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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吧。”彭冰说。
“那算是吧，”我说，“可我之所以当上处长纯属是赶鸭子上架，明确说吧，是因为一个项目的需要，就是我们学校要建科技园的项目，这个项目学校需要我跑腿，但是我跑腿没有个相应的行政职务不行，不好工作。所以学校就给了我个处长当当。可能是其它处没有位置安排不下了吧，就把我安排到学工处来。学工处处长本来应该是你当的，但为了照顾我而让你受委屈了。好在我只当了三个月，项目落实了，我也要出国了，该是你的最终还是你的。我很为你高兴，真的。”
“那我呢？”彭冰说，“我和你有什么不一样，你并没有说。”
“你廉洁、勤政，”我说，“你坚持原则，忠于职守，思想进步，工作认真，作风正派，而这些品质，我没有，你有。”
“还有吗？”
“还有，”我说，我笑了笑，“就是你是女的，我是男的。”
彭冰忍不住笑了，笑得很舒心、甜蜜，这真是难得一见的笑容，在我不当处长以后。她的脸洋溢着舒服和满足，像一个不容易有高潮的女人获得了高潮。
“好了，”我说，“我现在正式把工作和位子移交给你。”我说着站了起来，离开办公桌。
“彰处长，”彭冰说，“不急，等你出国后，我再搬过来。”
“我已经不是处长了，”我说，我走到她面前，她站了起来。我把学校配给处长的手机给她，像一个退役的军官交出武器一样。她接过手机，也接过我的手，握住。
“我已经把处长递给你了，你也接了。我不管了。再见。”我说。
“再见，”彭冰说。她慢慢收手，像手里真有宝贵东西似的小心慎重。她的眼睛露出性情的光，像从雪域高原产生的火花，小巧而圣洁。这是一个洁身自好的女人，我想，严谨得像一个蛋，分明得也像一个蛋，黄是黄，白是白。在鱼龙混杂或卵石无间的高校，她能始终保持一份清醒，不被打破，很不容易。她和所有从政的人一样，都想升官，但她升官的目的是想证明自己的上进，是想更大限度地奉献自己，她就是这么纯粹，真的。她１９７７年毕业留校，是本校自己培养的干部，就像近亲生育的婴儿。她曾经出类拔萃，受母校的器重。１９７９年自卫反击战，她组织十名女大学生亲赴前线，慰问将士。她们站在硝烟未散的阵地上，为将士唱歌、朗诵，生动的身影和声音，像女神一样，让舍生忘死的指战员们情绪亢奋、顶礼膜拜。她们的举动得到全国媒体的称赞，被誉为“拥军十姐妹”。她们的名誉为东西大学添了光彩，一度成为学校引以为豪的“教学成果”，那时候还没有“品牌”这个词。那十姐妹中后来有六个人嫁给了军人，彭冰是其中之一。但是后来有五个人离了婚，彭冰是惟一没有离婚的一个。她的丈夫当时是个连长，据说身上有十处伤口和两枚奖章。她是在他养伤的时候嫁给他的。她的丈夫养好伤后回到部队，依然是连级干部。他之所以没有提拔是因为当时部队提干已强调知识化，像地方一样。她的丈夫没有文凭，而她的学历也只是大专，还是工农兵学员。于是这名母校自己培养的干部，就像畸形儿一样被冷落和歧视。她４０岁才当上副处长，一当就是八年，现在总算把“副”字去掉了。如果我不出国，她这个处长不知要熬到什么时候才能当上。她应该算是幸运的，因为她丈夫比她还惨，十年前转业到学校的食堂，现在连科长都不是。
“再见，彭大姐。”我亲切地对这个比我大十岁的女人说。
第二部分这纸文书更像是利刃
这个今天来找我的女人举止正经、措辞严密，因为她是个律师。
她带来了我的妻子曹英与我离婚的通知，并出示了曹英给律师的委托书以及她单方面拟好的离婚协议。
委托书
兹委托中国宁阳市莫愁律师事务所莫笑苹律师全权代理本人与彰文联离婚事宜。
委托人曹英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０
离婚协议
曹英、彰文联因感情不和有意离婚，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财产分割
１． 双方在婚姻期间的国内财产，归男方所有。国外财产归女方所有。
２． 双方婚姻期间的国外借贷由女方偿还。国内如有欠款由男方偿还。女方出国时缴纳的回原单位服务信用金（３００００元人民币），如退还，归男方所有。
二、赡养
１． 子女赡养（无）。
２． 双方父母的赡养，离婚后各自负责。
三、其他
双方约定，离婚后各自有再婚的权利和自由，决不互相干涉。
本协议双方签名有效。
女方：曹英（签名） 男方：
２００３．６．２０伦敦
