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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我这里来一趟吧。”
周剑非放下电话就过去了，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他自然没有要车也没有叫秘书跟上，只告诉他自己的行踪，说了句：“我到赵书记那里去。”便走了。
赵一浩正坐在写字台前提笔批阅文件，见周剑非来了便放下笔示意他坐在对面的沙发上，接过周剑非手中的电话记录反复看了两遍，把它还给周剑非，说了一句：
“好嘛，欢迎他们来。”
周剑非看出来了，书记表现得很镇静，可谓不露声色，但是作为熟悉赵一浩的他，隐隐地感到书记有心事。
他一时之间不知说什么才好，便挥挥手中的电话记录：
“这几个人你熟悉？”
赵一浩淡淡地说：
“不熟悉，但知道。”
他于是将三个人的身份和经历简要地告诉了周剑非。三个人的高身份深资历使周剑非又一次感到这次的考察不同寻常。他觉得有必要将自己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告诉书记，好让他心中有数。昨天晚上从钱林家回来后他便慎重考虑过了，一种知遇之恩和朋友之情的潜意识使他作出向赵一浩通报的决策，不管后果如何。于是便从昨天晚上到钱林处通报情况说起，谈到了钱林反映的谣言种种以及自己听到的一些传闻。他发现赵一浩在认真地听，虽然不动声色却隐隐地显出内心的激动。这种内心的激动只有善于观察并熟知对方如周剑非者，才能体察得出来。他想说点安慰的话，但还没想好却听到赵一浩说话了，表情依旧是淡淡的。他说：
“自己生的儿子自己最清楚，别人要怎么歪曲、造谣，让他们去说吧，别管它；也无法管呀。”
是呀，歪曲事实，随心所欲地造谣，对一些人来说似乎成了天赋的权利，想造什么谣就造什么谣。各种各样的谣言也可以自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框子里去，让你奈何不得！
周剑非正想着这类事纳闷，赵一浩又说：
“老周，我倒是在考虑一件事，中组部的考察组来了，你这个组织部长却又走了，这样好吗？”
原来周剑非在常委会上提出，三江考察组对市长人选碰到了难题：包括考察组本身看法不一致难以形成统一意见。因此，他想自己去一趟三江，赵一浩当即便同意了。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故而提了这一问题。
周剑非接到电话通知后，脑子里也想过这件事，但他想有赵一浩在就好办，让吴泽康他们做好接待服务就行了。于是说：
“我想问题不大吧，反正有你在，具体工作有吴泽康他们来做，我去抓紧时间办完要办的事就回来。”
赵一浩说：
“我倒有一个想法，你在家我去三江。他们来了想找什么人谈就安排什么人同他们谈，不要打半点折扣。你们只服务不参与，当然人家也不会让你们参与的。如果他们要找我谈，就说我的意思，把我放在最后一个。还可以告诉他们，我早已决定要下去的，这次趁三江有班子调整就顺便去三江了。”
周剑非冲口而出说：
“这样恐怕不妥吧？”
他直觉地感到书记的这种举措有些异常。从理论上来讲中组部的考察组由省委组织部对口接待是合常规的，但从实际来看就不是那样了。按贯例中组部来了个一般的领导干部，省委书记都要接见的，而且还要“共进晚餐”什么的，何况如此高的规格哩！
赵一浩淡淡一笑，说：
“没有什么不好的，这样也许对他们的考察更方便一些，反正如果要找我谈我最后回来谈就是了。”
他说到这里干脆又加上一句：
“人家是来考察省委班子的，理所当然我是被考察的第一对象，老是在人家周围转来转去的于什么？你自然也是被考察的对象，不过职责所在躲不开哪。我建议你也不必一天到晚跟着他们，从飞机场接来安顿好住处，商量一个日程，然后派一个处长当联络员住在招待所听调遣就行了。你哩，该干什么干什么，只是不要离开省城，随叫随到就行。”
周剑非全明白了，赵一浩是有意回避，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其心情可以理解。而且可以说这是一种高明的举措，比围着考察组转高明多了。但他还是为赵一浩担心，这样做会不会使考察组产生误解？于是他建议：
“是不是等他们来了见个面再下去更好一些？”
赵一浩毫不犹豫地说：
“见了面也许就走不成了，再说三江那边也不能耽误呀。”
周剑非不再说什么，他知道赵一浩的脾气，决定了的事没有特殊情况是决不会改变的。他于是便和赵一浩商量操作方案。赵一浩提出叫吴泽康同他一起去，他去三江是全面考察，对班子问题只听听汇报，和市委、市人大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出头露面的事让吴泽康去办。他自己则要到三江市辖的几个县跑跑，看看今年的经济情况。
