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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区的西总布胡同，实施一次抄家的活动。我们中年龄最大的刚满十四周岁，小的还只有十三岁，在今天尚属于“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的范畴。但我们绝没有需要被谁保护的任何概念，反而洋溢着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保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护伟大领袖毛主席、保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的红色江山的冲动。
所谓抄家，和今天对贪官污吏家产的查封、对刑事犯罪分子窝点的搜查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今天需要搜查证，有时还需要有公安和武警的武装协助，而在1966年则无需任何手续，只要被我们这些“红卫兵”认为是阶级敌人的家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破门而人，武装协助的是我们自己的拳头和皮带。
抄家行动是当时“破四旧”的组成部分。所谓“四旧”，乃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思想是也，由于并没有人对“四旧”定出严格的标准，因而对“四旧”的评判完全由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来定夺，譬如不准女性烫头发、男人留背头，譬如制止女性穿裙子、男人穿瘦腿裤，譬如长安街改名为东方红大道、东交民巷改名为反帝路，譬如敲下颐和园佛香阁上的小佛头、砸碎前门大街上全聚德的金字招牌，都是“破四旧”的内容，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非议，实际上，当时的大多数人是给予相当支持的，而且这种支持具有很大的真诚成分。
关于红卫兵的诞生及其背景，已经有相当多的文章记述和研讨，尽管离客观、真实还有一段距离，但因不是本文的主题，因而不加详述，反正在1966年8月初的时候，红卫兵在社会上的活动已经合法化，当然，这完全是伟人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所起的作用，在这封信中他老人家表示对红卫兵坚决支持并告之“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们这些因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派出工作组而备受迫害的“革命小将”一旦获得了毛泽东的认同，立刻有了“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感觉，高呼着“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带着每一代人必有的青春冲动、破坏欲望以及对旧秩序的本能反抗，来到了社会上。
其实红卫兵最早干涉社会不是一些文章中指责的抄家，而是打击小流氓，这本应该是维护社会治安的好事，但其出发点跟今天的“严打”可能是两回事，因而这些打击小流氓的红卫兵们在1967年以后也有不少成为了在公共场所“拍婆子”、“碴架”、在光天化日下聚众闹事的小流氓，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对此略有反映，作家王朔在里面还出演了一个“拍婆子”、“碴架”的小头目，尽管由于太痞而不那么像。
我所在的人大附中曾经以一举抓获在海淀区声名显赫的流氓集团头目“四龙一风”中的“凤”而名噪一时。现在细想起来，这个“凤”不过十七八岁，略有姿色，大概就是和“龙”们睡睡觉，绝没有吸毒、抢劫、拐卖妇女、欺行霸市、开发廊当鸡头之类的勾当，但被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抓到后，一阵拳打脚踢，不知命中了哪个要害部位，便呜呼哀哉，尸体被扔在教学楼的楼梯下。当天夜里，还有一个父亲是挺有名的将军的高三男学生因着对异性的好奇，前去“研究”了一下她的身体构造，结果被当场擒住，若非他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子女，肯定也会被当成小流氓给处理了。
据说这个“风”是北京市的红卫兵在“大破四旧”中被打死的第一人，从此，几乎每天都有红卫兵手下的冤鬼被拉到八宝山去火化，至于有多少人在震惊世界的“红八月”中被打死，尚没有人进行统计，恐怕这也是个不太容易干的事，据当时八宝山火葬场的工人披露，最多时，一天有两卡车尸体拉进来。
文化大革命初期抄家的原始动机大概有两个，一是要收缴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国民党特务等家庭里藏有的“变天账”、武器、反动文件，二是要剥夺这些人家里以往从劳动人民手里剥削走的不义之财。这时候，被誉为“副统帅”和“接班人”的林彪的那个“文化大革命就是革过去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的说法我们还没有听到，所以除了对老师、校长发威之外，我们这些红卫兵文化的批判和武力的批判的主要矛头还是对准传统上的阶级敌人，也就是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简称“封资修”。
