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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类邂逅还带有距离圈定的广义的朦胧，咖啡馆里时刻发生着的种种才是生活常态细致人微的甘苦零距离地品咂与体验。被眼下中国定位于小资、时尚的咖啡馆在巴黎却是最本真最俗常的一个所在。没有咖啡馆，巴黎的意象似乎都沉沦了。这些街角的星罗棋布之中，纵然不乏奇遇与神交，却有着俗世的浑浊人类的体温与生命本能休戚相关。
谁都逃不了，即便无意寻找浪漫者如我。
那时，刚到法国，像一粒微尘抛在异度空间，没了桨，也找不到航标，在茫茫人海中近乎枯竭地喘息。有一天，我整下午都坐在如今已记不得名的那家咖啡馆里发呆，抓不住的阳光在浅淡的暮色里渐渐消遁。有法国女人从隔了桌子的另一头走过来，顶了一头炸开的猩红色鬈发。她在对过坐下，就那么微笑地看着我，她说，您看起来很忧郁，需要帮助，是吗？我点头，又摇头。我想说我为生计发愁，需要一份工作，然而丢弃了母语，我竟连自己的双重困境都无以表达。她读懂了我的表情，把我冰凉的手攥在温热的握中：我的建议是先学法语，再找工作。她掏出笔和小纸片，刷刷写了一行地址电话递给我，如果愿意试试，来找我，我叫莫尼卡。说着，按了按我肩头，起身走了。就那么几分钟的邂逅，像是一个梦，让我突然就攀到了接纳的岸。第二天，按图索骥找到了莫尼卡和她执教的语言班。四个月一期的全日制语言班设在第七大学，就学期间政府某机构还发给不低的生活费。先是学生，后来成为朋友。知道她是“封疆大臣”——将军的女儿，却一直热衷于移民融入，抵制种族歧视，大学毕业后还去非洲呆了好几年，教那里的黑孩子识字学文化。她对我的启蒙不仅仅限于法文的ABC，更是关爱与怜悯的人道主义情怀。
另一次，是饮了咖啡将要离去的时候，一位不年轻的男人多少有点唐突地拦住我，面容清癯睿智，不像拈花惹柳之徒。他礼貌地对我说，对不起小姐，愿意接受我的邀请看电影吗？作为电影发祥地的巴黎不同于中国或其他城市，电影院从来不是谈情说爱之处，巴黎人看电影更像参加一种人生仪式。但为什么是我？老男人反问，看中国电影，您难道不是最佳选择？我心境大好，与他并肩走进了横街的电影院，恍若一对老熟人。记得那次放的是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那男人在我邻座看得津津有味，我们从头至尾没说一句话。影厅里观众满满的，却也是鸦雀无声。散场后，我们在影院门口告别，他握住我的手，情绪似乎仍在巩俐、张国荣的悲欢里，喁喁地说，谢谢您陪我看了最好的电影……他的背影很快在人群与市声里消失，让我不由生出几分怅然。事实上，银幕下观众之间是无法交流的，那么他特意请了我来，找的就是陪衬的一份中国背景与中国感觉？
再后来，我在失业局门口被一辆奥迪的倒车镜磕了一下，歉意的车主猜出我需要什么便给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其实不算工作，不过一周几个下午陪伴他年迈的父亲散步，仿佛只是付我薪酬的一个理由而已。父亲是位经历过二战却面目慈善的老兵，我叫他贝嗄先生，阿尔萨斯人，退休前是德文翻译。他宽厚待人，一肚子沧桑故事，我像女儿伴了他整整三年，直到他去世。他是年过九旬看着电视无疾无痛溘然长逝的，我相信那是上帝对一个好人的赐福。葬礼上，才知他竟是犹太人，纳粹杀戮时隐名换姓才劫后余生，曾经的苦难都被善良的宽恕紧紧包裹起来。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在缅怀的同时，依然庆幸那个把我带给他的车祸。磕了一下巴的血，换来的却是难得的人生际遇。
我的一位中国友人说得好，因了不期而遇，世界变小了，巴黎变大了。
他住在左岸拉丁区以前萨特住过的那栋老房子里，房租很贵，却津津乐道。楼下那个名叫“勒·波拿巴”的咖啡馆就是杜拉斯生前总来饮酒喝咖啡的地方。萨特却是情愿多走几步，去附近的“花神”，“双偶”则是他约人聊天的沙龙，每每从窗口探出头，见文友已在咖啡座上端坐，就噔噔走下楼。“双偶”的雕塑是两个瘦小的中国人，标志这家老牌咖啡馆与东方有着历史上的渊源。几乎是每天，都有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人，虔诚地走进这些咖啡馆，坐在那些老派文人坐过的咖啡座上，呼吸他们留下的气息，感觉他们深邃的人生了悟。怀旧不再是臆想的奇遇神交的片段，咖啡浓香里成就的是思想的薪火传承。
我与我的先生也在“双偶”相逢。但我们都已不是寻找思想和浪漫的年纪。我一袭风衣，他一件夹克，是孤独偶然把我们牵引到这个永远都是熙熙攘攘的热闹中来。或许是我的中国气质契合了双偶的某种暗示，他从邻桌换到我对面，半杯啤酒晃出了白沫。他对我娓娓讲叙萨特和波伏娃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我却有一大半听不懂，时不时就要愚笨地去翻字典找他话里的法文词。他也不烦，照样兴致勃勃。我有些感动，便去看他的脸，他抽烟斗的姿势是长者的风度，神情里却有近乎率真的了无芥蒂。细看时，那双眼睛竟有几分像了我故去的母亲。心不由地颤动，觉得冥冥中的某种命定正翩然降临。于是就有了后来一而再再而三的相约，有了厮守偕伴的一段异国姻缘。婚姻与爱说到底是两回事，婚姻需要理由，爱则不需要。
我们没有理由，是因为邂逅本身没有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