下帽子吗？”新娘问赫曼尼。
这个身高体直的女人缓慢地把脸转了过去，好像这位新发言者的问题根本无关痛痒。
“不会，”她用一种低沉的声音回答，似乎还藏有暗笑，“不，我不会让任何人从头上把帽子摘掉。”
“你怎么阻止他们呢？”杰拉德问。
“我不太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