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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七年，福建巡抚奏请台湾就地铸钱。部颁钱模，文曰“康熙通宝”，阴画“台”字以为别。当是时，天下殷富，各省多即山铸钱，唯台钱略小，每贯不及六斤，故不行于内地。商旅得钱，必降价易银归。铸日多而钱日贱，银一两至值钱三四千，而给兵饷者，定例银七钱三，兵民皆弗便。市上贸易，每生事。总兵殷化行屡请停铸，当事者不从。及调镇襄阳，入觐，力言台钱之害。旨下福建督抚议奏。三十一年，始停铸焉。
乾隆四年，省中以台湾钱贵殊常，从前通用小钱，每三文仅值内地制钱二文，而番银一两，前易小钱一千五百文，近只八百余文，兵民交困。议将收存黄铜器皿八万余斤，先于省城开铸万贯，尽数运往，以充搭放班兵月饷，至福建鼓铸之处，另行筹议。翌年，巡抚王士任奏请采买滇铜二十万斤，照鼓铸青钱之例，添办白铅、黑铅、点锡，合为四十万斤，在省开铸，阴画满文“宝福”二字，先后计铸四万八千余贯，以时运至台湾，流衍市上。而海舶自天津、宁波运入者，岁率数十万贯，每银一圆易钱二千。物价亦平，米一斗二百，肉一斤四十。生计丰裕，兵革不生，闽、粤之氓先后而至，拓地远及两鄙，其后乃稍凌夷焉。物盛而衰，固其所也。
咸丰三年，林恭之变，攻围郡治，塘报时绝，藩饷不至，而府库存元宝数十万两，滞重不易行。乃为权宜之策，召匠鼓铸，为银三种：曰“寿星”，曰“花篮”，曰“剑秤”，各就其形以名，重六钱八分，银面有文如其重，又有“府库”二字，所以别洋银也。是为台湾自铸之银。又销旧炮铸钱，文曰“咸丰通宝”，有值千、值百、值十三种。发资军饷，略得支持，事后乃少用焉。
第四部分度支志（4）
八年，许开台湾为互市。自是西人岁至，设关征税，百货厘金次第举办，入款渐多。然关税归福州将军监督，统并南、厦两口奏销，而厘金初亦不过数万元而已。当是时，各国贸易，各以其银，唯香港银为盛，重七钱二分，次为墨西哥银，亦重七钱二分，流衍遍及内地，反夺元宝之利。
同治元年，彰化戴潮春起事，北路俱乱。兵备道洪毓琛驻郡筹防，协款未至，请兵请饷，日不暇给，乃向德记洋行借款十五万两，约以关税抵还，不足，又行钞票。台湾之借外债始于此。十三年，牡丹之役，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视师台湾，及平，开山抚番。折疆增吏，经费浩繁，奏请台湾关税、厘金等尽数截留，以充防务。然犹虑不足，并请以闽海关四成洋税，拨付二十万两，每年凑足八十万两，拨交台湾，以资经画。奉旨允准。盖以台湾孤立海上，为东南七省藩篱，列强环视，争思染指，固不得如前之闭关自守也。夫欲防外侮，必张内力，欲张内力，必筹财政。筑炮台，练防军，固为抵御之具，而兴农造士，移民殖边，以大启利源，尤为富强之基。故葆桢之汲汲于善后，则其逐逐于创始也。
初，台湾征收杂税，分为水陆两饷，岁入不过五千余两，而名目琐碎，影射牵连，输于官者十，取于民者百，猾胥土豪，夤缘为利。光绪三年，巡抚丁日昌奏请豁免，台人颂焉。
法人之役，兵备道刘璈治军台南，分全台为五路，驻兵二万，月需饷银十二三万两，加以采办军器，购用轮船，添造营垒，岁共需银二百万两。是时道库存款百万两，府库亦五十余万两。全台正供之外，关税、厘金、盐课、阿片岁收约八十六七万两，欲为一年军费，已苦不足，而福建协济又未能照数解至。璈以防务紧急，措置为难，禀请督抚，饬善后局豫筹，按月指拨，或奏请江西、湖北两省，以关税、盐课月拨十万两，以协台饷，亦为保卫海疆之计。不从。已而法军来伐，南北封口。诏以“基隆要地，不容法兵久据，台湾银米尚未缺乏，且多富户豪民，尤应切实激励。如绅民中有能纠义逐法者，朝廷破格施恩，不惜爵赏。刘铭传向有谋略，着即随机应变，迅速筹办。捐饷者从优给奖，总期兵民合一，以纾廑系”。防务大臣刘铭传即定捐借两法，饬璈办之。璈以台湾军饷先以十个月计之，需银二百万两。全台各县，彰化最广，殷户较多，应派四十万两。淡水、嘉义次之，各三十万。凤山、台湾、新竹、宜兰又次之，各二十万。澎湖地瘠，恒春新建，均免派。南北两郡郊商各十万，分为十月匀缴。凡家资万两者，以五厘计，应捐五百两。由地方官先供印票，俟奉部章，由官给予实收，从优奖叙。而借者以一分计，应一千两，亦由官给予印单，定以一年归还。逾期不归，逐月加息五厘，俟款到后，本息核还。其家资不及一万两者，暂免捐借。捐借之单为三连票，编列号数，由道盖印，转发府县加印，以一联给与银户，其一存县，一则送府，汇报备查。