两份文书像两张薄饼，在我手里捏着。它们非常滚烫，尽管从遥远的英国发出，经历了数万里路的风凉，却依然热度未减。它们能让我怒火中烧。不是吗？我忍受了三年和曹英分居的痛苦，为了出国和她团聚，我还蒙受了屈辱，做了我不该做的事。我牺牲自尊和人格，甚至出卖自己的学生，换来了学校出国的准许。眼看着拿到出国的签证，正择日启程，妻子的离婚通知却突如其来，像晴天的霹雳。这纸文书更像是利刃，要将我和曹英的婚姻关系一刀两断。可我是爱她的呀！并且也忠于她，至少在性方面我宁可手淫都不和爱我的女性上床。可曹英爱我吗？忠于我吗？她能做到不和勾引她的男人上床吗？那些如狼似虎的外国佬，以及同她一起出去把爱人留在国内的那几个如饥似渴的中国男人，他们能放过美丽而懦弱的彰文联的妻子吗？
答案就在我的手里，一份离婚协议说明了一切。
“拿笔来，”我对曹英的律师说，见她愣着，我又说：“有笔吗？”
曹英的律师掏出笔，递给我，说：“你不是不可以考虑。”
我说：“对一个失去了妻子情爱的丈夫来说，还需要考虑吗？”
“我的意思是，”曹英的律师说，“在利益方面，你有需要增加或删减的地方，可以提出来，进一步协商。”
我笑了笑，看了曹英的律师一眼，在协议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离婚协议又回到曹英的律师手上，她像对待证据一样看护着它，把它收好，因为那上面已经有了我的签字。就是说协议产生了效力，它改变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关系，或宣示了一桩婚姻的死亡。
“那么，现在我们走吧，”曹英的律师说，她把茶杯往茶几中央推了推，“如果你方便的话。”
我懵懂地看着曹英的律师。
“有了协议，可以去办正式的离婚手续了呀！”曹英的律师说。
我恍然醒悟，拍了一下自己脑袋，“哦，是的。”
“当然，你情绪不好，我们约个时间再去。”
“我情绪不好吗？”我说，“眼看妇女解放、新生、独立、自由，我情绪能不好吗？我又不是地主恶霸。”
曹英的律师一笑，可能是因为她觉得我幽默。这是今天她到我家后露出的第一个笑容。“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去。离婚证能早些办也好，今天是星期五。”
“我和你？去离婚？”我看着不是我妻子的女人说。
“当然，我是你妻子的律师。她不在，我可以代理。”
“那么，你去办就是了。我可不可以不去？”
“除非你也请一个律师。”
一个小时后，我坐在了曹英的律师车上。我不得不和她去办离婚手续，因为我没有律师。我不需要律师，就像一个注定终审也将维持原判的人，不想破费一样。纵使我花再多的钱，我的婚姻也无法挽救，因为我和曹英的问题不是钱能解决的。她现在不是因为穷才不爱我，就像当年她不因为我没钱就不爱我一样。想当年我拮据得只能抽九毛钱一包的“钟山”烟，因为我工资的一半都援助了读书的弟弟，但曹英的爱却使我感觉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和富有的人。而现在我抽烟的规格已经提高到了十五块钱一包的“５５５”，偶尔还能抽上三四十块钱一包的“玉溪”、“中华”，我的生活质量蒸蒸日上，但婚姻却走向了坟墓。我现在正朝坟墓驶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再有一个小时，我和曹英的婚姻将彻底地被埋葬。即或婚姻存续，我还是曹英的丈夫，曹英还是我的妻子，爱情死去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曹英的律师开着车，进城穿街游刃自如，想必已有不短的车龄。她的年纪也不过三十出头，就成了价值超过二十万的汽车的车主。如果这样的女车主貌美风骚，那是势在必得。可这位女子算不上美，只能说不难看而已。相貌平平的女人比比皆是，拥有香车的能有几个？而我身边的这位女人竟能出类拔萃，这是为什么？
“看来，律师真是个好职业。”我说。
“此话怎讲？”她歪了一下头说。
“因为，”我说，“多少当事人的辛酸，乃至血汗，都凝聚或寄托在你们律师身上呀！”
“这话说的，我怎么觉得特别阴毒呀？好像我们律师是资本家剥削者似的。”
“有为弱者或无助者亲自开车和竭诚帮助的资本家剥削者么？”
“没有。”
“那律师怎么会是资本家剥削者呢？”
她又歪过头来，看了看我，说：“你真应该去当律师。”
“为什么？”
“因为你会狡辩。”
“我的这一才能是我妻子教会的，她也是一名律师。”
“再过一会，她就不是你的妻子了。”
“我知道。”
我摁了摁腿上的信封，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