周剑非不好再说什么，赵一浩说：
“那就这么办，我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就走，吴泽康你去通知，要叫他们带足所需的材料。我们经常保持联系吧。”
“我每天和你电话联系一次，”周剑非说着站起身来和赵一浩握手，“那就这样吧，我回去布置。”
他们的手握得很紧，体现了一种理解、信任和默契。
第二天一早，赵一借一行动身去三江。按他的习惯乘的是一台十二座面包车，除赵一浩自己之外，还有组织部的吴泽康、省委副秘书长薛以明、秘书、警卫及办公厅的两个处长，一台面包年也就可称满载了。
吴泽康是第一次陪省委书记出差，摸不清脾性，不便多说话只把眼光朝向窗外以观山景。办公厅的几个人都是经常同赵一浩道下乡下厂的，知道他的喜怒好恶，车子出了省城便天南地北地谈开了，赵一浩自己也很快加入进来，车内的空气顿时便活跃起来。
在这种场合大家都知道不便谈政治上的事，一般也不宜谈日常工作上的事。于是便天南地北摆故事说笑话。省委副秘书长薛以明是广东人但普通话说得很好，基本上没有什么广东味了。车内的话题东转西转忽然转到了广东人说普通话，赵一浩带头说了一个笑话：六四年他们那个大学的毕业班下湖北参加“四清”。班上有一个广东同学，他对生产队长说天要下雨了，你们的稻草赶快收一收。说出来的却是：天要下汝哪，你们的倒桥要赶快修一修。弄得生产队长莫名其妙，说：张同志，我们那座桥没有倒呀，我刚从桥上过来的。这位同学比手划脚地解释，越说越说不清楚，后来他去了才当了这位广东人的翻译。一阵笑声过后，薛以明自己接过话头一连说了几个广东人说普通话的笑话，引来满车轰然大笑。其中一个是：广东人到北方一个中等城市当了市长，开大会作报告，他说郊区一定要管好，否则城里的坏人都跑到那里去了。他说出来的却是：娇妻一定要管好，否则坏人都跑到那里去了。那天他作的是整顿治安的报告，大家正在为“娇妻”发问发笑，却又听见他说：办案子要先女后男！会场又是一阵轰动，弄了大半天才弄清楚了，市长说的是办案子要先易后难，把那“易”的音说成“女”的音了。
就这样一路春风满车欢笑，从省城到三江的一百多公里路程很快便过去了。全车的人没有一个会想到或者看出省委书记有什么心事。
以卫亦前为首的“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在市委招待所恭候赵一浩一行。下午，照例由市委、市政府向省委书记汇报全面情况，主要是经济工作情况。晚上他想先听听两个考察组长的意见，但专门为上级领导安装的红机响了。是周剑非打来的。赵一浩接过电话后双眉紧锁，但不露声色地对等候一旁的吴泽康说：“情况有变化，快去通知市委和考察组的同志到楼下开会。”
大家走进会客室发现省委书记已经坐在里面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每个人都在注意观察，但他们都没能从赵一浩的表情上得到要领。出现在眼前的赵一浩表情平静，刚才省里打过来的电话似乎并没有引起他的情绪有任何波动。
大家各自找位子坐下，纳闷地或好奇地等待着赵一浩发布爆炸性的新闻，没有特殊事，怎么会这样呢？
赵一浩“发布新闻”了，但语气平淡、话语简单，只有短短的几句话：
“省里打来电话，有件事要我回去处理一下，我明天一早就走。其余的同志继续留下，按分工各行其事。”
在坐的人都觉得纳闷却又不好打听，只好连声表态，语言不同意思一样：一定按书记的吩咐办。
第二天一早市委派一部刚接来不久的皇冠车送赵一浩返省城，除了秘书和警卫员随行之外，其余都属于“各行其事”者留下了。
话分两头：赵一浩一行离开省城的当天下午，周剑非带上秘书、省委管行政的副秘书长、接待处长等人到飞机场接中组部考察组。谁知飞机晚点两个多小时。当那架装有四个发动机的依尔十八终于在机场徐徐降落时，黄昏的帷幕已经在地平线上展开。
三位老年人领着十多个中青年干部走下飞机，一位自称是中组部的年轻人急步上前依次向周剑非介绍：
“这位是张老，这位是刘老，这位是李老，这位是中组部宋局长。”他将三者加一局长介绍之后，其余的人就没有再介绍。介绍多了也记不住，反正以后会慢慢认识的。
周剑非只说了一句话：
“请同志们上车吧。”
将客人送到招待所安排周全回家吃过晚饭之后，周剑非领着组织部一位副处长，携带本省厅级以上干部花名册去和考察组商定日程。去一位副处长当联络员这是贯例，主要任务是通知前来谈话的省、厅级干部及其他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