台属连年丰稔，米谷甚多，现在封港，贷银两滞，捐借之款，应准八成缴银，二成缴米。缴米之法，以上白米为率，糙米照加一成，按该属时价折银，各就近防米铺具票缴纳。官中发饷，搭放二成，由营自向米铺支取。是为台湾筹办内债之法。璈以捐借之款，拟行钞票，即以派办殷绅，开办银号，印订三联票式，自行编号，先盖图章，送县加印。左右票根，一存县案，一存本号，以便核对，而中票行用。银票分为一圆、五圆，钱票以五百文为率，各县征解正供、盐课、税厘均准缴纳，民间亦一律通行。如某户捐借者，至期乏银缴纳，许以田房印契胎押，悉照契面借与五成，月息六厘，多至一分二厘，三年取赎。凡银号家资十万以上者，准发钞票五万，资愈多票亦愈多。如家资不及十万，及由非官指名出示者，不得开设。银号票银如逢短促，准向道、府、县三库暂借接济。初借归清，始许续借，出入皆行息五厘。至民间通行银票，出入均照各省行规，禀县示遵。是为台湾行用钞票之法。先是，内阁学士陈宝琛奏陈持久之策，有议借民债一条。总理衙门议驳，奉旨通饬，故不得行。其时淡水林维源先捐二十万两，各属绅富亦慷慨报效，故防务之中，兵饷得以无缺。
军事稍敉，铭传任福建巡抚，奏陈设防、练兵、清赋、抚番四事，及建省议成。十二年四月，复与福建总督杨昌浚奏陈改设事宜，略谓：“台湾为南洋七省藩篱，整顿海防，百废俱举，加以改设行省，经费浩繁，如澎湖一岛办防，需银八十万两，业经先后奏请，饬部指拨。此外办防、制械、设电、添官、分治、招垦、抚番，在在均关紧要。至建立省城衙署坛庙各项工程，虽不妨稍缓，然既已分省，亦不能不次第举办。台地防营除裁撤外，尚存三十五营，分布沿海二千余里，势难再减。臣等悉心筹划，拟由闽海关本年照旧协银二十万两。经臣铭传咨请署福州将军古尼音布，嗣后由厦关径拨解台。其闽省各库局，无论如何为难，每年按限协银二十四万两，陆续筹解。并请旨饬下粤海、江海、浙海、九江、江汉五关，每年协银三十六万两，共成八十万两，以五年为度。统计闽省及闽海关所协四十四万两，合之台地岁入百万两，专为防军月饷之需。其五关每岁各协七万余两，尚属轻而易举，而台事稍得藉手，庶不致尽托空言。仍求朝廷宽以时日，容臣铭传分别缓急轻重，次第举办。现已奏明清理田赋，并随地随事，力求整饬，变私为公。如三五年后，能照部议，以台地自有之财，供台地之用，即当奏请停止协款。一切改设事宜，清单内有未核裁者，容臣等续行奏咨办理。”当是时，全台入款岁只一百十余万两，而地丁、税饷、供粟、余租、官庄、叛产、耗羡共有十八万六千六百六十六两有奇。台湾土田甲天下，而供赋如此之少，则以清廷有永不加赋之谕，新垦田园多未征租，而各地官业又多中饱，未能涓滴归公也。铭传深知其弊，故整理财政，则以清赋为始，隐匿者揭报，开垦者升科。于是课额增为五十一万一千九百六十九两余，随征补水秤余十二万八千二百四十六两，加以官庄租额三万三千六百五十七两，共征六十七万四千四百六十八两，较旧溢有四十九万一千五百零二两，除补水秤余以充各项津贴，岁实增收三十六万三千三百四十九两，而后可以经营新政也。
第四部分度支志（5）
初建省之时，奏设布政使下置布库大使一名，兼理台湾征收地丁税饷等款。吏部议准。以各属征收及营兵粮饷，统归布政使，案照福建旧制，核明详办，内地布政使无庸会奏。乃设支应、善后两局于台北，由布政使管之。而海关事务，照浙江之例，亦归巡抚就近监督。十三年，奏准每三个月造报一次。台湾财政至是稍平，而铭传乃得展布矣。筑铁路，购轮船，辟商场，通邮传，设学堂，行保甲，制军器，筹边防，劝农桑，振工艺，凡百新政，次第举行。又以外币纷入，制钱日亡，乡曲细民，每以小钱之故，攘臂相争，怒起械斗，杀人罢市，层见叠闻。有司虽岁时示禁，数月而弛，圜法之乱，莫此为甚。乃议筹自铸，饬通商局办之。十六年，向德国购入机器，设官银局于台北，以候补知府督办。先铸副币，面画龙文，重七分二厘，岁铸数十万圆，南北各通用焉。
十七年春三月，邵友濂任巡抚，新政皆罢，而台湾之生机一挫矣。当是时，海关洋税岁入五十余万两，洋药厘金二十万两，百货厘金七万余两，茶厘十三万余两，盐课十二万余两，脑磺余利四万余两，兼以正供官庄三十六万余两，计为一百四十二万余两。而福建协饷四十四万两，至是停止，于是出款不敷三十余万两。使得竭力整顿，足以弥缝。而友濂乃自畏多事，甘心保守，其足以阻台湾之进步者大矣。是年，友濂奏请于藩库地粮项下，除额支外，岁拨台防经费二十万两，倘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