学校坐落在海淀区，我们却要跑到东城区去抄家，是有着我们的想法的。老北京城有着东富西贵、南贱北贫的说法，就是说东城区住的资本家多，西城区住的贵族多，南城住的是天桥耍把式的，北城住的大都是各种工匠。贱和贫的地方自然不需要抄家，而西城的王府、驸马府在1949年以后不少都改换了身份，成了部长府、司令府，在1966年的8月这里还不是冲击对象，甚至这些深宅大院里的少爷小姐们很多还是红卫兵的头目，后来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还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专门对付那些不知好歹、要去革“新贵”们的命的平民红卫兵。所以，到东城区去抄资本家的家当然成为了我们这些所谓干部子弟红卫兵的首选。另外，我们有个数学老师的家就在东城，她在我们看来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臭小姐，刚刚大学毕业就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无非是因为她的爹是个资本家，在公私合营时国家以二十万元作价，收买了他的企业，于是她家就有了每个月五百元左右的定息吃。而在六十年代，毛泽东的月薪不过四百六十元，五元钱就可以雇一个保姆，一个小学生全年的学杂费是十元钱，家庭月平均收入超过八元就不再享受国家的补贴了，五百元足以让一个家庭不知怎样才能把钱花出去。看着这个数学老师的富裕和奢侈我们就有气，因而想先把她家给抄了。
不过，有比我们行动迅速的红卫兵先下手为强了，我们又不想白跑一趟，找那个胡同的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一打听，说有一家比那个数学老师家还阔气的资本家就住在这个胡同里，而且老头子当过国民党的大官。我们一听，立刻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二话没说，就冲向那个人家。
这是—一座两进的大四合院，有着高台阶、大红门、小石狮、厚影壁，正房加厢房加头进院的南房，起码有二十多间。说实话，在我十四岁的生涯中，这是第一次进入到由一家人住的这么大的宅子，心中不由得愤愤不平地骂道：“真他妈是资产阶级！”几年后当我又进到一个部长级的干部家的宅子，看着那三进院和四十多间雕梁画栋、青砖灰瓦的房子时，由于已经阅读过了当时和《血统论》齐名的文章《论财产再分配》和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也就没那么多愤慨和不平了。
也许是预感，或者是听到了传言，甚至是认命，我们冲进这家大宅门之后，并没有看到不满的脸色，更没有听到委屈的声音，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和一个保养得很好的老太太像迎接当年的解放军进北京城一样把我们这些满脸稚气而又凶神恶煞的红卫兵迎接了进去，而且在花坛边的石桌上摆上了热乎乎的茶水。我们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资产阶级放出了糖衣炮弹。
不过，想击中我们这些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红卫兵小将决非容易的事，我们当即朗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然后，迅速解下了腰间的皮带，二话不说，照着那老头子就抡了过去。
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肤色很白的老头子一下子就摔倒在地，而且呜呜地哭了起来，而那个老太太则扑通跪了下去，连连磕头。这时有一个女孩子兴冲冲地跑了出来，手里举着一张国民党政府颁发的委任状，上面的官职是天津法院院长。我们顿时欣喜若狂，纷纷议论着：“法院院长是个大官，肯定有枪！”“说不定还有潜伏特务的名单。”“咱们要立大功了。”“抄这家算是抄对了！”
于是，我们开始了对老两口的刑讯逼供。刑是皮带、拳头、巴掌、木棍及脚伺候，讯是横眉立目、义正辞严及歇斯底里、破口大骂，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反动官僚交代出埋藏起来的武器弹药和反革命材料。不论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每个人都必须动口还要动手，否则就是对阶级敌人心慈手软，就是革命立场不坚定，就是妄称革命后代，就是红卫兵的败类！
那老两口苦苦哀求，指天发誓绝没有什么武器隐藏起来，更没有什么反革命材料，老头子还给我们上起课来，说是当时法官从来不佩带武器，他们最严厉的武器就是法律条款，他们的护身符就是黑袍子。当然，他的这种解释只能获得一阵更为狂暴的痛打，直至两眼一翻，昏了过去。
我们认定这老两口是坚持反动立场，死不改悔，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便把他们扔在太阳下面，让八月的烈日烤晒他们的肉体和灵魂，我们则从居民委员会借来铁镐和铁锨，在屋里屋外砸墙刨地，寻找我们认为必定存在的那些东西——枪支弹药、变天账、潜伏特务名单。这一类东西被搜寻出来的消息在当时的北京几乎每天都会传来，给我们这些红卫兵带来的冲动和现在什么地方出土了珍贵文物所产生的轰动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番如同下乡拔麦子的重体力劳动过后，除了一堆碎石烂瓦和泥土外，真正的收获就是一沓沓的人民币现金和一串串金银首饰。这家人看来不是土财主，不会把值钱的东西装到腌咸菜的坛子里埋后院或厕所粪坑底下。从当时